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吾兄弟常存此兢兢业业之心，将来遇有机缘，即便抽身引退，庶几善始善终，免蹈大戾乎？至于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弟向来倔强之气，却不可因位高而顿改。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们兄弟心中常常存有这种兢兢业业的心情，如果将来遇到机缘，就可以抽身引退，这样大概就能善始善终，避免大的罪戾吧？至于担当大事，则全靠“明强”这两个字，《中庸》中说的“学问思辨行”这五项，从根本上都归于“愚则明，柔则强”。你素来具有的倔强之气，不要因为身居高位而立刻改变。凡事没有气就不能办，没有刚就成不了，即使是修身齐家，也要以“明强”为本。
原文
“强”字原是美德，余前寄信，亦谓“明强”二字断不可少。第“强”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可不屈挠。若全不明白，一味横蛮，待他折之以至理，证之以后效，又复俯首输服，则前强而后弱，京师所谓“瞎闹”也。余亦并非不要强之人，特以耳目太短，见事不能明透，故不肯轻于一发耳。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强”字原来是一种美德，我上次寄去的信中，也说“明强”两个字绝不能少。只是“强”要来自“明”，然后才能不屈不挠。如果不明事理，只是一味蛮横，等到为对方的道理折服，又被事实所证明，然后再服输，那么就是前强后弱，京城中人称之为瞎闹。我也不是不要强的人，只是因为耳目不够聪明，见事不能透彻，所以不敢轻发一言。
原文
三达德之首曰智。智即明也。古豪杰动称英雄，英即明也。明有二端：曰高明，曰精明。人见其近，登楼则所见远矣，登山则所见更远矣，此曰高明。精明者，譬如至微之物，以显微镜照之，则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则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矣。高明由于天分，精明由于学问。吾兄弟忝居大家，天分均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好问若买显微之镜，好学若舂上熟之米。总须心中极明，而后口中可断。能明而断谓之英断，不明而断谓之武断。武断自己之事，为害犹浅；武断他人之事，招怨实深。惟谦退而不肯轻断，最足养福。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智、仁、勇这三德之中，排在首位的是智。智就是明。古代的豪杰，常称为英雄，英就是明。所谓明分为两种，一种是高明，一种是精明。一般人所见很近，登到楼上去看，所见就远了，登到山上，所见就更远了，这就是高明。拿精明来说，好比一件极微小的东西，用显微镜来照，它就会放大一倍、十倍、百倍了。又好比是粗糙的米，捣两遍的话，就可以把粗糠全部除去，捣上三遍、四遍，那么它就精细白净至极了。人是否高明取决于天赋，精明则有赖于后天的学问。我曾氏兄弟如今侥幸居于高位，天赋方面都算不上很高明，专靠学问来求得精明。好问就好比购显微镜观察事物，好学就如同捣击捣熟了的米。总而言之，必须心里十分明白，然后才能说出自己的决断。心里明白再做出决断称为英断，心里不明白就做出决断，这叫做武断。对自己的事情武断，产生的危害还不大；对他人的事情武断，招来的怨恨就会很深。只有谦虚退让而不肯轻易决断，才是最能保住自己的福份的。
原文
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难禁风浪四字譬还，甚好甚慰。古来豪杰皆以此四字为大忌。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惟数万人困于坚城之下，最易暗销锐气。弟能养数万人之刚气而久不销损，此是过人之处，更宜从此加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担当大事，全在掌握明强两个字上。《中庸》中的学、问、思、辨、行五方面，最重要的就是要使愚昧变为聪明，使柔弱变为坚强。所有的事，没有志气和刚气都无法成功，即使是修身齐家，也必须以明强为根本。“难禁风浪”这四个字说得很好，大慰我心。自古以来，豪杰之士都以这四个字为大忌。我家祖父教导我们，也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所以男儿自立于世，一定要有倔强之气。只是好几万人被困于坚固的城池之下，最容易暗中销磨锐气。你能使数万人的刚强士气，长时间不被销磨折损，这正是你的过人之处，更要在这一点上下功夫。
