“背景简介”这篇论文形成于1986年夏秋，正值老父亲患脑溢血、手术后偏瘫失语，不得不在一家位置偏远，卫生、医疗、生活条件极差的康复医院住院。我一边倒班陪床昼夜照顾父亲，一边构思写作，不仅十分劳累辛苦，而且创作环境极为恶劣。这篇论文就是趴在一张凹凸不平的旧床铺上完成的。
回顾创作动机，大体有两个：①中国经济研究领域曾在很长时期被左倾教条主义把持和控制，表现之恶、影响之深、破坏之大，罄竹难书。即使在“拨乱反正”以后，许多旧账仍然没能被清算。所以，迫切需要系统地创作有深度的分析文章。②1983年在高校讲授政治经济学之际，发现教材中依然笼罩着左倾教条主义阴影，同经济改革实践和人民大众意愿多有隔膜。那些指定教材，同学们反感、懒得听，我更不愿讲，只好“边讲边批”。因而，当时亟待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突破禁锢、砸碎枷锁、大胆创新。经过2～3年的思考，终于写出了这篇棱角十足、观点鲜明、文笔辛辣的文字。文章发表后，引起不小的反响。当时在经济学界较有影响的《经济学文摘》很快予以摘登，随后又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1987年中青年优秀论文奖。但此文中经济学说史的功力毕竟还不够强，一吐为快的目的固然达到了，而缺乏深度的遗憾也留了下来。无论如何，直到今天，文中所分析点评过的某些现象依然程度不同地存在，故其现实意义并未丧失。
在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曾有过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演变为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现象。由于自身的固有缺陷和局限，更由于资本主义各种矛盾和冲突的不断加深，原来包含科学成分，敢于正视社会矛盾的资产阶级古典学派，逐渐被千方百计掩饰这些矛盾的庸俗经济学所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曾对此多有著述，并且指出：对于背弃科学精神的庸俗经济学来说，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
其实，不仅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任何一种经济理论，一旦丧失探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和诚实态度，出于某种既定的原则结论，掩饰矛盾，回避现实，杜撰和传播与事实不符甚至格格不入的观念，都会导致裁剪经济生活、曲解经济现象的庸俗化倾向。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也不例外。
随着社会主义从理论学说变为客观现实，特别是面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最初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其继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也有可能产生庸俗化、神秘化倾向，尽管这种庸俗化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在表现形式上有很大区别。如果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庸俗化的主要特征是从原有的基础上“向右转”，即通过公开抛弃原有理论中的科学成分走向庸俗化，例如从价值的劳动决定论走向主观(心理)决定论，那么，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庸俗化的主要特征则是从原有的基础上“向左转”，即通过把有待继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原有结论封闭起来的左倾教条主义作法，走向庸俗化。这种以左倾教条主义为特征的政治经济学，其庸俗表现可大体归结为相互联系的六个方面：
第一，把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理想化、简单化，用不切实际的主观愿望代替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愿意或不敢于触及各种经济现象，尽量回避直至尽力掩饰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各种矛盾。在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是片面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尽善尽美”、“就是好”之类的政治说教，混同、取代甚至禁止科学的经济理论分析，只许报喜，不准报忧，甚至把真正有损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经济现象当作优越性来大加赞扬。诸如，把产品长期匮乏，经济紧缺、供不应求说成是根除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新生事物”；把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说成是消灭了贫富差别；把以低效益、低收入为代价的高积累说成是体现社会主义长远利益；把闭关锁国说成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用产品高度集中的统一分配、统一调拨向人们证明商品经济“正在消亡”；把自然经济当作通向共产主义的捷径。这是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庸俗化为粉饰太平、超越实际的“空想之学”。
第二，不是根据本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而是拘泥于其创始人的一般原理，奉若神明、生搬硬套、牵强附会、削足适履，随意曲解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在这方面较为典型的是主张社会主义的自然经济论、产品经济论和生产关系决定论。这是舍本逐末，抛弃马克思主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创造性解决问题的精神实质，把本应在活生生的实践中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庸俗化为形同教义、沉闷僵死的“考证之学”。
第三，不顾经济学应有的逻辑联系和表达方式，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肤浅对比和反衬，来代替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机制和规律性的科学探讨，不加分析地否定资本主义条件下现存的一切，肯定社会主义条件下现存的一切。在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千人一面”、很少特点和生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是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庸俗化为杂乱无章的“比附之学”。
