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第四十五章是老子人生论的一部分。在这一章里，老子运用朴素的辩证观点指出：有道德修养的人，其言行的实质和表现出的现象未必都是一致的。他说：大的成就好像亏缺，但它的用处是不会失败的。大的充实好像空虚，但它的用处是不会穷尽的。大的正直好像弯曲。大的灵巧好像笨拙。大的辩才好像语言迟钝。大的得利好像亏本。在生活方面，活动可以战胜寒冷，静止能够战胜炎热。在政治方面，清而无欲，静而无为，可以做天下的君长。
一九、老将军邓芝
三国时期蜀国有一位老将军，名叫邓芝。他对于蜀吴联合共同抗击魏国有着很大功劳。
原来刘备在世的时候，吴国孙权曾派人到蜀国，商讨两国和好，一起抗魏。蜀国也派使者去过吴国回拜孙权。可是刘备死了以后，与吴国那边和好的事情不再提了，为此诸葛亮很十分担心，怕吴国改变主意，不再与蜀国和好。
一天，邓芝来见诸葛亮，说：“先帝故去，今主上幼弱，现在应该派人与吴国谈判，重修友好。”“你说的对呀，我每天担心的就是这件事！可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当使者去吴国，现在可找到了……”诸葛亮高兴地拉住邓芝的手说。“那是谁呀？”邓芝十分急切地询问。诸葛亮笑了：“就是你呀，你去吴国最合适！”
邓芝到了吴国，孙权称病不见他。邓芝猜到孙权变了心，不打算与蜀国友好了，可能吴国要依附魏国。邓芝就写了一封信，送给孙权。信上说：“我这次来不单是为了蜀国，也是为了吴国。”孙权这才答应召见邓芝。
孙权坦率地告诉邓芝：“我是诚心愿意与蜀国和好，可是担心的是刘禅幼弱，国小势微，如果魏兵攻击，你们自身难保呀，我为这事忧虑啊，因此犹豫不决……”
邓芝说：“吴、蜀两国四州之地，这是成就王业的基础。诸葛亮乃当今英杰，蜀国地势险要十分牢固；吴国有三江之阻，固若金汤。假如把我们两国的优势合为一股，像唇、齿那样互相帮助，进攻可以兼并天下，退却可以鼎足而立。这不是摆在眼前的事实吗？如果吴国屈服魏国，那江南之地就不再是大王的了……”
孙权沉思良久，缓缓地说：“你说得很对，还是吴蜀联合为妙！”接着吴国拒绝了魏国的和谈要求，另派使臣与蜀国商谈和约。邓芝后来当上车骑将军，为蜀国屡建战功。
二〇、韩信千虑一得
汉时韩信用背水一战的巧妙战略，打败了赵国二十万大军，并且杀死了赵相成安君，活捉了赵王和赵国谋士李左军。
韩信知道李左军是一个很有智谋的人，于是便邀请他前来，十分虚心请教道：“我现在想北伐燕国，东伐齐国，请问怎样才能取得胜利？”李左军一开始自己身为俘虏，不敢妄议大事，后经不起韩信再三请求。就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狂无之言，圣人择焉”。我的意见未必中用，但也姑且提一提，赵成安君虽有百战百胜的计谋，可是一旦有失，就为将军击败身死，今日将军渡西河，擒魏王，一举而下井径，不到一日破赵二十万大军，名闻海内，威震天下，哪个不知将军智勇。可是，今民众劳苦，士卒疲乏，将军想以这劳倦疲惫的军队，进军于燕国坚固城垣之下，可能日子拖久了，力不能自拔，那时，弱燕不服，齐必拒守边境以自疆，齐、燕不肯降，楚、汉西边胜负没能分出来，那时局面危急，将军恐怕还未考虑到。根据我的看法，我认为进军一事是错误的。韩信问：“那怎么办呢？”
李左车说：“为今之计，不应进军。一方面抚恤赵国死士遗孤，在百里之内，请宴大夫，搞劳士卒；另一方面，以兵势北向燕国，并写一封信说明自己的优势，向燕国示威，这样燕国不敢不服从。燕国的事定下来之后，再派一辩士出使齐国，齐国一定被震慑住。这就是兵书说的‘先虚而后实’。”韩信便照李左车的计策办理，燕国果然主动投降了。
二一、龚遂治齐
龚遂，字少卿，山阳南平阳（今山东邹县）人。以明经为官，至昌邑王郎中令，事昌邑王刘贺。龚遂为人忠厚，刚毅有大节，内谏争于王，外责傅相，引经义，陈祸福，至于泣递，蹇蹇不已。当面指责刘贺的过失，常说得刘贺掩耳而走，说：“郎中令善丑人。”昌邑国中人尽皆畏惮之。汉昭帝死，刘贺立，动作多无法度，龚遂屡谏，刘贺不听。后刘贺被废，昌邑群臣坐谄刘贺于不道而被杀者二百余人，只有中尉王阳和龚遂二人以多次谏争，得以减死，髡为城旦。