原文
凡国之强，必须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此亦关乎天命，不尽由于人谋。至一身之强，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孟子之集义而慷，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由之强，略为可久可常。此外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萧、陈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解读
凡是国家要强盛，必须得到贤良的群臣相辅佐；家庭的强盛，必须多出贤良的子弟。这也是由于天命，不全靠人来谋划。至于一个人的刚强，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情形。孟子能聚义而慷慨，这和曾子的自我反省而能屈能伸一样。只有曾子、孟子与孔子告诉仲由的强的道理，才稍微可以久长。此外斗智斗力的强，则有因为强壮而十分兴旺，也有因为强壮而惨败。古往今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他们的智力都超乎世人，而他们的灾难与失败也超乎寻常。近代如陆、何、萧、陈也都是雄健过人，而他们都不能善终。所以我们在自我修养上，谋求比别人强是可以的，在自己比别人强的地方，谋求比人强就不好。福益外家，假如专门在比别人强处逞强，他能否强到底还不得而知。即使他终身都强横，并能安稳度日，也是君子不屑一顾的。
原文
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自古以来的帝王将相，没有不是从自立自强而成功的，即使成为圣贤的，他们也各有自立自强的方法，所以才能够独立不惧，确定不移。过去我在京城，好与各位有大名高位的人对立，也确实有挺然独立不畏强暴之意。近年来体会到天地之道，要刚柔互用，不可偏执，太柔了会萎靡不振，太刚了则容易折断。刚指的不是暴虐，而是说强矫；柔也不是说要卑弱，而是说要谦让。办事为公，就应该强矫，争名夺利，就应当谦退；开创家业，应该强矫，守成安乐，则应谦退；出外与人相应酬，应当强矫，回家与妻儿享受，则要谦让。如果一面建功立业，外面享有大名，一面又追求田地房产，希享富贵，这两者都是盈满的征兆，全无谦退之意，这是肯定不能长久的。
原文
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未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坐尸立斋；不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至于强毅之气，一定不能没有，但强毅与刚愎不同。古话说：战胜自己就是强。所说的强制，强恕，强为善，都是战胜自己的意思。如不习惯早起，而强迫自己天未亮即起；不习惯庄重尊敬，而强迫自己静坐斋戒；不习惯劳苦，就强迫自己与士兵同甘共苦，勤劳不倦，这就是强。不习惯持之以恒，而强制自己持之以恒，这就是毅力。而此外力求以气势胜人，这就是刚愎。二者看起来相似，其实有天壤之别，不可不察，不可不谨慎对待。
“评析”
所谓明强，就是要知道强的坏处，知道什么时候该强，什么时候不该强，也就是知道如何对待自己的特长，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最好的历史人物大概应推范蠡了。范蠡在助越王勾践灭吴之后，“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以处安”，就激流勇退，放弃了上将军之大名和“分国而有之”的大利，退隐于齐，改名换姓，耕于海畔，手足胼胝，父子共力，后居然“致产十万”，受齐人之尊敬。但范蠡又以为“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散尽其财，“闲行以去，止于陶”，从事耕畜，经营商贾，又致货累矩万，直至老死于陶。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范蠡三徙”。范蠡之所以辞官退隐，就是考虑到不要让尊名大利给自己带来身家性命之忧。事实上他的考虑是有道理的。与他共扶勾践的文种就因不听范蠡的规劝接受了越国的尊荣大名，结果死在勾践手下，说到底，像范蠡这样的处理名位的方式，都是为了在形式上的放弃之后，更永久地保有它。
在历史上最不懂明强、最有典型意义的当数杨修。
