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扎马斯是下诺夫戈罗德南部的一个城市，在这里，居住的多是退休的公务员和教士，其余的都是在本地做小买卖的商人。
沙皇政府把高尔基流放到这里的原因是为了使他不再宣传革命。高尔基住在一所有花园的木头房子里边，给契诃夫的信中这样写道：
这儿很安静，空气也可人意。到处是园林，夜莺在园里歌唱，特务们却在灌木间藏着。我想，夜莺是每一个园子都有的，而特务大概只是在我的花园里才有的。在夜晚的暮色中，他们坐在我的窗下，希望偷看我怎样把叛乱传播给俄罗斯，他们假若发现不了什么，就要嘀咕几句，并且恫吓我家里的人。
高尔基做的每一件事，警察都会产生怀疑。勇敢的高尔基有时候竟然故意和坐在他窗下的特务打招呼，来揭穿他们身份。
有一次，高尔基曾和窗下的特务进行过这样的交谈。
高尔基问：“你是他们派来监视我的，是不是？”
特务说：“您误会了先生，这怎么可能呢？”
高尔基继续问：“你在说谎，你不是一个特务吗？”
特务说：“我真的不是，上帝可以作证。”
高尔基岔开话题：“你干这个职业已经好久了吧！”
特务一下子就露馅儿了，他回答说：“不，才不久。”
尽管高尔基受到这个特务的监视，但在他流放生活中却并没有与革命断绝联系。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高尔基写完了他的第二部剧本《在底层》。
《在底层》所描写的是被疯狂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从正常的生活轨道中抛掷出去的一些人。他们像野兽一样栖身在城郊柯斯狄略夫夜店里。这里有小偷、妓女、落魄的男爵、戏子、锁匠、鞋匠、做帽子的工人及搬运工人等。他们被剥夺了常人的生活权利，失掉了爱情和自由，被活活地埋葬在这个已被烟薰得乌黑的地窖一样的地下室里。这个夜店存在的本身，就是控诉资本主义制度犯罪的物证。
这部作品是高尔基20年来观察流浪汉生活的真实写照。剧本告诉人们，像专制俄国这样摧残和压迫人的社会制度，是不能存在下去的。这是剧本的革命意义，它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严厉控诉，剧本启发人们“真理才是自由人的上帝”。
高尔基将这部作品首先寄给朋友契诃夫看，契诃夫回信给他说：“您的戏读过了，这无疑是新型而优美的作品。”
1902年9月，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高尔基恢复了自由，重新返回了故乡下诺夫戈罗德。
此后，高尔基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革命活动联系得更为紧密，他经常同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小组有来往，还毫不畏惧警察的严密监视和迫害，对列宁主办的《火星报》给予大力的帮助，并为《火星报》筹集资金。
12月，高尔基的第二部戏剧《在底层》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
这部戏的上演，同样受到沙皇政府的无情压制。但它上演后引起的轰动是史无前例的，它是高尔基最优秀、社会影响最大的一个剧本。
1903年1月，这部戏在国外的演出同样引起了轰动。很快演遍了欧洲各国。
高尔基的《在底层》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剧作，在欧洲戏剧史上，只有法国喜剧家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礼》、莫里哀的《伪君子》、俄国戏剧家格里鲍耶多夫的《聪明误》可以与之媲美。
1904年，他接着创作出了《避暑客》。11月，高尔基亲自出席了在彼得堡的科米沙尔热夫斯卡娅剧院进行的《避暑客》的首演。
到1904年的12月，高尔基决定并开始着手建立一个新剧团，这个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戏剧团体，将会更好地配合高尔基完成一些斗争的任务。然而，这之后在彼得堡发生的“流血星期日”惨案，阻止了这一切的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