汉宣帝即位以后，渤海郡（治今河北沧州东南）和邻近的郡县屡次发生饥荒，盗贼蜂起，郡二千石不能擒制。宣帝想选择有治民之材的官吏前去任职，丞相御史推荐龚遂可以任用，宣帝便任龚遂为渤海太守。当时，龚遂已经七十多岁了，人又长得形貌短小，没有气派。宣帝召见时，见龚遂是这个样子，和龚遂的盛名不相符合，心中微感失望，有点轻视，对龚遂说：“渤海郡治废乱，朕甚忧之。你想采取什么办法止息盗贼，以称朕意呢？”龚遂回答说：“渤海郡地处海滨，偏僻遐远，不沾圣化，其民困于饥寒，官吏却不体恤，故使陛下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器玩于污池中耳。如今陛下是想使龚遂压服他们呢？还是安定他们呢？”宣帝听了龚遂的回答，非常高兴，说：“选用贤良，本就是为安定之。”龚遂说：“臣听说治理乱民就像治理乱绳一样，不能着急。只有缓缓办事，然后可治。臣愿丞相御史暂且不要以文法拘绊臣的手脚，使臣得以一切便宜从事。”宣帝同意，并加赐黄金，赠给龚遂乘传之车。龚遂上任至渤海郡界，郡中听说新太守到来，派出郡中的军队出来迎接，以壮声威。龚遂把他们都遣返回去，然后移书郡中各个属县，全部撤回那些逐捕盗贼的官吏，并下令说，那些手中持着鉏钩锄头镰刀的人都是良民，那些手中持着刀枪剑戟等兵器的人才是盗贼，要依法惩治。之后，龚遂单车独行至郡府，郡中安然。那些为盗贼的人也都感到疲厌，不愿再为。郡中有许多劫略别人、敲诈勒索的人，听到龚遂的号令之后，便都将劫来的人遣散，扔掉兵弩而拿起了鉏钩等耕田之器。于是，盗贼很快便平息下来，百姓又可以安居乐业，不再提心吊胆。龚遂见盗贼已平，便下令打开郡府仓库，假贷钱粮给贫民，又选择良吏以治之。龚遂见渤海郡一带的风俗奢侈，不喜欢耕田种地而喜工商之业，为改变这个习惯，龚遂亲自带头，率以俭约，劝百姓务力于农桑，令郡中人每人种植一棵榆树，五十棵葱，一畦韭菜；每家养二只母猪，五只鸡。百姓有带刀剑的，让他们把剑卖掉买牛，把刀卖掉买牛犊。使百姓们在春夏之间不得不到田亩上干活，秋冬天派人查收，令百姓再增加种植些其它的经济作物。经过一段时间后，郡中百姓皆有蓄积，吏民家里都富实起来。而狱讼之事则止息下来。
数年之后，宣帝派使者龚遂还京师，议曹王生愿跟随龚遂到京师去。王生平时喜欢喝酒，没有节度，不足以任事。但龚遂不忍心拒绝，便答应了。到了长安之后，王生天天饮酒，不管龚遂的事。一天，龚遂被召入宫，王生喝醉了酒，从后面叫住了龚遂，说：“明府（汉代人对太守的习惯尊称）暂且等一下，请您听我说一句。”龚遂停下来，问王生想说什么，王生说：“天子若问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陈对，应该回答：‘此皆圣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龚遂听从了王生之言。见了宣帝后，宣帝果然问起如何治渤海，龚遂以王生所教之言回答。宣帝为龚遂的谦让感到高兴，笑着说：“你是从哪里学来的长者之言而称之？”龚遂说：“臣本不知此，这是臣的议曹教戒臣所说。”宣帝因为龚遂年纪太大，不宜任公卿，便拜龚遂为水衡都尉，而拜王生为水衡丞，以示褒显。几年以后，龚遂在任上去世。
二二、赵充国击西羌
秦汉时期，羌族分布在西海（今青海省）附近，南抵蜀汉以西，西北接西域诸国，部落众多，总称西羌。西汉初年，羌族臣服匈奴。汉武帝击败匈奴后，从令居（今甘肃省永登县境）向西筑令居塞，并在河西陆续列置四郡，以隔阻羌族与匈奴的交通。羌族与匈奴连兵十余万人攻令居塞，围抱罕（今甘肃临夏）。汉派李息等卒兵十万征服了羌族，并设护羌校尉统领羌族，严禁羌族在湟中居住。
宣帝即位后，派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出使诸羌。分布在湟水以南、青海西北的诸羌之一部先零部族的首领会见义渠安国，扬言准备根据季节渡过湟水，以汉民不种田之地放牧牲畜。此后，羌族以曾向汉使提出过渡湟水北牧的要求为借口，冒犯汉廷禁令，渡过湟水定居。汉沿边郡县无力禁止。汉宣帝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先零族与诸羌首领二百多人除解怨仇，互相交换人质，宣誓共同结盟，酿成边患。汉宣帝对此向赵充国询问对策。赵充国认为，羌人之所以容易被汉征服，是因为诸羌之间的首领内部互相攻击，不能团结一致。三十多年前，西羌反叛时，也是先解除部族间的仇嫌，共同订约进攻合居，与汉相抗衡五、六年。由此看来，西羌族可能会与匈奴联兵进攻边塞。一个多月后，西羌侯锒何果然派使者出使匈奴，请匈奴派兵相助。企图袭击鄯善、敦煌，隔绝汉朝往来西域的通道。赵充国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又向汉宣帝分析了形势。他指出，狼何是小月氏人，在阳关西南，不会出此攻汉计策，可能是匈奴使者已至西羌进行谋划，这样，匈奴与西羌联兵进攻必定无疑。要缓解这种情况的发生，应该派遣使者巡行边境，提醒边境守军提前作好准备。同时，还应当派出使者出使西羌，破坏西羌各族首领之间的解仇盟誓，并进一步了解其真正内幕。汉宣帝派义渠安国再次出使西羌。安国至西羌后，召先零诸首领三十多人，以滋扰生事为借口，将他们全部处死。又派兵攻击其部族，杀死一千多人。于是，诸降及归义羌侯杨玉等，担心被汉使者诛杀，联络小种举兵反抗，戟汉要塞城邑。义渠安国派骑都尉率三千骑兵驻扎在边境上，以抵御羌族的戟。骑兵开到浩亹（今甘肃州永登大通河西），与羌族军遭遇，接战后汉骑溃败，安国只得率领残兵败卒退保令居塞。