杨修曾是曹操的主簿，他在《三国》一书中，是位思维敏捷的官员和敢于冒犯曹操的才子。
一次，曹刘两军在汉水一带对峙。曹操屯兵日久，进退两难，一日，适逢厨师端来鸡汤。见碗底有鸡肋，有感于怀，正沉吟间，夏侯入帐禀请夜间号令。曹操随口说：“鸡肋！鸡肋！”人们便把这当作号令传了出去。行军主簿杨修即叫随行军士收拾行装，准备归程。夏侯大惊，请杨修至帐中细问。杨修解释说：“鸡肋者，食之无肉，弃之有味。今进不能胜，退恐人笑，在此无益。来日魏王必班师矣。”夏侯也很信服，营中诸将纷纷打点行李。曹操知道后，怒斥杨修造谣惑众，扰乱军心，便把杨修斩了。
后人有诗叹杨修，其中有两句是：“身死因才误，非关欲退兵”，这是很切中杨修之要害的。
原来杨修为人恃才放肆，曾数犯曹操之忌。
曹操曾造花园一所。造成，曹操去观看时，不置褒贬，只取笔在门上写了一“活”字。杨修说：“门内添活字，乃阔字也。丞相嫌园门阔耳。”于是翻修。曹操再看后很高兴，但当知是杨修析其义后，内心已忌杨修了。又有一日，塞北送来酥饼一盒。曹操写“一合酥”三字于盒上，放在台上。杨修入内看见，竟取来与众人分食。曹操问为何这样？杨修答说，你明明写“一人一口酥”嘛，我们岂敢违背你的命令？曹操虽然笑了，内心却十分厌恶。曹操深怕有人暗杀他，便常对手下的人说，他好做杀人的梦，凡他睡着时不要靠近他。一日他睡午觉，把被蹬落地上，有一近侍慌忙拾起给他盖上。曹操跃起来拨剑杀了近侍，然后又上床睡去。不久他起来后，假意问谁人杀了近侍。大家告诉他实情后，他痛哭一场，命厚葬之。因此众人都以为曹操梦中杀人。只有杨修知曹操的心，于是便一语道破天机。凡此种种，皆是杨修的聪明触犯了曹操。杨修之死，植根于他的聪明才智。
杨修之死给我们留下了重要的启示。第一，才不可露尽。杨修是绝顶聪明的人，也算爽快，且才华横溢，其才盖主。这就犯了曹操的大忌。有些将帅帝王是不喜欢别人胜过自己的。一些资料说，乾隆皇帝好卖弄才情，好写诗，写过数万首诗。他上朝时经常出些辞、联考问大臣。大臣们都很聪明，明明知道那是很浅的学问或狗屁不通的对联，也不说破，故意苦思冥想，并且求皇帝开恩“再思三日”。这意思无非是让乾隆自己说。果然喜孜孜的皇帝说了出来，于是大臣一片礼赞之声，把个皇帝喜得不得了。杨修犯的正是这禁忌，你处处出尽风头，那魏王还能英明得了吗？这不是叫人赞扬你而冷落了主人么？这是他必死的原因之一。第二，事不要点破。譬如鸡肋，曹操正苦思于此，不知如何解脱，你捅穿这层薄纸，就是羞辱了他。这是杨修死因之二。
曾国藩倡导明强，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他自身经历的总结。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屡次失败，他都倔强地挺了过来。当他赢得胜利，功劳过大时，他总会自我贬抑，辞退高官厚禄。但是，他聪明一世，最终还是因为曾国荃不知明强，在弹劾官文的事件中使兄弟俩吃了苦头。
曾国荃自攻夺金陵后，一直称病在家。同治四年六月十六日，被简授山西巡抚。七月初八日，曾国藩代他上了一折，说他“病未复原”，不能履任。就是在这样的奏折中，曾国藩也不忘诉说自己的心情：“值时事之多艰，念门庭之太盛，盛极而惧，若涉春冰。”到第二年正月，因为捻军麇集湖北，清廷“为地择人”，又调补曾国荃为湖北巡抚，接替郑敦谨。曾国荃于三月十六日抵达武昌履任。七月，官文奏请他为“帮办湖北军务”，企图让他离开武昌赴前线。曾国荃为图报复，八月，他提出要参劾官文。官文在鄂任职已久，胡林翼为湖北巡抚时，两人是相处得较好的。而这位好强的曾国荃到任五个月，就与官文的关系搞得如此地糟。曾国藩于八月二十三日接信，知弟弟将有此惊人之举，第二天晚上便写了六页信，劝他将此事“暂置缓图”，因为“火候未到”，他从两方面进行劝说，一是整人的人必遭人整：“此等事幸而获胜，而众人耽耽环伺，必欲寻隙一泄其忿；彼不能报复，而众人若皆思代彼报复者。”二是树大招风，必致危害自己：“吾兄弟位高功高，名望亦高，中外指目为第一家。楼高易倒，树高易折，吾与弟时时有可危之机。专讲宽平谦巽，庶几高而不危。弟谋此举，则人指为恃武功，恃圣眷，恃门弟，而巍巍招风之象见矣。”当时，曾国藩驻营周家口，八月十九日尚约曾国荃来营一会，听到曾国荃的这个想法，立即止他勿来。九月初二日写信道：“此等大事，人人皆疑为兄弟熟商而行，不关乎会晤与否。”足见曾国藩是极其小心谨慎的。九月十二日，他针对曾国荃好强的特点，又劝告说：“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然而，一意孤行的曾国荃并不听从阿兄的劝告，仍然于八月底在襄阳的郭松林营中出奏，劾官文“贪庸骄蹇”。官文虽因这一参劾被解除总督职，但这位满洲贵族依然是大学士、伯爵，只是换了个岗位，调到京城管理刑部，兼正白旗蒙古都统。而对曾国荃来说，正如曾国藩所早就预料的：“余所虑者，严谴顺斋讼太胜，则后患方深。”