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张大千举家迁居北平，住在西城府右街罗贤胡同一所幽静宽敞的四合院里。住下不久，这所院子就不再幽静了，客人来往不绝。有趣的是，这时“南张北齐”终于聚首畅谈了。被称“北齐”的齐白石虽然比张大千大40岁，但两人一见如故，非常投机。
另外，艺术界好友还有溥心畲、梅兰芳、荀慧生、马连良、张伯驹等。张大千过得好不快活。
这一年，上海中华书局印刷出版《张大千画集》，徐悲鸿欣然为该书题序，他在序言中极赞“大千之画美矣”，并称“五百年来一大千”。
同时，张大千第一次自由恋爱，与说书艺人杨宛君喜结连理，可谓多喜临门。
刚刚辞掉教授，又被北平故宫内的“国画研究室”聘请为指导，一月不定期去讲一两次学，指导那些青年人学画。
5月份，母亲曾友贞在故乡病逝，张大千守丧尽孝后，又到上海居住了一段时间。
张大千来到北平后，对于鉴别的“见、识、知”三个层面都有很大的收获。琉璃厂卖的画，分为古人、时贤两种，买古画须请教古玩铺；求时贤的画，则在南纸店有“笔单”可供问询，两者绝不相混。
照古玩铺的说法：“古画十张有十一张靠不住。”
张大千就问：“十张就是十张，何来十一张？”
“大件改小，多出一张，不就是十一张？”
张大千恍然大悟。
古玩铺老板接着说：“而且，古画只要是名家，无不有假，此风自古已然。明朝崇祯年间，上海收藏家张泰阶，集所选古来假画200轴，详细著录。他的画斋名为‘宝绘楼’，这部书就叫‘宝绘录’，共20卷；自六朝至元明，无家不备，阎立本、吴道子、王维、李思训，仅在第六、七卷中才有名字。这部书值得一观。”
张大千除了仔细研读《宝绘录》外，还看过一本《装潢志》，专谈装裱字画书籍的款式技巧，这也是鉴别之“知”中的必修课。张大千还在家里养了两名裱工，共同研究装裱工艺。
“裱褙十三科”里讲的都是一张纸，那就是古人所用之纸，历代流传百世的书画之纸。张大千在上海、杭州、四川时也见识过一些纸，但一直到北平之后，这才大开眼界。
北平古称燕京，有许多风雅好古的皇帝，历时千百年的名纸得以保存下来。
张大千自识古纸后，鉴赏能力更是与日俱增。如果一幅无款的古画，单凭布局、笔法、墨法并无确切证据，但可以从纸的年代上去推断它的合理性，有时真伪立辨。
张大千因此十分留意于搜罗年代久远的旧纸，以此来作为比对真迹的根据。
说到墨，其中的学问也大得很。近世都知道徽州出墨，而更为珍贵的是“易水墨”，为当时一个姓祖的墨官所造。南唐李超父子，原籍就是易州，以后逃难至徽州传造墨之法，成为徽墨的始祖。
张大千历来主张要用旧墨，他解释说：“墨和纸一样，也要越陈越好。因为古人制墨，烟捣得极细，下胶多寡，仔细斟酌过。现在的墨不但不能胜过前人，反而粗制滥造，胶又重又浊，烟又粗又杂，怎么能用来画画？”
张大千评价鉴定：清朝内府墨，要光绪十五年前所制才是好墨；乾隆墨最妙，因为它是用前朝所制。年久碎裂的墨，加胶重制，又黑又亮，用这样的墨作画，光彩夺目，真有墨分五色之妙。
制墨之道路，首先要捣得细，明朝隆庆年间有名的御墨“石绿饼”，捣烟是“大臼深凹三万杵”。但张大千认为这还不够，他说古人有所谓“轻胶五万杵”，这5个字才道尽了制墨的奥妙。
张大千引古人“得笔法易，得墨法难；得墨法易，得水法难”来解释水墨并称，水法也就是墨法。后来张大千力求画风突破而创泼墨、泼彩，功夫全在分层次的水法之上。他说道：“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砚池要时时洗涤，不可留宿墨；宿墨胶散，色泽暗败，又多渣滓，画画写字，都不相宜。”
张大千也有一肚子关于毛笔的掌故。
张大千喜欢用上海杨振华的笔，每次定制，必是大中小500支。因为工笔花卉、设色仕女，都非用新笔不可。
张大千除了纸、墨、笔以外，也非常讲究画面的印。他所用的印可分为六大类，各有各的用法，分别是：名号印、别号印、斋馆印、收藏印、纪念印和点缀印。
张大千之精于鉴赏，仍然得力于他的艺术修养，他自己说道：
夫鉴赏非易事也。其人于斯事之未深入也，则不知古人甘苦所在，无由识其深；其入之已深，则好尚有所偏至，又无由鉴其全。此其所以难也。
盖必习之以周，览之也博，濡之也久；其度弘、其心公、其识精、其气平、其解超，不惑乎前人之说，独探乎斯事之微，犀烛镜悬，庶几其无所遁隐，非易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