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隋书》概论
《隋书》八十五卷，其中本纪五卷，唐初魏征主修，众多史臣参加修撰，记隋代三十七年的史事。《隋书》是唐初所修八史中最杰出的一部，它最能体现和反映以唐太宗为首的贞观君臣的史学观点和这一时代的史学特色，历来受到学者的重视。
一
魏征，字玄成，巨鹿下曲阳人，是贞观时期一位有作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对于贞观时期的一些稳定地主阶级统治和繁荣经济的措施，多所建树，他以“谏诤”的方式，前后共提出二百多项建议，大部分被唐太宗所接受。谏诤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法制和礼仪等各个方面，这些大体上构成了贞观时期的主要施政蓝图。魏征刚直不阿，敢于向皇帝进谏的政治品质，已成为封建时代谏臣的一个典型形象。贞观之治局面的形成，与魏征的谏诤有很大的关系，唐太宗不只一次地这样对他的大臣说：魏征精晓仁、义、礼、智，辅佐我处理政务，治理国家，其政绩即使是文武双全的诸葛亮也无法与他相抗衡。
作为一个政治家，魏征对唐初社会历史的发展，起过进步作用，作为一代杰出的史官，对我国史学的发展，同样作出了重要贡献。
贞观二年（628），魏征任秘书监时认为，经过隋末丧乱，国家图书丢失甚多，又很杂乱，于是在奏报唐太宗之后，引进一批学者校定“经史子集”等四部书籍。几年之间，使国家藏书基本齐备，粲然可观。这为修撰前代史书准备了资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唐初之所以能修成八史，魏征主持秘书省组织校定图书，是有一定贡献的。
贞观三年（629），魏征被委任为《隋书》的主编。他在从事国家政务处理的同时，仍勤于著作。他作为政治家、政论家，有《十渐不克终疏》等两百篇左右的政治文献，作为史学家，他又有大量的学术和史学著作问世，如《次礼记》二十卷，《自古诸侯王善恶录》二卷，《列女传略》七卷，《群书治要》五十卷，《大唐礼仪》一百卷，《时务策》五卷等。在他的史学生涯中，影响最大、流传广泛的是由他监修的五代史，尤其是贯穿了他史学思想的《隋书》。
在迭经魏、蜀、吴三分天下、两晋南北朝大冲突、大交融的历史风云之后，中华民族再度归于一统，继秦汉之后，又一次出现两个蝉联的封建统一政权——隋唐王朝。唐初统治者从维护统一和巩固统治的需要出发，着手修撰前朝历史。贞观三年（629）唐太宗下诏修撰周、隋、梁、齐、陈等五史，魏征除撰写《隋史》外，还和房玄龄一起“总监诸代史”，负总的责任。《五代史》的撰修工作，魏征都参加了。梁、陈、齐史的总论，是他执笔撰写的，而最能代表其史学成就的，是由他主修的《隋书》。
二
《隋书》是唐初修成于众史官的第二部史书。贞观三年（629）开设史馆，由魏征主修，颜师古、孔颍达等协助之，书中的序论多出于魏征之手。他们依据的史料有隋朝旧有的史书，如王劭撰、以编录诏敕等文为主的《隋书》八十卷，隋史官修撰的《开皇起居注》六十卷等。再，唐初去隋世最近，直接史料保存尚多，魏征等屡访之。至贞观十年，撰成《隋书》五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上起隋文帝开皇元年（581），下至隋恭帝义宁二年（618），记载了隋朝三十八年的历史。当时此书与《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并行于世，合称为《五代史》。这五部史书都是只有本纪和列传，没有表和志。原来的修撰计划是编写十篇共同的志，而不作表。当时，众史官只完成了他们分别负责的纪、传，没有完成共同负责的志。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因命左仆射于志宁、太史令李淳风、著作郎韦安仁、符玺郎李延寿等共同修撰志书，以记述梁、陈、北齐、北周和隋朝的典章制度，先后由令狐德棻、长孙无忌监修，历时十五年，至唐高宗时方始成书，共有十志，计三十卷，高宗显庆元年（650），由监修人长孙无忌领衔奏上，其篇目和卷数如下：
《礼仪》七卷，《音乐》三卷，《律历》三卷，《天文》三卷，《五行》二卷，《食货》一卷，《刑法》一卷，《百官》三卷，《地理》三卷，《经籍》四卷。
这十篇志编成时，五部史书流行已久，所以志书也单行，称为《五代史志》，在与五部史书合编时，附在《隋书》之后，故亦称《隋志》，而《隋书》也因之成为八十五卷。
三
颜师古与封德彝一起，是最早修撰《隋书》的。以后，在魏征主持下，他参加了第二次修撰《隋书》的工作。他撰成的《隋书·地理志》收入《五代史志》。唐继隋而起，唐初统治者对隋朝的统一大业是极为推崇的，对于隋朝初年的政治，也是异常钦慕，而一个“甲兵强盛”、“风行万里”的隋王朝为何在极短的时间内分崩离析，“子孙殄灭”，又不能不引起唐初统治者的深思，可见，撰述隋朝历史对于唐朝统治者来说，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有许多引为鉴戒的历史经验教训。所以魏征主修的《隋书》中，“以隋为鉴”是其主要的特点之一。
