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肉之情——骨肉之情愈挚，则责之愈切
原文
惟骨肉之情愈挚，则望之愈殷，望之愈殷，则责之愈切。度日如年，居室如圆墙，望好音如万金之获，闻谣言如风声鹤唳；又加以堂上之悬思，重以严寒之逼人，其不能出怨言以相挂者，情之至也！然为兄者，观此二字，则虽典谅其情，亦不能不责之，非责其情，责其字句，不检点耳，何芥蒂之有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只有骨肉之情越是真挚，对他的期望也越是殷切，期望越殷切，要求也就越严厉，我现在度日如年，在家居住好比生活在围墙之中，希望佳音如同等待获得万金一样，听到谣言即感到风声鹤唳。再加上思念家人，严寒逼人，无法口出怨言，这是真情之至。然而我作为兄长，看到这两个字，虽然觉得情有可原，也不能不加以指责，不是指责其中包含的情意，而是指责语言不够检点，又有什么芥蒂呢？
原文
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即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至于兄弟之间，我也只是爱德，不喜欢相互姑息。用勤俭相教，用习劳守朴相劝勉，这是兄弟之间爱德；丰衣美食，随心所欲，这是兄弟之间爱姑息。爱姑息，会使兄弟们四体不勤，充满骄气，将来做出丧德败行之事，这是我领着兄弟们行不孝，我不敢这么做。
“评析”
兄弟之间的道德伦常称为悌，它是仅次于孝的一种家庭伦常，因此，历代家训对这个问题都极为重视，如《颜氏家训》对这个问题有这样的论述：
自有人类以来，便有了夫妇，有了夫妇，便有了父子，有了父子，便有了兄弟：一家亲人的关系，就只有这三种。由此开始，上下左右，各种亲戚，一直到九族，都是从这三种亲人中派生出来的，所以在人类的各种关系中，这三种关系最为重要，感情不能不深厚。
兄弟，是同一父母所生，血缘关系极为密切，在幼年时期，父母左拉右扯，兄弟前偎后依，同一个桌上吃饭，同一件衣服传递着穿，读书使用同一本书，游玩同去一个地方，即使是无理昏聩之人，也不能不相互友爱。但等到成年以后，分别娶了妻，生了子，即使再忠诚厚道之人，对兄弟之间的感情也不能不有所衰减。因为妯娌关系和兄弟关系比较起来，毕竟要疏远淡漠多了，现在让彼此疏远淡漠的妯娌来制约深厚的兄弟感情，就像用圆盖去覆盖一个方底的物体一样，必然难以完全吻合。只有那种友爱之情特别深厚牢固，不为妻子所动的人，才不会受到影响。
父母去世之后，兄弟关系应当更加密切，就像形体与影子、声音与回响一样不可分离。爱护同胞骨肉，珍视手足之情，除了兄弟还能有谁呢？兄弟之间与别人不同，一方面，因为互相期望太多而一旦不能满足，便容易产生怨恨，而另一方面，因为住得较近，即使有了隔阂，也容易及时弥合。就像一座房屋，出现一个洞就塞住，裂开一条缝就填上，便不会有倒塌毁坏的忧虑；而如果不留心麻雀老鼠的破坏，不提防风雨的侵蚀，一旦墙倒柱折，就无法补救了。奴仆侍妾就像雀鼠一样，妻子儿女则如风雨一般，甚至有时会比雀鼠和风雨具有更大的破坏作用。
兄弟之间不和睦，就会影响对侄女侄子的感情；不爱侄子侄女，那么对同族其他子弟就更加疏远了；一旦疏远了同族子弟，那么家中的奴仆就会成为你的仇敌。这样一来，即使陌生的人也敢任意欺凌你，还有谁会援救你呢？有的人能广交天下朋友，遍施爱心，却偏偏不能敬重兄长，为什么能和众多的外人友好相处却不能和仅有的兄长友好相处呢？有的人能统率数万大军，深得部下拥戴，却唯独对自己的弟弟缺乏恩爱，为什么能爱他人却不能爱自己的亲人呢？