第四，观点强行一律，教材实行统编，对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全盘否定，现国内学者的独到之处为异端邪说，一概批判和排斥，致使国内学者对国外经济理论发展的真实情况了解甚晚，了解甚少；致使马寅初、孙冶方等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屡遭磨难。这是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庸俗化为单调贫乏的“桎梏之学”。
第五，放弃自主探求的科学精神，缺乏进行新的理论概括的意识和素质，不仅不能根据系统的理论支点提出相应的政策主张，反而一味被动地依附于既定的经济政策，“围着政策转”，“跟着文件走”，丧失了经济学应有的起码独立性和创造性。这是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庸俗化为没有灵魂(理论见解)、廉价的“诠释之学”。
第六，庸俗理论与政治权力合而为一，为迎合某种政治斗争的需要，用杜撰的矛盾代替客观存在的矛盾，并凭借政治压力强行传播自己的庸俗理论，通过政治手段否定学术之争，排斥它所不需要和它所反对的一切理论观点。典型的例证莫过于在十年动乱中作恶多端的“四人帮”及其意在实现政治野心的荒谬理论。这是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庸俗化为令人望而生厌、望而生畏的“御用之学”；因而构成了科学理论发展的最严重威胁。
庸俗理论是科学理论的对立物。社会主义庸俗政治经济学虽有程度不同的多种表现，但其核心内容则不外乎是脱离实际，“唯书”、“唯上”，以左倾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在产品经济论和生产关系决定论基础上生长起来的一种杜撰理论。它已从根本上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使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不折不扣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帮了倒忙，也极大地损害了政治经济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抛开已成为历史的“大跃进”、“穷过渡”、“共产风”、“破法权”、“割尾巴”、“反右倾”一类典型事件不说，时至今日，我们仍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痛感到它的深刻影响。
例如，由于机械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产品计划经济的原有结论，我们今天在改革中仍在为长期形成的产品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的转变之艰难所困扰。
由于对臆造的“唯生产力论”大加讨伐，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确曾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大都犯有“见物不见人”的弊病，我们的经济理论长期以来便走向了“见人不见物”的另一个极端，基本上忽略了对生产力内含的经济运动规律的研究，以致于生产力应否包含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至今仍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不知从何时起，人们信奉起这样一个从大前提上就值得怀疑的逻辑公式，即《资本论》仅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对象，所以，政治经济学(包括社会主义部分)都只能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其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何曾因为批评过“见物不见人”而使自己走向“见人不见物”呢？迄今为止，在政治经济学中又有谁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那样详尽而深刻地考察过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呢？退一步说，即使《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确以生产关系为限，后人就不准越雷池一步吗？
由于从资产阶级古典学派起就公然打出了“财富”的旗号，于是所谓社会主义经济学为同其“划清界限”，一直患有严重的“忌富症”和“恐富症”。试想，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若不能从经济科学上探讨拥有十亿人口的贫穷大国的致富之道，不敢或不愿把“财富的涌流”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任务，这样的经济理论再高深莫测，又有什么实际意义？
由于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注重研究实行国家干预的宏观经济政策以调节经济的运行，我们的经济学便只是谈论社会主义的几个经济规律，很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深入分析，以致于尽管经济学界言必称“规律”，但经济运行中的大起大落仍然不断产生。其实，离开了丰富、生动、具体的经济运行，经济规律也就失去了发生作用的载体和中介，沦为不着边际的干瘪概念。
由于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把许多庸俗理论“淹没在数学公式中”，于是我们的经济学便绝少应有的定量分析，至今大都淹没在定性分析的议论之中(当然，并非定性分析都不必要、不重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前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现实经济生活的庸俗化解释，现存的一切皆和谐、皆美好，那么我们今天所实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便不仅成了多余的事，而且成了离经叛道的事。正是这种潜在的逻辑，构成了改革的一大思想障碍。
现在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会走向特定意义的庸俗化这样一个论点，恐怕令人费解，甚至会引起非议。实际上，在提出这一概念之前，人们就已经在研究庸俗化倾向了，只是常常用一个含糊不清的“传统经济理论”来表达它。准确地说，在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我们要抛弃的是上述意义的庸俗经济学，并非“传统经济学”，尤其是由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构成的“传统”不能丢。而近年来流行的“传统经济理论”概念没有把应当继承发展的和应当抛弃的明确区分开来，常常引起误解和混乱，好像只有抛弃马克思主义传统才能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此应当用准确概念予以澄清。另外，还有必要明确以下几个相关的问题：