汉宣帝得知军情后，拟征召兵马击羌。当时，赵充国已年过七十，汉宣帝认为他年纪已大，不宜作战，拟派御史大夫丙吉另择将领击羌。赵充国主动上表，请求带兵出战，宣帝准其请。充国率一万多骑军到达金城郡（今甘肃省兰州市）。部队驻扎完结后，充国遣侦察士兵多方了解敌情，行必为战备，止必坚营壁，谋略得当，爱惜将帅。汉宣帝又征发三辅一带刑徒，三河、颖川、沛郡、淮阳、汝南一带的材官（受过训练的部卒），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等地的骑兵，共六万人，调拨到武威、张掖、酒泉，帮助守边太守保守郡城，以备不测。酒泉太守辛武贤上书汉宣帝，陈述击羌的计划。他认为汉兵皆长备在南山（今昆仑山、阿尔金山和祁连山）一带，北地空虚，应派长扎在武威、张掖、酒泉的一万多轻骑兵，从张掖、酒泉两地出击，分兵包围驻扎在鲜水（今青海湖）的浬、诸羌。这样，即使不能将其全部击溃，也可掠夺其牲畜，俟冬天来临，再以大批军马出击，就可以大获全胜。赵充国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认为，汉军轻骑冒进，羌族军队一定会避其锋锐而撤退，汉军若追击的话，就会被诱进羌族所占据的地势险要地区，羌军必定切断汉军粮援，那样，汉军不战自败。况且，一直虎视眈眈想乘机攻击汉边境要塞的匈奴和马桓，也会派兵骚扰边境。介于这种情况，他建议，汉军应先集中优势兵力消灭领头叛乱的先零族，先零被击溃后，跟随先零起兵的浬、诸羌就会不战先怯，如朝廷再下诏赦免其叛乱罪行，进行安抚，浬、诸羌就会顺从汉朝，这样，羌族就会不战而溃，汉军也可保存势力。但是，汉宣帝及朝中诸臣都认为先零兵力强大，又有浬、诸羌为援，如不先击先零后援，恐无法击败先零，因而均赞成辛武贤的击羌建议，并任命侍中乐成侯许延寿为强弩将军、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羌将军，准备实施这一进攻方案。
赵充国认为，将率兵在外，应据作战情况制定策略，这样才能有利于国家。因此，又上书陈述自己作战方案的正确性。汉宣帝反复考虑充国的报告，决定按照其战略方案出兵击羌。赵充国随即率兵进攻先零兵营。先零兵久屯不战，军士懈怠散漫，见汉大举进攻，不敢接战，丢辎重，欲渡湟水而逃，但因道路狭窄，撤退很慢。赵充国据兵法“穷寇勿追”的理论，只是驱兵在后慢慢追赶。先零兵渡湟水时淹死数百，投降及被斩杀有五百多人，汉军缴获马牛羊十余万头，车四千多辆。随后，充国指挥大军开至浬羌驻扎地。赵充国令士兵只在浬羌营地周围屯田，并不围攻。浬羌首领靡充得知后，派使者来到充国营中，请求归还占领的汉边郡，充国对使者所求未置可否。靡充又亲至汉营中，拜见赵充国。充国命设宴招待。汉宣帝下诏赦免浬羌侵扰之罪，浬果然不战而退兵。
此后，汉宣帝又命破羌，强弩两将军和中郎将邛出兵击羌。强弩将军击羌四千多人，破弩将军斩杀二千余人，中郎将邛斩杀及接受投降的羌兵有二千多人。赵充国军队又迫使五千余羌投降。随即，赵充国根据边地形势，上书请奏罢骑兵屯田，条陈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率军而还。
汉神爵二年（前60年）秋，羌族的若零、离留、且种、儿库诸族联合起来，处死先零首领犹非、杨玉等，率所部四千余人降汉。汉宣帝封其官爵，始置金城属国安置降羌。后赵充国以年老求解甲，但是，直至他汉甘雨二年（前52年）卒，朝廷有关少数部事务的处理，仍不时征询其意见。
二三、忍辱负重的陆逊
陆逊是三国时期吴国的著名将领，曾任荆州牧、丞相等官职。
公元221年，蜀主刘备为了从孙权那儿夺回战略要地荆州，为结拜兄弟关羽报仇，于是就亲自率领部队攻打东吴。战争开始，蜀军接连取得胜利，深入吴境达五六百里，一直打到夷陵（今湖北省宜昌市东），连营数百里，声势十分浩大。吴主孙权，任命年轻有为的陆逊为大都督，带领五万人马，前往前线迎战。陆逊在吴将中资历较浅，归他指挥的诸将如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恒等，有的是跟随孙氏征战多年的老将，有的是皇亲贵戚。他们都十分傲慢，对年轻的书生陆逊当上大都督，很不服气，甚至不肯服从他的命令，陆逊非常着急。
有一次，陆逊召集众将，他手中紧握宝剑，高声说道：“刘备天下知名，连曹操都有些怕他。如今他率大军进攻吴地，是我们的强敌，千万不可以轻视他。希望众位将军以大局为重，同心协力，一起消灭来犯之敌。我虽然是个书生，但主上任命我为大都督，你们就要服从。主上之所以委屈诸位将军，使你们屈尊于我，就是因为我还有些微薄的能力，能够忍受屈辱，挑起重担。从今往后，希望你们各负其责，不要推辞，军令如山，违者必按军法从事。”经陆逊这么一说，诸将心中虽有不服，但行动上再也不敢违抗他的命令了。
