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4月，高尔基从捷克前往意大利的索伦多疗养。
尽管高尔基还想前往意大利的喀普里岛，但此时的意大利已经是一个政权日益法西斯化的国家了，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于1912年上台后，已经把喀普里岛列入了法西斯化的管理。
高尔基只好带着家人定居于海湾南部的索伦多。
索伦多位于喀普里岛对面的陆地上，那里风光旖旎，是著名的疗养区。
就像高尔基第一次到意大利那样，他又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烈的欢迎，许多报刊也登载了他到达的消息。
有的人写信给高尔基：“我同全体意大利人一道很高兴地获悉我们伟大的客人又回到了我们的国土上，回到了热爱着您的思想和您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国家，我和大家共同希望索伦多的气候条件会对您宝贵的健康起到良好的作用。”
然而，索伦多依然摆脱不了法西斯的控制，他亲眼目睹了法西斯分子对民主力量的迫害，这让他难过不已。
本来，高尔基这次来意大利并不打算久留。他以为这里的气候会使他很快地恢复健康，但事实并非如此，他的身体状况使他无法实现最初的想法，他需要较长期地留在索伦多。
可令高尔基气愤的是，墨索里尼政权也没有放过他。
1925年9月，发生了一件极为恶劣的事。意大利的警察趁高尔基外出时，搜查了他的家。
高尔基当即给墨索里尼写抗议信：“假如意大利警察当局认为我在索伦多的停留会对意大利有所妨碍，那您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呢？”
墨索里尼政权的迫害引起了全体意大利人民极大的愤慨。因为高尔基是他们“伟大的客人”，他们热爱着他的思想，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一贯为意大利人所深深敬佩。
高尔基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声望迫使墨索里尼不得不有所收敛。
最后这件事以墨索里尼大失脸面地向苏俄大使作出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的保证作为了结。
来到意大利的第一年，高尔基深居简出。同外界接触较少，这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一定关系，同时，高尔基也想集中精力来从事写作。
高尔基每天写作达十多个小时，到索伦多后仅仅四个月就完成了《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的初稿。在此后的半年时间，他又对这部小说做了两次修改。
尽管高尔基想集中精力写作，但从他到达索伦多的第二年起，他就开始广泛地同外界联系。
在索伦多休养期间，高尔基关心祖国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对年轻的苏俄文学的发展特别关注。他阅读了大量的新书、报刊上的广告和大量的手稿。
他在读了祖国青年作家列昂诺夫、费定、吉洪诺夫、巴别尔等人最初写的一批作品之后说：
“在年轻的俄罗斯文学中，使人感兴趣和有才华的人大有人在。我国人民极有才华！每座城市都有一个‘初学写作者’小组，几乎每个小组都有一两位使人能寄予很大希望的人物。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它说明我国文化艺术事业的不断壮大。”
高尔基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学进行对比，得出一个结论说：“我国文学比欧洲文学更加饶有兴味，更为丰富多彩。”
高尔基与祖国的几十位青年作家都经常通信。给他写信的人有从事各种职业的人，不仅有一大批久负盛名的作家，或者初露头角的作家，而且还有大批的工人通讯员、农民通讯员，甚至是普通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这些人每天从全国各地给高尔基寄来大量的书信、手稿、文学作品，提出各种要求，像对待自己的老师或朋友一样谈论自己的工作。高尔基每天收到的书信达40至50件之多。
一天清晨，他打开窗户，一边呼吸着窗外的新鲜空气，一边开始拆阅桌上没有读完的信件。
高尔基随手拿起一封集体农场农民通信员给他的来信，只见信中写道：
在乡村里是很困难的，富农和他们的帮手非常之妨碍工作，他们诱惑贫农离开集体农场，拒绝交出粮食给国家，然而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不但我们这里，就是在外国也是一样，而现在受着的艰难和困苦，将来回忆起来可能会不相信呢。
是的，我们的生活有时候是有点困难，但是，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事业进行得很快，贫农了解我们的布尔什维克。”
这封朴实、真挚的信，令高尔基心潮澎湃，他迎着初升的旭日，挥笔写下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
要使得苏俄1.62亿人民之中，每一个人都有轻松的，健全的，理智的生活所必需的一切，要使得人不会为着一块面包互相掐住了喉咙，要使得每一个农民和工人都觉得自己是国家和国内的无数宝藏的主人，就必须要在布尔什维克的旗帜下勇敢前进。
写完信，高尔基把几页信纸撕下来，放进一个信封里。在信封上工整地写下了几个字：
亲爱的田野里的突击队员福明同志收
接着，高尔基又拿起了笔，写了另一封长长的回信。他写道：