第一，科学探讨、科学理论中常有的局限性、片面性以及认识上的一时失误与庸俗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截然不同。应当承认，原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非科学顶峰，也有不完善之处，所以才需要随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有所创新，有所前进。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根本原因。我们决不能根据发展了的实践活动和新的认识苛责前人理论的不完善，更不能将这种未完善划入“庸俗”之列。这一原则也适用于今天的情况，即不能苛责、禁止今天的人们在科学探讨中的一时失误或某些局限。但是，对庸俗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另当别论，即对庸俗化表现不能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尚不成熟，因而人们的错误认识“在所难免”之类进行搪塞和否认。这是因为，由左倾教条主义导致的经济理论庸俗化，要害首先不在于其理论观点本身，而在于唯书、唯上的僵化思维方式，在于它从根本点上就不打算、不允许或不能够继续实事求是、公正无私地思考问题，不打算、不允许或不能够继续以马克思主义态度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作一门科学来对待。这也就决定了它自身不具备科学探索所固有的批判精神和起码的诚实态度，不打算、不允许或不能够勇于发现、承认和纠正自己的缺欠与不足。相反，无休止的辩护和掩饰倒是它的典型特征。这些都是它不同于科学探讨的致命弱点。
第二，对庸俗化倾向不可能也不应当归咎于具体个人，而应将其看作是特定条件下的历史现象。如前所述，由左倾教条主义导致的庸俗理论拒绝一切独到的观点和学派，实行经济理论上的专制。而没有学派，代表人物也就无从谈起。所以，除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外，庸俗经济学拒绝承认学术界还有什么人能起代表作用。这是“神”与“人”的分界。另一方面，庸俗理论之所以庸俗，还在于它的平庸，在于它对经典作家的论述仅仅限于无尽的引证、考证和解释，根本不打算显示自己与经典作家的观点有何区别，因而也就谈不上有什么自己的特色。在这个平庸的学说里，不绝于耳的或者是慷慨激昂的“捍卫”之声，或者是空洞游疑的违心之语，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充当其代表人物。这些都不同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发展中学派分立、代表人物众多的情况。
第三，不能把建国三十多年来发展至今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概斥之为庸俗理论，只能说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上述意义的庸俗化倾向。这是因为，尽管有左倾教条主义的专制时期，但科学探讨的精神并未泯灭。不屈从于这种政治压力，敢于并且能够提出真知灼见，敢于同庸俗化倾向做斗争，从而敢于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推向前进的依然大有人在；甚至在某些时期也曾出现过经济学界的活跃和生机，并由此产生出一大批有见解、有影响、有贡献的经济学家。正是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这种坎坷发展、日积月累，才为今天的理论繁荣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第四，以左倾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庸俗化倾向，能够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自身发展中得到克服。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实践性和创造性总是鼓舞人们去勇于实践、大胆探索，并且总要在这个过程中显示它的强大威力。当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得到恢复和左倾教条主义专制被打破的时刻，这种庸俗化的经济学的基础便不复存在了。“四人帮”的覆灭和十年动乱的结束，特别是近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宣告了庸俗理论的彻底破产。从这时开始，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入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蓬勃发展时期。在无数创新、争鸣、论战的热情下面，我国经济学界正在反思中迅速改变着自己的形象，预示着新观点、新见解脱颖而出、学派分立各具特色这样一种新局面的到来。经济的活跃需要活跃的经济思想，活跃的经济思想来自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但真理一定须是真话，为探求真理，先要鼓励人们畅所欲言。正是基于这些认识，使人们痛感到了科学理论与庸俗理论的深刻矛盾，改革的迫切需要与理论准备不足的深刻矛盾，痛感繁荣经济科学尤需学术民主。这本身就是对庸俗理论的毁灭性打击。
富于探求、进取和创新的精神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聪明才智。改革是理论创新的根基，又是创新理论的用武之地。近年来，经济理论界以所有制结构研究、经济运行机制研究、经济体制模式研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改革对策研究和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为主要内容的理论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起了国内外、东西方的密切关注和浓厚兴趣。人们纷纷以“重大变化”、“新的动向”、“新的阶段”、“新的趋势”为题来描述和评价这些令人瞩目的重大成就。但要说根本性的突破，则是开始从左倾教条主义的庸俗化的政治经济学桎梏中彻底摆脱出来，回到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具有的发展道路。因此，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彻底清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庸俗化的恶劣影响本是题中应有之意，而有没有勇气承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曾经发生的庸俗化倾向，则是顺利完成这场转变，巩固已有成果的起码条件。
(本文原载于《经济与管理研究》198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