妯娌，是家庭各种矛盾的挑起者。与其让骨肉同胞居于其间反目为仇，还不如让他们异地居住的好，因这样起码还可以时时互相怀念。况且，兄弟之间若发展到形同路人，那么处于是非之地，很少不产生隔阂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处理家族事务却怀着个人私情，肩负家族重任却不讲兄弟情义；如果人们能够经常反省自己体谅别人，视兄弟子女为自己的子女，便不会产生这种忧患了。
人们侍奉兄长，不肯像对待父亲那样，又为什么总埋怨兄长不像爱护儿子一样爱护自己呢？这是因为总是对兄长索取过多而不明白兄弟友爱应是相互的。
曾国藩重视骨肉之情，则尤为明显地表现在他对九弟曾国荃的照应上。
金陵攻破后的一个月中，朝廷又是追问天京财产的下落，又是追问李秀成的下落，使曾氏兄弟心惊肉跳。“归功于己”而趾高气扬的曾国荃此时患有“湿毒”，左肩下乳上生一毒，又肝旺气虚，“病在水不能生木”，“非药物所能为力”，加上连日遭此政治上的重大打击，更是郁郁不自得。常生无名之火，勃然恼怒。他虽为得胜之臣，实似丧家之犬。曾国藩在金陵见到曾国荃的此种情状，心痛似绞，七月廿八日回到安庆后，于廿九日，八月初二日、初五日、初六日、初九日、十四日、十六日、十九日接连写信给曾国荃，一方面反复表示自己的“实深廑系”，一方面对老九进行多方的劝慰和关照，极力吹捧说：“弟所成就者，业已卓然不朽。”他甚至不惜屈己以谀弟，说什么“从古有大勋劳者，不过本身得一爵耳。弟则本身既挣一爵，以赠送阿兄一爵。弟之赠送此礼，人或忽而不察，弟或谦而不居，而余深知之。顷已详告妻、子知之，将来必遍告家人宗族知之。”又说：“天下之道，无感不应，无诎不伸。以吾心之且怜且敬，知外间亦必千里应之，亦必怜弟敬弟，万口同声。”与此同时，又对老九稍加规劝：“弟不若就现有之功，而加之以读书养气，小心大度，以求德亦日进，言亦日醇，比如筑室，弟之立功已有绝大基址，绝好结构，以后但加装修工夫。何必汲汲皇皇，茫乎无主乎？”但曾国藩所说的这些言辞，曾国荃似乎都听不进去。曾国藩也就按捺不住，骂道：“弟若不知自爱，懊怒不已，剥丧元气，则真太愚矣！”
同治三年八月廿日为曾国荃四十一岁生日。曾国藩从八月廿五日至九月初三日在安庆特地写了十三首寿诗，并把它写成手卷，赠送曾国荃。他写信给曾国荃，说他写这些诗，“一则以纪泽寿文不甚惬意。一则以近来接各贺信，皆称吾弟为古今仅见。”他坦率地说：“若非弟之九年苦战，吾何能享此大名？故略陈众人所颂者，以为祝寿也。”又说：他写这十三首七绝，是欲“使儿曹歌以侑觞。盖欲使后世知沅甫立功之苦，兴家之不易，常思敬慎以守之”。故全诗极力为曾国荃评功摆好，说他“一剑须臾龙变化，准能终古老泥蟠？”称颂他咸丰八年十五日攻占吉安，是“书生初试大功时”；称颂他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攻占安庆，“上感三光下百神”；称颂他攻占金陵，是“昆阳一捷天下悦”、“正赋周宣六月篇”。此时，曾国荃肝气尚旺，抑郁未平，所以思虑深沉的曾国藩，在第一首中劈头便说：
九载艰难下百城，漫天箕口复纵横。
今朝一酌黄花酒，始与阿连庆更生。
九年中使国荃疲于奔命的“艰难”，固然在于与太平军的刀来枪往，更在于对付统治阶级内部的“漫天箕口”，同治三年四月初三日，曾国藩写信告诉老九说：“近来外侮纷至迭乘，余日夜战兢恐惧，若有大祸即临眉睫者。”金陵之战既已得手，曾国藩暂时渡过了这些“艰难”与“大祸”，而这竟使曾国藩称为“更生”！回首往事，简直令人再度战战兢兢。然而曾氏兄弟当前仍然“左列钟铭右谤书”，誉和毁同时并生，不得不令人相信：“人间随处有乘除。”最后，曾国藩终归道出了自己写这些寿诗以劝谕老九的本意：“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已寿斯民复寿身，指衣归钓五湖春”，让曾国荃懂得功成身退的“长生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