陆逊指挥军队坚守七八个月之久，一直不与刘备决战。到了后来，蜀军十分疲惫，而且又骄傲轻敌，陆逊乘机利用顺风进行火攻，大破蜀军，歼敌万余人，取得夷陵之战的重大胜利。刘备败退白帝城，没过多久便病死了。从此，东吴诸将都很佩服陆逊的才能了。
二四、贾谊厝火积薪
西汉初年，有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叫贾谊。他很有才华，在二十余岁时就做了博士，他提出了一套改革政治法制的主张，汉文帝没有采纳。朝廷里的大臣嫉贤妒能，极力排斥他，于是贾谊被派做长沙王太傅。他悲叹自己的遭遇，在长沙写了《吊屈原赋》、《鹏（fú）鸟赋》等作品。贾谊任长沙王太傅三年，由于汉文帝想念他，又被召回朝廷。这些日子里，汉文帝忽然对鬼神发生了兴趣，叫贾谊给他讲述鬼神的本末。贾谊口若悬河，讲得娓娓动听、头头是道。夜深了，文帝却听得入了迷，情不自禁地靠近贾谊，静静地听他侃侃而谈，始终不愿离去。后来，文帝说：“我好久没有见到贾谊了。我觉得有些对不起他，感到很后悔。”于是，文帝叫贾谊做梁怀王（文帝的小儿子）太傅，对他很信任。那时，西汉的政权并不稳固。从外部来说，北方的匈奴很强大，常常侵扰汉朝的边境。从内部来说，天下初定，各项规章制度都没有建立和健全起来；诸侯王个个野心勃勃，都想同天子争个高低，从而扩大自己的地盘，淮南王和济北王都因为发动叛乱而被杀掉，天下人心不古。在这种情况下，贾谊数次向汉文帝上书，写出了著名的《陈政事疏》。在这篇文章中，贾谊根据儒家的政治理想，要求汉文帝采取一系列措施，如：严格等级，使君臣之间上下有别；父子六亲各得其所；削减诸藩，控制诸侯王等等。
贾谊写道：“我认为，当前的政治形势很不好，应当为之痛哭的，有一条；应当为之流涕的，有二条；应当为之扼腕叹息的，有六条；其他违背情理、伤害道义的事情，更是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了。有些向陛下进言的人，都说天下已经安定、大治了，可我却不能苟同。那些大谈‘安定’、‘大治’的人，如果不是愚蠢，那么就是阿谀奉承陛下，他们的一派胡言乱语，都没有实事求是，也不懂得什么是治与乱。打个比方说，将火种放到堆积起来的木柴下，却又躺在上面睡大觉，在大火燃烧起来之前，认为平安无事。当今的政治形势，跟这个十分相似啊！”
二五、一身抱负的班昭
班超因长期在西域，年老思乡，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向皇帝上疏说：臣曾听说过从前太公封于齐，及五世以后都返葬于周，狐至死还恋故穴，代地之马依恋北风。周和齐都在中土，相隔不过千里，何况远处西域，小臣能无思乡之情？蛮夷的风俗，畏壮健者而欺侮老弱。臣超牙齿尽落，常常害怕衰病，突然倒下；孤魂不能回乡。从前苏武留匈奴中十九年，现在臣幸得奉节挂印为西域都护，如能在驻地寿终正寝；倒也没有什么；就怕后来的人或有名臣僚为此而死在西域。
臣不敢存有到酒泉郡的希望，但愿能够活着进人玉门关。臣又老又病，冒死说了许多不合适的话，谨派臣之子班勇随同进献之物人朝，趁臣还活着，让班勇见识中士风物。班超的妹妹同郡曹寿之妻班昭，也上书请求让班超回来，书中说。委的胞兄西域都护定远侯班超，有幸以微小的功劳而受到朝廷的重赏，爵列通候，位至二千石，特殊恩典，实在不是小巨所应当承受的。班超刚刚出塞的时候，希望能立下微功，报效国家。当时正逢西域都护陈睦被焉耆所攻杀，道路阻隔不通，班超孤身在西域各国之中辗转流离，对各国晓以大义，用各国之兵，每次战斗，都身先士卒，受伤不退，舍死忘生。赖陛下神灵。得以在沙漠活下去，到现在已经三十年，骨肉生离，见面怕都不认识了。当时随他出使的。人，都已经逝世，班超在他们中年纪最大，现年已七十，年老多病，头发全白，两手麻痹，耳聋眼花，不扶拐杖就走不了路，虽想竭力尽心，报答陛下天大之恩，奈年已衰老，力量耗尽。蛮夷的习俗，非常不尊敬老年人，而班超早晚就要人土，不派人去代替他，恐怕不法之徒会起坏心，各国也会萌生叛乱之心。朝廷的大臣都想得过且过，没有长远的考虑。如果一旦有事，班超已是力不从心，那样一来，上则损坏了朝廷历代经营西域的功绩，下则使忠臣志士尽心竭力的结果毁于一旦，实在可惜。
所以班超自万里之外来到朝廷，向朝廷申述自己的难处，殷切盼望朝廷恩准，至今三年，未得到答复。妾曾听说过古时人年十五服役，年六十即可还家，也有休息不任职的时候，陛下以孝道治理天下，得到万国的欢心，即使是小国之臣，也给予关心照顾，何况班超是朝廷的侯爵，所以才敢冒死替班超请求，望朝廷让班超安享晚年。一旦归来、再列朝廷，使国家不再挂念西边之事，西域无突然发生变乱的危险，班超也可以得到朝廷优待老年的恩惠。诗经上说：‘民有劳有息，可以到小康，施思于中国，乃安定四方。’班超有信来与妾诀别，怕再也见不到。班超壮年时为朝廷效忠于沙漠，老来让他在旷野中死去，实在可哀可怜。如若不蒙允准，将来一旦西域有事，班超老病处理不好而得罪，请不要累及班超的家属。姜知识无多不懂得大道理，所说或有不当。书奏上以后，皇帝为班昭的话所感动，于是下令召回班超。
