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个曾经喊遍大江南北的人定胜天的豪言壮语，曾一度把兰州乃至全国的农业吹上了天，吓得当时的美帝国主义胆战心惊，汗流浃背。可是，真到了“纸里包不住火”的一天，兰州人和全国人民一起，才猛然发现是自己骗了自己，而且骗得很惨。原来发现家里早就没米下锅，全家人只能靠挖野菜充饥了。
这是大家曾经熟悉的一幕，这一幕至今仍让好多人记忆犹新，永世不忘。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一个由于土地政策的失误造成的灾难性教训。如果我们把它再延伸一点，把它放在整个国家的动荡和土地政策的走向上看，我们就可以发现国家的稳定与否、国家土地政策的正确与否，是决定农业命运的关键。
纵观兰州农业历史，秦汉的“屯田”制，促使农业生产飞速发展；隋唐百姓的安居乐业，使兰州成了“地皆粳稻、桃李柳榆岑蔚”的富庶之地。而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兰州满目荒凉，户不满五百；到了元末，社会动荡加剧，兰州地区饥荒严重，人民流离失所，土地大部荒芜，无人耕种；1929年，兰州地区爆发的大饥荒更是触目惊心，据当时的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给南京国民政府的密电称：“连年天灾兵祸，田庐漂没，村落焚毁，树皮草根俱已食尽，人相争食，死亡枕藉，山羊野鼠，亦别啖罄。既乏籽种，又缺耕牛。度日不遑，失时难计，虽有沃壤，终成石田……”这是作为一个政府官员的秘密电文，考虑到他自己的“政绩前途”，他的电文肯定掺了不少水分，实际灾情可能要严重得多。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国家动乱不仅是整个社会衰退的根源，更是农业生产的浩劫。
社会动乱是造成民不聊生的祸根，但土地政策的失误同样可以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兰州市于1953年完成土地改革，农业从半封建制度桎梏下解放出来，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是，由于刚刚摆脱了封建剥削，底子薄，资金短缺，农业生产困难重重。因此，党和政府领导广大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并于1956年完成农业合作化，彻底摆脱了小生产所有制，走上了社会主义轨道。从1953至1956年，全市粮食总产量平均每年递增26.2%，可以说是前途广阔。但是，好景不长，从1955年开始，“大干快上争上游”的激进思想开始抬头。1958年终于掀起了“大跃进”运动，农村到处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无雨大增产，大旱大丰收”的战斗口号，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指标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一夜之间刮起了“共产风”，全部“实现”人民公社。这一“大跃进”，打乱了农业合作社的经营管理体制、劳动组织和社员生产、生活方式，打乱了按劳分配、等价原则，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1959年开始，农业经济陷入困境，1960年爆发的“大饥荒”至今使人不堪回首，那是令人心悸、令人切肤心痛的记忆。1961年，全市粮食总产量下降到解放前1949年的水平之下。可是，这样的恶梦仅仅是个开始，更大的灾难降临了。从1966年起，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农业基础遭受巨大损伤。农业集中兵力统一的经营体制和平均分配方式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的提高。上述几次大的政策失误，导致全市农业长期未能摆脱自给、半自给性传统农业的落后状态，农业生产徘徊不前，甚至倒退。
兰州农业的希望是从1978年开始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改革农村经济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及一系列搞活农村经济的政策，使兰州农业生产重新发展起来，初步构筑了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业新的体制框架。在搞活农产品流通领域的同时，因地、因时制宜，有计划地调整农业结构，改变了多年“以粮为钢”的单一经营模式。在稳定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提高产量、增加总产的前提下，实行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渔则渔的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在适宜发展经济作物的地区，扬长避短，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名优产品（比如兰州的白兰瓜、百合，永登玫瑰等）、建立农业商品生产基地，使农业生产由单一的小农经济向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变。与此同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出路，扶植发展多种经营，支持工商农运（运输）建（建筑）服（服务）综合经验，从而突破了单一集体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结束了主要农产品长期短缺的历史，全市农村从总体上进入由温饱向小康迈进的新时期。
兰州农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农业的兴衰同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休戚相关。只要坚持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循客观的经济、自然规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完善农村经济结构，建立开放的市场经济，兰州的农业必将一路春风，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