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神教
罗马的原始宗教是多神教，保存着万物有灵的原始信仰。罗马人信奉的神祗多模仿希腊，如希腊的天神宙斯和天后希拉被附会为朱庇特和朱诺，雅典娜被附会为米涅瓦。后来由于和东方国家不断的接触，罗马还出现了对东方一些国家神祗的崇拜。然而，罗马人通常最信奉的却是战神马尔斯和灶神维斯塔。马尔斯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神，维斯塔是保护家庭和国家的神灵。
此外，罗马还长期盛行对祖先的崇拜，相信死者的亡灵是家庭和氏族的守护神。为了祭祀神灵，罗马人建造了大量的神庙殿堂，制定节庆仪规，供养祭司团体。每逢发生重大事件，罗马人都要求神问卜，由占卜师通过观察空中飞鸟和雷电现象或动物内脏等来预测吉凶。
尽管罗马诸神由于模仿希腊神明的形象而在外貌上已经变得优雅而健美，但是在内涵或性情方面，二者却有着天壤之别。希腊那些具有无限丰富内涵和令人陶醉风韵的神明一到罗马人手里，就失去了“自由的狂想”色彩，而掺入了赤裸裸的功利成分。
将希腊宗教与罗马宗教的精神特征作一个对比，无疑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
在基本格调上，希腊宗教是审美的，罗马宗教是功利的。希腊人总是使他们的神明充满了人的情趣和欲望，充满了人的优点和弱点，一言以蔽之，充满了人情味和感性化的色彩。神与人混杂在一起，享受人间烟火，并且经常给人类制造麻烦。他们过着荣华富贵和悠然自得的生活，同时又像孩子一样彼此争吵不休，他们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政治性和功利性的倾向。罗马人并不因为美而敬仰神明，仅仅只是因为有用才崇拜神明。罗马人从来不让他们的神明们相互争吵，而是让他们团结起来共同保护罗马人的利益和对付罗马的敌人。罗马人的神也从来不与人类打成一片，他们是高高在上的和令人敬畏的，只有祭司团才能与他们交往，这样就使祭司团成为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社会阶层。在希腊，宗教生活与文艺生活是融为一体的，奥林匹克赛会、戏剧表演以及其他各种文艺体育活动同时也就是盛大的宗教集会，宗教生活寓于世俗性的娱乐活动之中。每逢宗教节庆日，人们身着盛装，载歌载舞，怀着愉快的心情讴歌神明，并且尽情地展现人类自身的美。然而在罗马，宗教生活与文艺生活是完全隔绝的，它倒是更紧密地与政治生活联系在一起。宗教的功能不在于增进人们对于生活的热爱，而在于维护现实的政治秩序和加强法律的威严。就这一点而言，罗马的宗教可以说是开创了宗教的政治功能，使宗教由一种理想性的憧憬变成了一种现实性的束缚，由自由心灵的一种天真烂漫的狂想变成了维护现实社会关系的一道坚固屏障。希腊人热爱神，罗马人服从神。
希腊宗教促进了人们精神自由的审美品味，罗马宗教则维护了社会秩序和道德风尚。希腊人在宗教态度上是虔诚的，他们对神谕确信无疑；罗马人在宗教态度上却是势利的，他们借助于神明的名义来进行现实的惩罚。罗马宗教更多的是充满了一种冷漠的理智精神。
基督教
早期基督教最初产生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区，是犹太人民反抗罗马统治的群众运动的产物。后来，逐渐传播到希腊、埃及、意大利和高卢等地，成为整个罗马帝国的新宗教。从公元前2世纪起，罗马已经成为地中海世界的霸主。在共和末期和帝国初期，由于罗马的残暴统治和压迫激起了帝国范围内的奴隶、平民和被征服居民的不断起义和反抗。但是所有这些起义，包括声势浩大的斯巴达克起义，都遭到镇压而失败。特别是在公元66～70年爆发的犹太人反对罗马的战争遭到了极其残酷的镇压。被俘的大批犹太起义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致“没有地方再立十字架，没有十字架再钉人”。拥有60万居民的耶路撒冷，大部分居民英勇牺牲，活着的犹太居民被卖为奴隶者达7万人之多。在反抗罗马人的斗争中，犹太人已经形成了撒教该派、法萨利派、狂热派和艾赛尼派等宗教派别。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基本可以判断早期基督教最初就是从艾赛尼派中分化出来的一个小派，称为拿撒勒派。
随着专制主义统治的加强和帝国危机的酝酿，越来越多的人，甚至贵族官僚也要求从宗教中寻求解脱。此时参加集会的信徒，既有贫穷的下层居民，也有奴隶主贵族、富有的工商业者和军官等。《雅各书》在描写当时信徒集会时曾经这样写道：富有者“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走进教堂，被教会执事“请坐在好位上”。贫穷的使徒“穿着肮脏的衣服”甚至“赤身露体”地走进去，却被教会执事吩咐道：“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富人们加入教会，改变了早期基督教的社会成分，从而使基督教的思想和组织也随之改变。一方面，他们向教会广施资财；另一方面他们又有极好的文化教养，这就使他们在教会内的影响日增，并逐步取得领导地位。富有者获得教会领导权之后，就开始形成以主教为中心的阶级分明的等级制度以及一整套的教规礼仪。大约在公元2世纪中叶，各地方的基督教会就逐渐由主教领导。而主教制的建立则标志着基督教会已经掌握在富有者手中，这就导致基督教教义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先前仅有的革命斗争性此时已经逐渐消失，并出现了许多不健康的主张。此时的基督教不仅不再敌视当时的社会制度，不憎恨罗马帝国的统治者，相反却教训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群众服从他们，向他们纳税，要人民放弃反抗罗马帝国的斗争，服从罗马帝国的统治。《马太福音》就劝告人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这样一来，基督教就用宗教的锁链将人们的心灵牢牢地禁锢起来，腐蚀人们的斗志和反抗精神，使之听天由命，屈从忍让。