果然，对曾国荃的报复接踵而来。十二月初一日、初九日及第二年正月十四日，同治帝根据官文等人的奏折，三次申斥曾国荃“调度无方”、“围剿无力”，并且措辞很严厉：“曾国荃驻扎德安，统领兵勇不少，调度无方，致令该逆如入无人之境，不知所司何事！”“曾国荃屡托空言，殊无把握，何以副朝廷委任之重……若仅以奏报铺张敷衍搪塞为得计，该抚自问当得何罪！”也正在这个时候，曾国藩的挚友刘蓉在署陕西巡抚的职位上再次被革，“即着乔松年饬令回籍”。这一连串的变故使曾国藩忧抑难安。他在九月初十日接曾国荃业已出奏的信后，认为“措置太骤，竟日为之不怡”，“左帅虽横行一世，尚未弹劾如官、胡之贵显者”。他给儿子曾纪泽写信说：“沅叔劾官相之事，此间平日相知者如少泉、雨生、眉生皆不以为然，其疏者亦复同辞。闻京师物论亦深责沅叔而共恕官相，八旗颇有恨者。尔当时何以全不谏阻？顷见邸抄，官相处分当不甚重，而沅叔构怨颇多，将来仕途易逢荆棘矣。”
“自京陵告克后，常思退休藏拙”、“无日不惧祸”的曾国藩，遇上剿捻无功，偏偏又遇上弟弟敢于触犯满洲贵族，且词连军机大臣胡家玉，作此石破天惊之事，不能不考虑自己的退路了。他在曾国荃奏劾官文后十多天，除了告诫了曾国荃一番之外，还表明自己的心迹说：“余定于明日请续假一月，十月请开各缺，仍留军营，刻一木戳，会办中路剿匪事宜而已。”果真，十月十三日，他继续借“病势日重”为由，请求暂行注销封爵，“准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实缺，并另简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臣以散员留营，不主调度赏罚之权，但以维系将士之心。”这是曾国藩对朝廷动静的一个试探。可是出乎曾国藩的意料之外，只过了六天，即十月十九日，曾国藩便收到了严词训斥的上谕。至此，他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已是第七次受到朝廷的谴责。他立即在家信中说：“开缺辞爵之件，本拟三请四请，不允不休。昨奉十四日严旨诘责，愈无所庸其徘徊。大约一连数疏，辞婉而意坚，得请乃已，获祸亦所不顾。”可是，并不需要他三请四请，二十五日他又收到了二十日的上谕，令将“钦差大臣关防着李鸿章署理”，又令他在营调理，病痊后去京陛见。他实际上被解除了前线统帅的大权，置于闲散的地位。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曾国藩深知此中深浅，乃强打精神，一方面于十一月初二日、十七日和十二月初三日，又三次请求准开各缺；另一方面，他相当恋栈，绝不愿就此丢掉一切实权，故坚持要求“仍留军营帮同照料”，理由很冠冕堂皇，说这样可以“维系湘淮各军之心，联络苏鄂两路之气，既无置身局外之想，亦免病躯恋栈之讥，庶臣之寸心稍安，而于大局毫无所损”。同时，他仍然从十月二十五日到回任两江总督前的两个多月中，十多次上折，大谈“剿捻”战况与军事部署等，实际上没有放弃指挥大权。可是，清廷对他这个仍留军营效力的“中下之策”坚不批准，叫他不要“稍涉疑虑，固执己见”，屡次严令他回两江总督本任。曾国藩放不下无功而回任的面子，再次给自己搭了一个退回两江本任的阶梯，于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奏，请求允准李鸿章“以西路为主，臣驻扎徐州防剿，惟以东路为主。一以为李鸿章后路之助，一以为微臣补过之资。”但清廷不给他这个阶梯，在他回到徐州后仅十二天，即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七日，令他“回往省城”，办理筹饷等事宜。这个上谕下达十一天后，曾国荃又因他率领的新湘军郭松林部和彭毓桔部连续溃败，以致全部覆没而“交部议处”。二月初八日，曾国藩收到寄谕，“三点睡，不甚成寐”。他在这个月的家信中，反复谈到这场政治风波和自己的心境：“沅弟近日迭奉谕旨，谴责严切，令人难堪！固由劾官、胡二人激动众怒，亦因军务毫无起色，授人以口实；而沅所作奏章，有难免于讪笑者。计沅近日郁抑之怀，如坐针毡之上！”“沅叔屡奉寄谕，严加诘责。劾官之事，中外多不谓然。湖北绅士公呈请留官相……沅叔近日心绪极不佳，而捻匪久蹂鄂境不出，尤可闷也！”“余以精力日衰，屡遭参劾，官兴索然。”
曾国藩曾说：“即修身养家，亦须以明强为本。”就是说，不但在官场、在战场要知道明强，就是在处理家事上，也要知道明强。曾国藩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如他不断提倡俭朴，不提倡购置田产，不断馈赠财物给亲族，就是怕光考虑到自己一家的荣耀，会带来不测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