关于取鉴的问题，魏征显示出的可贵之处，很突出的一点就是从“人事”上“取鉴于亡国”。即把“人事”作为“以隋为鉴”的主要内容。
首先，在涉及的历史重大问题时，魏征很重视民心的向背问题。他在《隋书》中着力考察了高祖开基、炀帝丧国的原因，通过对两代帝王主客观方面的详尽比较、分析，魏征强调说，尽管炀帝之世的土地、人口、甲兵、仓禀都盛于高祖之时，地险、人谋也都据于有利地位，他们的所作所为表面看起来虽然“迹同”，很相似，但由于“心异”，即主观的出发点不一样；高祖对民的“动”是为了最终使民“安”，对民的“劳”是为了达到民“逸”，结果是天下大治，而炀帝则相反，因而“其亡也忽”。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因此在《隋书》中，比较注意隋末农民大起义的作用，保留了不少这方面的史料。五十五卷的纪传中，有二十多卷都记有农民起义或反抗斗争，《食货志》和《天文志》、《五行志》也从不同角度多次提到这方面的内容。
第二，魏征能够从经济的角度来考察民众的生产活动同政权兴衰的关系。魏征在谈到封建政治的兴衰与经济的关系时，曾概括性地指出：“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他的这种思想，在《隋书》中有突出表现。如详细地将隋末每次大规模的征用徭役的情况、死伤的数字以及因而造成的经济破坏，都如实地作了说明和分析，指出正因为隋炀帝大规模的征役，破坏了农民的生产，因而才造成了隋末的农民大起义，使隋王朝很快瓦解了。这比用某些帝王将相个人行为的不检和好恶，来说明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在历史观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隋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将修史与求治紧密地结合起来，总结历史经验是为了找到现实的治国方法。魏征通过封建社会前期史学的总结，围绕着“务乎政术”“求治要”的宗旨，把史学的赞治作用，通过“取鉴于亡国”的形式，加以充分地发挥，并集中在总结施政致治的统治之道上。他不仅在奏议和《隋书》的编写中全面地总结了隋亡的原因、历史教训和以隋为鉴的重要性，而且第一次明确、具体地指出如何从亡国取鉴，用以赞治的问题。从前一个朝代危、乱、亡的教训中，求得本朝的安、治、存，这一概括把修史、取鉴和赞治三者完全融为一体了，巩固地确立了鉴戒史学的地位。史学作为政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真正成为一种重要的统治工具，应当说开端于斯。
《隋书》体例组织严整，继承了《史记》、《汉书》的传统而有所创新。将反隋人物李密等放入《诸臣列传》而不放入叛臣之列，颇具史家风度。《隋书》的列传材料珍贵，《隋书》修撰时，引用的史书、资料许多现在我们已见不到或者残缺了，它们保存在《隋书》中。如李德林、牛弘、杜台卿、许善心、王劭等人的传，有隋代官私修史的资料，并可知道当时史学发展的情况。《万宝常传》可以了解到隋代有中国古代史上罕见的音乐天才及其《乐谱》六十四卷。耿询、张胄玄、临孝恭、宇文恺、杨素等人的传，记述了隋代中国众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和创造发明。至于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外交的史料就更多了。如《隋书》的东夷、南蛮、西域诸列传提供许多新的材料，可以和《隋书》卷六十七所载裴矩传参照来读，借此明了隋代对外交通的情况。而《隋书》十志尤为后人所重视。历代史家对《隋志》的评价较高。自魏、晋以来，典章制度变化较繁，而史书或无志，或有之而断限过短，致使流变不明。《隋志》叙述的范围包括梁、陈、齐、周、隋五个朝代，修撰者多有学术专长，因而其成就较高。《经籍志》为东汉至唐初古籍流传的总结性著作，在古代学术史和图书分类著录方面，其地位可与《汉书·艺文志》相比。《地理志》以隋炀帝大业五年（609）的地理状况为准，记载了全国郡县户口山川形势、建置沿革及风俗物产，对隋以前的地理情况，该志只是略有附注、顺便涉及。《食货志》、《刑法志》大体相近。《音乐志》很详细，特别是关于外国音乐传入中国的经过这部分，可供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参考。《天文志》和《律历志》到今天还算是研究天文气象学的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但凡文笔简炼，难免要遗漏重大史事。杜宝撰《大业杂记》十卷、刘仁轨撰《行在河洛记》十卷就是为了弥补《隋书》记隋末事迹遗缺而作。另外，书中为隋统治者回护和为唐初当权者夸张的曲笔，与其他各史书无异。例如炀帝派张衡杀害其父，其事不见于二帝本纪和《张衡传》（卷五十六），而隐约地附叙于《陈宣华夫人传》（卷三十六）中。又如房彦谦本无重大事迹可纪，因其子房玄龄为唐初丞相，《隋书》中便有他的专传（卷六十六），这都是明显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