二六、百折不挠的乔玄
桥玄是东汉时期汉灵帝当政时的尚书令。后来还被任命为太尉。因为桥玄为人刚直不阿，敢于同贪官污吏作斗争，所以当时朝野上下，他的知名度很高。
有一天，桥玄十岁的小儿子在家门前独自玩耍，忽然来了三个强盗将孩子绑架掠走。几天后强盗来找桥玄，向他索要一笔钱赎回孩子，否则就杀掉孩子。桥玄气愤地骂道：“我是朝廷命官，岂能容许你们这样横行霸道，我一定要捉拿你们归案！”
这时河南尹、洛阳令率兵来捕强盗，包围了桥玄府，就是不敢进到院子里，怕逼急了强盗会伤害孩子。桥玄见此情景，在院里大声疾呼：“快来捉拿强盗，我岂能因一个孩子而放掉贼人！”结果强盗虽然被捕获了，但桥玄的小儿子也因此被杀害了。
桥玄失去了爱子悲痛不已，但他想如何才能杜绝这类案件呢？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便向皇帝上书：
“凡是被贼人绑架走的，不许用钱赎回，否则贼人会越来越凶的；官府捉到掠人为质的强盗一律处斩！”
朝廷按照桥玄的建议公布了法令。绑架劫持的事件真的就逐渐绝迹了。
桥玄年轻时候，在县里做过功曹，官虽然小，可是他尽职尽责，敢检举朝廷大将军梁冀的朋友羊昌的罪行。他当汉阳太守时，发现自己属下的皇甫祯贪赃枉法，就马上处死了他，使整个郡的官民都为之一震。后来，桥玄担任尚书令，他又告发太中大夫盖升搜刮民财，罪行累累，应该被捕入狱。可是皇帝与盖升有旧恩，关系密切，不同意桥玄的意见，后来不但没有判盖升的罪，反而给他升了官。桥玄一气之下称病辞职，回家乡了。
曹操对桥玄一向非常景仰，那时曹操还只是东汉的小官，名气不大。一天，曹操去拜访桥玄，两人谈得很投机。桥玄就对曹操说：
“现在天下动荡不安，我看你才智超人，将来安定国家、将息百姓的可能就是你了……”曹操非常感谢他，觉得桥玄才是知己。
后来曹操掌握了大权，专程到桥玄坟地上吊唁他，还在祭文中赞扬桥玄说：桥玄太尉是品德高尚的人，对待我像孔子对待颜渊，我永远不会忘记他。
二七、霍去病战匈奴
霍去病是西汉著名的军事将领。他自幼习武，擅长骑马射箭。大将军卫青根据皇帝的旨意，提拔他为票姚校尉。有一次，霍去病率领八百轻骑兵奔袭数百里之外的匈奴军队，结果以少胜多，杀掉、俘虏许多匈奴兵。汉武帝于是重重地赏赐他，以二千五百户封霍去病为冠军侯。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天，霍去病又拜为骠骑将军，他率领一万多名骑兵从陇西出击，差一点就捉住了单于的儿子。接着转战六天，越过焉支山千余里，苦战于皋兰山下，杀死匈奴折兰王，砍了庐侯王的脑袋，活捉了浑邪王的儿子和相国、都尉。在霍去病的大力打击之下，匈奴的军队人数减少了十分之七。汉武帝非常高兴，又给霍去病增加二千二百户封地。这一年的夏天，霍去病兵出祁连山，捕获和斩杀了许多匈奴兵，活捉单于单桓、酋涂王，以及王母、单于阏氏、王子、相国、将军、当户、都尉等等。汉武帝于是再给霍去病增加五千四百户封地。接着，霍去病又迫使匈奴浑邪王投降，同时投降的还有十万匈奴兵。汉武帝又给霍去病增加一千七百户封地。元狩四年（公元前119），汉武帝命令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五万骑兵，出击匈奴。结果，霍去病比卫青取得了更大的战功，汉武帝给霍去病增加了五千八百户封地，并封他为大司马。
霍去病为人沉默寡言，富有勇气和胆略，敢做敢为，遇事一往无前。有一次，汉武帝想教他吴起孙武兵法，霍去病却回答说：“学习军事，只要掌握方法和策略就行了，没必要照搬古人的兵法。”汉武帝给他修好了宅第，让他去看看，霍去病回答说：只要“匈奴一天不灭，我就一天没有安家的理由啊。”
二八、荆湖军将李处耘
朗州军队叛乱，宋太祖下诏书令慕容延钊率部队讨伐，并任命李处耘为都监。处耘人朝辞别，太祖亲自授予他作战计划，命令部队会合于汉江之上。在此之前。朝廷先派遣内酒坊副使卢怀忠出使荆南国，观察敌我势力的强弱，使者还朝后，陈述情况，认为可以出兵消灭荆南，于是太祖便命令处耘趁机攻取荆湖之地。李处耘兵至襄州，先派遣合门使丁德裕向荆南国借道，并请求城中为军队准备饮食补给，荆人以百姓士绅恐惧军队为理由推辞人城，却愿在离城百里之外处提供柴米干粮。李处耘再派丁德裕前去交涉，荆人终于听从了命令。李处耘传令三军：“凡是不经道路进人江陵城者和进城后擅人民宅者一律斩首！”
