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中华家训(第九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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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八字诀

八字诀——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

原文

余与沅弟论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大约有八字诀,共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也;又四字则曰“早扫考宝”。早者,起早也;扫者,扫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显考、王考、曾祖考,言考而妣可该也;宝者,亲族乡里,时进周旋,贺喜丧,问疾济急。星冈公尝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最为认真,故余戏为八字诀曰“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也。此言虽涉谐谑,而拟即写屏上,以祝贤弟夫妇寿辰,使后世子孙知吾兄弟家教,亦知吾兄弟风趣也。弟以为然否?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与沅弟讨论治家之道,一切都以星冈公所定的办法为准,大约有八字诀。共有四个字,即上年所说的书、蔬、鱼、猪;另有四个字称早、扫、考、宝。早就是早起,扫就是扫屋,考就是祭祀祖先,敬奉显考、王考、曾祖考,说考也就包括妣;宝,就是亲族和乡里之人,经常互相来往,贺喜吊丧,询问疾病,同济急难。星冈公曾经说:“人待人是无价之宝。”星冈公生前对于这些事都极为认真,所以我把它总结为“书蔬鱼猪,早扫考宝”。这句话虽然近于谐谑,但我想把它写在屏上,以祝贺你们夫妇的寿辰,使后世的子孙知道我们兄弟的家教,也知道我们兄弟的风趣。你认为对吗?

原文

“早扫考宝,书蔬鱼猪”八字,是吾家历代规模。吾自嘉庆末年至道光十九年见王考星冈公日日有常,不改此度。不信医药、地仙、和尚、师巫、祷祝等事,亦弟所一一亲见者。吾辈守得一分,则家道多保得几年。望弟督率纪泽及诸侄切实行之。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早扫考宝、书蔬鱼猪八个字,是我们家历代的家训。我从嘉庆末年到道光十九年见到星冈公天天守常,不改这种规矩。他不信医药、地仙、和尚、师巫、祷祝等事情,也是你亲自一一见到的。我们对这些规矩守住一分,家道就可以多保住几年。希望你领着纪泽和各位侄子切实遵行它。

原文

昔吾祖星冈公,最讲治家之法:第一起早,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凡亲族邻里来家,无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济之,有讼必排解之,有喜必庆贺之,有疾必问,有丧必吊。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余近写家信,常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定法也。尔现读书无暇,此八事纵不能一一亲自经理,而不可不识得此意。请朱运四先生细心经理,八者缺一不可。

其诚修祭祀一端,则必须尔母随时留心,凡器皿第一等好者,留作祭祀之用;饮食第一等好者,蛮备祭祀之需。凡人家不讲究祭祀,纵然兴旺,亦不久长。至要!至要!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过去我的祖父星冈公,最讲究治家的规矩:第一要早起,第二要把房子打扫干净,第三要虔诚祭祀,第四对亲族邻居要善待,凡是亲戚邻居来我家,都是恭敬接待,有急难一定会周济,有争讼一定帮助排解,有喜事必表示庆贺,有疾病一定去慰问,有丧事必去吊唁。除了这四件事之外,对于读书种菜等事情,尤其时刻留意。所以我近来写家信,常常提到“书蔬鱼猪”这四者,因为这是祖父传下来的规矩。你现在一心读书,没有空暇,这八件事即使自己不能一一亲自料理,但对此都要存心。请朱运四先生对此细心料理,这八件事缺一不可。

至于虔诚祭祖这件事,一定要你母亲随时留意,凡是最好的器皿,要留作祭祀用;凡是最好的饮食,要留作祭祀用。普通人家不讲究祭祀,这样的家庭即使兴旺,也无法长久,所以非常重要。

“评析”

提到家训,曾国藩言必称星冈公,星冈公是曾国藩的祖父,原名兴,字玉屏,中年改名星冈。他继承祖业,占有一百多亩水田和多处山林、屋宇。家中“自道光元年即处顺境,历三十余年均报平安”。正因为如此,他青年时放荡游冶,酒食征逐。直到父亲死后,已过而立之年的曾星冈,挑起了一家重担,才收心治产业。他曾有一段很坦率的自述:“吾少耽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长老有讥以浮薄,将覆其家者。余闻而立起自责,货马徒行。自是终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居枕高嵋山下,垄峻如梯,田小如瓦。吾凿石决壤,开十数畛而通为一,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昕宵行水,听虫鸟鸣声以知节候,观露上禾颠以为乐。种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粪,庸保任之。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他是一个既管有山林田产,又雇有佣工,自己只参加辅助劳动的财主。他的儿子曾竹亭则以读书、教书终其身。这样的家庭当然已算不了“农家”,他们的子孙当然也就算不了“农家子弟”了。

曾星冈还常常插手地方事务,武断乡曲,“声如洪钟,见者惮慑”。他自述道:“邻里讼争,吾尝居间以解两家之纷,其尤无状者,历辞诘责,势若霆摧,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或具樽酒通殷勤,一笑散去。”从这篇明显地带有美化痕迹的《大界墓表》看,从曾星冈的儿子曾竹亭后来担任湘乡全县团练总头目,“僻在穷乡,志在军国”的情况看,曾星冈、曾竹亭两代都是地方上的绅士。

曾国藩就是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中,受祖父曾星冈、父亲曾竹亭的影响很深。

曾星冈性格暴烈,言行专横,即使对于妻子王氏也是如此。王氏“虔事夫子,卑诎已甚,时逢愠怒,则辣息减食,甘受折辱,以回眷睐”。曾星冈“对子孙诸侄,则严肃异常,遇佳时令节,尤为凛不可犯”。他“气象尊严,凛然难犯”,对儿子曾竹亭尤其严峻,“往往稠人广坐,壮声呵斥;或有所不快于他人,亦痛绳长子,竟日,诘数愆尤。间作激宕之辞,以为岂少我耶?举家耸惧。”儿子竹亭则“起敬起孝,屏气扶墙,躇徐进,愉色如初”。曾星冈是这个封建家庭中威严的最高统治者。

然而,他对子孙们的严格与严厉,在另一方面却有助于子孙的成长。道光十九年(1839)十一月初一日,曾国藩动身进京散馆,在这之前的十月二十日早晨,他站在阶前向祖父说:“此次进京,求公教训。”曾星冈说:“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祖父的言传身教,对曾国藩极有影响,他写道:“遗训不远,至今尚如耳提面命。”他有意重提此事,用以与诸弟共勉。在另一处,曾国藩写道:“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甚至对于祖父的那种粗暴、凛不可犯,曾国藩也理解为:“盖亦具有一种收啬之气,不使家中欢乐过节,流于放肆也。”曾国藩还写道:“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曾星冈的言行,对曾国藩的性格的形成,是起了很大的影响的。所以,曾国藩对于祖父终身敬服。他获得高官厚禄以后,仍然说:“国藩与国荃遂以微功列封疆而膺高爵,而高年及见吾祖者,咸谓吾兄弟威重智略,不逮府君远甚也。”他甚至为祖父深抱委屈,认为“王考府君群威仪言论,实有雄伟非常之慨,而终老山林,曾无奇遇重事,一发其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