读了你们的信，心里又快活，又难过。快活，因为时常有你们这样亲爱的信写给我，都是工人写的，建设新世界的人写的，从全地球写来，甚至于从苏俄的地底下，顿巴斯的矿业区里写来。
看，有许多人写给我信，可见我对于工人是有用的，我对于他们总有点什么益处，这当然使我高兴，也给我增加工作的力量。
在这一时期，高尔基还孜孜不倦地用书信的方式指导着苏俄新一辈的作家们，就像他在十月革命前夕对待谢苗诺夫斯基、弗谢没洛德·伊凡诺夫、马雅可夫斯基等作家那样。
1925年，苏俄青年作家富尔曼诺夫的中篇小说《恰巴耶夫》和《叛乱》发表以后，文学界一片赞扬。但是，高尔基却给作者写信说：“作为一个读者，会认为你的这两部小说很有意思，也颇有教益，可是，作为一个作家，我却认为这两部作品的艺术价值都不太高。”
高尔基写道：
“原因或许是你写得匆忙，写得草率，你像一个目击者在讲述，而不像一个艺术家在描绘，因而在故事中出现了大量完全无用的细节。可是除此以外，在描述中，在对人物性格的刻画中，也能感觉到你的真实本领，你的抓住主要的、有代表性的东西的本领。”
“这已经是才华的证明、才能的标志。这可以大大博得读者对你的好感，可是也使我有权利向你提出严格的要求。你是能够和应该写得更好的。为了这个，你首先一定不要相信廉价的赞许，不要迷醉于成功，你不应该把这种成功归功于自己的才能，而应该归功于素材的重要意义，你实际上把这些素材处理得并不好。”
在信的结尾，高尔基语重心长地说：“文学也是一种战斗，这战斗比手持步枪的战斗更加困难得多。”
富尔曼诺夫收到这封信后，立即给高尔基回写了一封长信，表示对高尔基真诚的感谢。
富尔曼诺夫说：“在您的信中有许多鼓励我的话，这些话对我来说有如活命的水。”
他还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这是一种多么难以形容的快乐啊！马克西姆·高尔基亲自给我来了一封信。这不是一封赞扬的信，恰恰相反，高尔基更多地是责备，是指出缺点。可是我在读完这些令人振奋的辞句以后，却感到了怎样的一种力量啊！”
1926年3月，富尔曼诺夫不幸病逝。他的妻子遵照遗嘱将他最后一部特写集《海岸》寄给高尔基，她在信中问道：
“富尔曼诺夫成长了吗？《恰巴耶夫》和《海岸》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高尔基在回信中说：“这本特写集文笔朴实、言辞简洁，描述得很有分寸，富尔曼诺夫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可以迅速在文坛上占有光荣地位的人。他的逝世使我痛心。在我国，有价值的人死得太容易和太早了。”
为了得到祖国更多的消息，高尔基还经常邀请在外国旅游的为数不多的苏维埃作家到他在索伦多的家中做客。
一天，作家伊凡诺夫被邀请来访。席间，伊凡诺夫谈起意大利的天气和意大利人的乐观性格时，表示很是欣赏，高尔基却表现得很是不以为然，他说：
“通常，意大利人是快乐的，他们温柔、健谈、可爱、有悦耳的歌喉。但是，意大利法西斯分子令人厌恶。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越来越难。亲爱的朋友，我请求让我回到祖国，是的，我请求回国。在这里生活真令人烦恼，意大利的气候也让我难以忍受。”
高尔基的思乡之情溢于言表，他无限眷恋着俄罗斯的大地和人民，他渴望着能够早日再回到祖国的怀抱。
1928年3月，高尔基60岁了。虽然他本人这时不在国内，但苏俄政府却为他举行了盛大的6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
在活动中，国内的文学青年举行了相关的演讲和文学比赛，场面非常热烈。
高尔基在意大利的索伦多也接到了各方面的祝词和各报以及各种著名周刊为他寿辰所发的专号。
他虽然对这种铺张的庆祝行为并不赞赏，但在他进行文学创作35年之际，能够受到大众如此隆重的庆祝还是使他感到很欣慰。
大众对他的祝贺，不仅仅把他看做作家，更把他看作是一个朋友。他和世界上的许多名人一样，受到了国家、公共机关，以及各种民众团体和个人的崇敬和祝贺。
高尔基继续收到祖国各地发来的信件，他已经成为了苏俄人民群众崇拜的偶像。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从遥远的祖国向他表达了爱戴之情。诗人叶赛宁在信中写道：
“整个苏维埃俄国时刻挂念着您，他们在想，您在哪儿？身体怎么样了？您的健康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
随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高尔基对祖国的思念也变得越来越强烈，他无法忍受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喧嚣的游行，意大利的明媚阳光，也让他感到焦躁不安。
等他的身体恢复得差不多的时候，他开始做回国的准备，但让他唯一放心不下的是他的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他担心回国以后，就会中断这部作品创作。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我何时回俄罗斯？何时写完这部已经开了头的长篇小说？我可能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写完。”
尽管这样，高尔基的思乡之情终于战胜了理智，在1928年春天，当他刚写完《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第二部的时候，他终于中断了写作，于这年5月，离开了索伦多，踏上了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