基督教兴起之初，罗马帝国还以为它是犹太教的一支，因此并未过多地干涉基督教的活动。但是后来，随着基督教徒人数的增长，罗马政府开始担心基督教徒会成为帝国的颠覆者，担心他们的传教会使人们对罗马的忠诚转向上帝，担心它会成为与帝国格格不入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教派。这时，在许多罗马人的眼中，基督教成为社会秩序的大敌。基督徒拒绝接受罗马所信奉的神明，不从事罗马的祭典，不愿将死去的罗马皇帝敬为神明，却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作为救世主，并经常举行秘密集会，这就必然导致罗马统治阶级的不满。而基督教所宣扬的天国学说，号召人们信奉上帝和耶稣基督，这就否定了现实的帝国，这当然是大逆不道的，理所当然地遭到了罗马统治阶级的残酷迫害和镇压。早在克劳狄皇帝统治时期（公元41～54年），基督教徒就曾经被驱逐出罗马城。公元64年罗马大火之后，尼禄成为了“第一个对基督徒进行大迫害的人”。公元2世纪初期，当时被任命为行省总督的小普林尼曾就如何对待基督教徒的问题向图拉真大帝请示过。图拉真明确答复：“当他们被告发并被找到罪证，他们就必须受到惩处。”此后的统治者对待基督教徒基本上是持反对的态度。公元284年，戴克里先成为罗马帝国皇帝，他在位时期，连续颁布四道敕令迫害基督教徒。教堂被拆，教产被没收，教会的书籍被烧，神职人员被投入监狱并用酷刑强迫他们献祭。
戴克里先及其前任们对基督教的敌视和镇压政策，不仅没有将基督教镇压下去，而且相反，镇压愈烈，信徒愈多。到公元4世纪初，帝国境内信奉基督教的人数达到600万左右，教会的数目也增至550个。基督教不但在帝国上层迅速发展，而且深入军队。面对基督教势力的发展，再加上此时基督教成分和教义的改变，统治者的政策有了明显的变化，即由镇压基督教徒转向利用基督教徒。至此，早期基督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反抗罗马转变为服从罗马，从否定奴隶制转变为承认奴隶制，从建立人间天国转变为追求天上王国，从宣扬斗争演变为主张忍耐和普爱。这样，早期基督教便失去了斗争的锋芒。罗马帝国也看到了它的可利用之处，于是两者逐渐接近。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联合帝国东部教会一起颁布了《米兰敕令》，正式承认基督教为合法宗教，并发还其教堂和财产。《米兰敕令》的颁布是基督教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它第一次承认了基督教会可以拥有财产，并使基督教取得了合法地位。
《米兰敕令》颁布以后，君士坦丁为统一帝国，继续实行扶持与收买基督教的政策，这样他便得到了西部基督教徒的拥护和支持，也受到帝国东部教会的赞赏和拥戴，因此在与东部统治者李锡尼的争斗中占据了优势，并于323年战胜李锡尼，统一罗马帝国。
取得全国政权后，君士坦丁一方面积极扶持基督教，加强对教会的控制；另一方面则对基督教在教义、组织和礼仪方面进行统一。君士坦丁采纳了他的宗教顾问何西乌斯的建议，于公元325年在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召开了全帝国范围内的主教会议。在君士坦丁的强制下，会议通过了统一的尼西亚信条。明确规定三位一体派为正统，谴责阿利乌斯派，开除阿利乌斯的教籍，并将他放逐到伊利里亚，其著作予以焚毁。会议还制定教会法规20条，肯定主教制，加强主教权力，规定帝国行省划分教区，并赋予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和耶路撒冷主教比一般主教更多的权力。
尼西亚会议使基督教会从组织上清除了反对派和异端，达到了统一；从理论上制定了正宗教义，达到了教义上的统一；在政治上，主教必须同时忠于政府和上帝，达到了基督教会与帝国政权结为一体。这种政教结盟对以后欧洲各国政教关系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尼西亚会议标志着早期基督教的质变，它实质已经成为了罗马国家的国教。
尼西亚会议之后，基督教在历代罗马皇帝的支持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公元392年，狄奥多西一世颁布法律：关闭一切异教神庙，禁止献祭活动；违令者罚黄金25镑，进行献祭活动的房屋、土地没收；知情不报者同罪。至此，基督教在罗马一统天下的地位被正式确立。所以，后世一般都将392年作为基督教被定为罗马国教的正式年份。从此以后，基督教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已经从被迫害的对象，变成了统治阶级镇压下层人民的工具。而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则成为了西方文明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此后，基督教代替古典文化成为帝国文化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