部队进驻荆门后，荆南国王高继冲派他的叔叔高保寅和军校梁延嗣，牵牛挑酒前来劳师，企图探听虚实，观察形势。李处耘非常热情地接待他们，并告诉他们明天可以先回江陵。梁延嗣喜出望外，派手下人报告高继冲不要疑虑。荆门距离江陵一百多里地，这天夜里，处耘招待高保寅等人在慕容延钊的帅帐中宴饮，自己却秘密派遣数千名轻骑兵快速前进，直扑江陵。高继冲只想着等待高保寅、梁延嗣归来，忽闻宋军突至，立即怀着惶恐的心情出门迎接，在江陵城北十五里处与李处耘相遇。李处耘在马上向高继冲作揖问候，并命令他原地等待慕容延钊的大军，自己率领亲兵先人城登占北门。等高继冲回到城下，宋兵已分别占据城池，荆人只好束手听命。李处耘立即调拨一万多江陵士兵，合并在自己的部队中，星夜直扑朗州。又事先派遣别的将领分兵攻取岳州，在三江口大破叛军，缴获船只七百余艘，斩首四千级。又在澧江遭遇敌帅张从富，并打败了敌人，追敌至敖山寨，敌兵弃寨而逃，宋军捕捉了大量俘虏，李处耘释放数十名身体肥胖的俘虏。令手下的人将他们吃掉，又把身体健壮的俘虏脸上刺了字，令他们先进人朗州城。恰值夜幕降临，宋军宿营寨中，天明时分，慕容延钊的大军到来。那些被刺了字的俘虏进人城后，逢人便说俘虏们都被宋军活活吃掉了，朗州人非常恐惧，守军放火烧城后溃退。适逢朗州节度使用保权年岁尚幼，被大将军江端劫持，藏匿在江南寨僧寺之中。李处耘派手下将领田守奇率军队渡江，俘虏了周保权。于是，宋军顺利地进人潭州，并全部占领了荆湖地区。
二九、贤臣范仲淹
宋仁宗曾经派范仲淹去西北抗击西夏。范仲淹确实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他不但是一个军事家，也是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
范仲淹是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他两岁的时候，就死了父亲，跟着改嫁的母亲背井离乡，生活十分贫困。他从小很有志气，爱好读书。十多岁的时候，他借住在一所寺庙的僧房里，昼夜苦读。每天，他只烧一锅粥，等粥冷却后，用刀划成四块，一天两餐，早晚各吃两块。菜呢，也只是几根咸菜。后来，人们称他这种生活为“断齑划粥”，成为历史上刻苦好学的佳话。
经过艰苦的学习，范仲淹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同时养成了严肃认真和刻苦节俭的作风。
范仲淹青年时就考中了进士，开始做官。早年的贫困生活使他了解并同情民间的疾苦。他决心为国家和百姓做一番事业。
宋夏战争初期，宋军不断失利。公元1040年，范仲淹和韩琦同时被派到陕西，前去抗击西夏。
范仲淹到了延州，发现一个很不合理的现象。当时，宋朝政府把边兵分给各级官员带领，官职越高的带兵越多，官职越小的带兵越少。这本来是正常的现象，但宋仁宗却下了一道命令，说敌人来进犯时，不管来的敌人多少，一概由官小的带领自己的少量人马先去作战。这样做哪有不败的道理。范仲淹却不管皇帝的命令，立即改变做法。他把延州的一万八千军队，分给六个将领带领，每将三千人，负责训练。有了敌情，该多派就多派，该少派就少派。同时，他又下令修筑一些城堡。经过一番整顿，延州的防守力量顿时改观了。
西夏军队看到范仲淹防守严密，就互相警戒说：“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从此，他们再不敢轻易侵犯延州了。
范仲淹镇守陕西几年，除延州外，还驻过庆州、州等地，很受当地羌人部落的尊敬。羌人因为范仲淹做过龙图阁直学士，都称他做“龙图老子”。
公元1043年，范仲淹由陕西调回京城，担任副宰相。
那时候，北宋政治非常腐败，封建官僚的特权大得惊人。做官全凭关系，升官更靠资历。只要一个人当了大官，家属亲戚都可以做官。结果大小衙门里塞满了多余的官员，好多官员又尽干坏事。
范仲淹早就看不惯这种状况。他担任副宰相后，决心改革，就大胆地向宋仁宗提出十项改革方案。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一、明确规定官吏提拔或者降职的办法；二、严格阻止凭借特权、关系等取得官职；三、改革科举制度；四、慎重选择官员；五、重视生产；六、加强武备；七、减轻劳役等。
宋仁宗正信任范仲淹，对范仲淹提出的方案全部接受了。因为范仲淹是在宋朝庆历年间提出这个方案并进行改革的，所以历史上称为“庆历新政”。
为了推行新政，范仲淹首先整顿官吏制度。他派一些官员担任监司（监察官），到全国各地视察，然后根据他们的报告，把各地的坏官从登记簿上除名，加以撤换。
有一次，和范仲淹一起推行新政的大臣富弼，看到范仲淹在登记簿上勾掉坏官的名字，心里不忍，就上前劝阻说：“一笔勾掉一个名字很容易，可是，被勾掉的一家人都得哭了。”
范仲淹毫不动摇，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一家哭总比一路的百姓哭好啊！”
富弼听了，觉得范仲淹既有胆量，又有见识，心里非常钦佩。
新政在推行中，触犯了一些封建贵族的利益。许多保守的官僚纷纷起来反对，诽谤范仲淹和推行新政的人，说他们结成朋党，滥用职权。
宋仁宗动摇了。新政只推行了一年多，范仲淹就被降职，调到外地做官去了，新政也跟着失败了。
范仲淹虽然遭受打击，但他忧国忧民的信念却丝毫不变。不久，他到邓州（今河南邓州）去做地方官。这时，他的朋友滕子京也被降职，在岳州做地方官。滕子京在岳州重新修建岳阳楼，请范仲淹写一篇纪念文章。范仲淹答应滕子京的要求，写下了著名的《岳阳楼记》。文中反映范仲淹伟大抱负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语，已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公元1052年，范仲淹又被调到颍州（今安徽阜阳）去当地方官。他在上任的路上生病死了。
范仲淹生前，生活非常节俭，但待人却很亲热厚道，乐于助人。他喜欢将自己的钱财赠送给别人，还设法救济同族的人。所以，他死后，人们都很悲痛。
三〇、虚堂悬镜
“虚堂悬镜”比喻只要存心公正，自能洞察是非。
此典出自《宋史·陈良翰传》：“陈良翰字邦彦，台州临海人。早孤，事母孝。资庄重，为文恢博有气。中绍兴五年进士第。知温州瑞安县，俗号强梗，吏治尚严，良翰独抚以宽，催租不下文符，但揭示名物，民竞乐输，听讼咸得其情。或问何术，良翰曰：‘无术，第公此心如虚堂悬镜耳。’”
这段话意思是说：
南宋大臣陈良翰，字邦彦，台州临海（今浙江临海）人。少年时丧父，非常孝顺母亲。性情庄重，写文章很有气势。在宋高宗（赵构）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考取进士，做温州瑞安县（今浙江瑞安县）知县。当地民风以强悍耿直闻名，官吏治民崇尚严厉，而陈良翰却用宽厚的方法对待百姓，催缴租税时不下达命令，只是宣布各种东西的名号物色，老百姓高兴地争着缴纳，审理诉讼案件与事实很相符。有人问他用的什么办法，陈良翰说：“没有什么办法，只是存心公正，洞察是非，就像在空堂里悬挂镜子一样。”
三一、亚相迁钟
“亚相迁钟”的这个典故告诉人们，反动统治者所谓重臣元老，不过是些养尊处优，什么实际问题也解决不了的废物。究其原因，是用人唯亲造成的。
此典出自《艾子杂说》：“齐有二老臣，皆累朝宿儒大老，社稷倚重。一曰冢相，凡国之重事乃关予焉。一日，齐王下令迁都，有一宝钟，重五千斤，计人力须五百人可扛。时齐无人，有司计无所出，乃白亚相，久亦无语，徐曰：‘嘻，此事亚相何不能了也？’于是令有司曰：‘一钟之重，五百人可扛。今思均凿作五百段，用一人五百日扛之。’有司欣然承命。”
齐国有两个老臣，都是几朝为官学识渊博的老先生，向来都被当做国家的栋梁。其中一个是六卿之首，官拜亚相，凡国家军政大事都要由他决断和处理。
一天，齐王下令迁都。有一只宝钟，重达五千斤，估计需要五百多人才能搬运。当时，由于齐国人烟稀少，一时半会找不到这么多劳力。主管人束手无策，只好请示亚相。亚相沉思了好久，慢吞吞地说：“嘻，这点小事，我亚相怎么会没有办法呢？”果断地下了命令：“既然要五百人才能搬动这个钟，那么我考虑可以把钟凿成五百等份，用一个人在五百天内搬完就是了。”主管人茅塞顿开，高高兴兴地照办了。
三二、齐寇将至
“齐寇将至”意指不准别人讲真话，就会使问题成堆，终至不可收拾。
此典出自《吕氏春秋·雍塞》。
齐国军队进攻宋国，宋王派人前去侦察齐军入侵到了什么地方。
使者回报说：“齐军已经迫近了，城里的百姓们都很恐慌。”使者的话刚说完，宋王左右的亲信们纷纷对宋王说：“这真叫做肉里生出了虫子，真是无中生有啊！我们宋国这样强大，齐国兵力又那样弱，哪会像他说的那样呢？”宋王听了这些，非常生气，屈斩了使者。
宋王又另派人前去侦探。不料回报和第一个一样，宋王又恼怒地把他屈杀了。这样，一连杀了三个使者。
后来，又派了一个人前去侦察，真有齐军迫近，于是百姓们惶惶不可终日。就在这时，使者遇见了他的哥哥。哥哥问：“国难当头，危在旦夕，你这是往哪儿去呢？”弟弟回答说：“我奉大王之命，前去侦察敌情。不料齐军离城这样近，百姓恐慌到如此地步！现在我很担心，前几个使者都因回报齐军迫近而被处死。现在，我据情实报是死，不据情实报，恐怕也是死。你看怎么办好呢？”他哥哥说：“既然据情实报，会比别人先死；不如谎报，在齐军破城之前，先行逃走。”
于是，这个使者报告宋王说：“连齐军影子也看不见，谁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百姓人心十分安定。”宋王听了，非常高兴。他左右的亲信们都说：“前几个使者真是该死！”宋王便赏赐了这个使者很多金子。
不久，齐军打来，宋王惊慌失措，只好跳上车去，赶快逃命。那个使者，早已逃到其他国家，做了富翁。
三四、巧取豪夺
“巧取豪夺”形容施用不正当的方法，攫取自己不应得的财物。
此典出自《清波杂志》：“老米（芾）酷嗜书画，尝从人借古画自临，拓竟，并与真赝本归之，俾其自择而莫辨也。巧偷豪夺，故所得为多。”
宋朝大书法家米芾既写得一手好字，又长于作画，尤其喜爱古人的作品。有一次，他在别人的船上看见王羲之真笔字帖，喜欢得不得了，马上要拿一幅好书交换，主人不同意，他大呼大叫，攀着船舷竟就往水里跳，幸亏别人很快地把他抱住，才不致落水。他有一个很大的本领，便是学会模仿古人的书品。他在涟水的时候，曾经向人借回一幅《松牛图》。后来他把真本留下，拿摹本还给他，这人当时没有觉察出来，拿着走了。过了好多日子，才来讨还原本。米友仁问他怎么看得出来，那人回答说：“真本中的水里面，有牧童的影子，而你临摹这一幅却没有。”然而米友仁摹仿古人的书品，很少被人发觉他的摹本是假的。他常常千方百计向人借古画描摹，而摹完以后，总是拿摹本和真本一齐送给主人，请主人自己选择。由于他摹仿古画的技艺很精，摹本和真本摹得完全一样，主人往往把摹本当成真本收回去。米友仁便因此获得了许多名贵的真本古画。
三五、大庭广众
“大庭广众”指人很多的公众场所。
此典出自《孔丛子·公孙龙》：“使此人于大庭广众之中，见侮而不敢斗，王将以为臣乎？”
战国时，齐国国君齐湣王自称很喜欢结交士人（当时对知识分子的统称）。有一天，他对当时著名的人物尹文说：“我非常喜欢士人，可齐国没有这样的人才，这是为什么呢？”尹文说：“大王所指的士人，是指什么样的人呢？”齐湣王回答不出来。尹文说：“有这样一种人，他讲忠、孝、信、义，这能算士人吗？您能任用他为臣吗？”齐湣王认为这就是他心目中的士人，是自己求之不得的。尹文说：“如果这种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受到欺侮却不敢争斗，您也任用他做臣子吗？”齐湣王说：“这算什么士人啊！受欺侮却不敢争斗，这是一种耻辱，我是不会让他做臣子的。”
三六、大冶铸金
“大冶铸金”的意思是，从洪炉中跃出来的金属。人们用它比喻自命不凡，自行炫耀，以求有所表现。
此典出自《庄子·大宗师》。
子犁与子来都是达观生死的高士，二人是好朋友。子来生病了，奄奄一息，妻子、儿子环绕在他身旁哭泣。子犁前去问候，把子来的妻子、儿女都赶开了，以免她（他）们惊动了正在变化中的人。子犁倚着门，对子来说：“大自然的造化又要把你变成什么，变到哪里去呢？是让你变成鼠肝呢，还是变成虫臂呢？”
子来回答说：父母对于儿子来说，是至高无上的。无论儿子走到哪里，也要遵从父母的命令。而阴阳造化，比父母之命更不可违抗。自古以来，不孝之子违抗父母之命的事情有时会出现过，而能够抗拒阴阳变化的事，却从来没有发生过。造化让我快要死了，如果我不听从，那就是我抗拒阴阳变化，造化本身有什么过错呢！大自然赋予我以形体，让我活着操劳，让我年老得到安乐，让我以死得到休息。它能让我很好地活着，也能让我很好地死去。举例说吧，名匠冶炼金属铸剑时，忽然有一块金属从洪炉中跳出来，请求名匠说：“你用我铸剑，我一定成为有名的莫邪宝剑”。这时，名匠必然大吃一惊，认为这块金属是不祥之物。今一遇人的形体，就说‘我只愿当人，我只愿当人’，造化者一定认为你是不祥之人。同样的道理，如今天地就像大洪炉，造化就像铸剑的名匠，它可以随意变化你，能像那块金属一样跳出洪炉，提出自己的要求吗！生与死的关系，就像睡与醒的关系。应当安闲地入睡，惊喜地醒来。睡与醒虽有区别，但为什么不能从容乐观地对待它呢？同样，生与死也有一定的差别，但是，也应像对睡与醒那样，从容乐观地对待它。
三七、字盗与殴
“字盗与殴”比喻名同而实异的事物，在现实生活中是常可遇见的；如不细加分辨，就可能造成误导。
此典出自《尹文子·大道下》。
庄里有位老大爷，给大儿子取名叫“盗”，给小儿子取名叫“殴”。一天，“盗”外出，他的父亲跟随在他的后面，追着喊他：“盗！盗！”小吏听到了，便把“盗”捆起来。
他的父亲又想喊“殴”去对小吏讲明实情，由于心里着急，一时声气转不过来，只喊出：“殴！殴！”小吏于是使劲地殴打“盗”，打得“盗”几乎丧了命。
三八、道不拾遗
“道不拾遗”形容民风淳厚，现在多用来形容社会风气和道德良好。
此典出自《韩非子·内储说下》：仲尼为政于鲁，道不拾遗，齐景公患之。
春秋时代，鲁定公时，孔子曾在鲁国做过几任官。起初仅做了中都宰，后来升为大司寇（系掌理一国刑罚的官职）摄行鲁国宰相的职务。孔子在当时被认为是最有学问、最有道德的一个人，他在职不过三个月，鲁国的政治便得到了很大的改良；民间的风气，也有了极大的转变；连市上售卖猪羊肉的贩子，也自动地取消了讨价还价的恶习，全部统一了价格；路上行人都各自谨守秩序，毫不混乱。在路途上，如果遗失了贵重的物品，不必用严厉的法律制裁，老百姓也知道各自尊重自己的人格，不会据为己有。所以四方的游客都不必惊动到官府，自然就可以取回。这种大家严守纪律的廉洁风气，当时称为“道不拾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