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和通连在一起，体现了交往的正面作用。《易·泰》云：“天地交而万物通也。”《管子·度地》云：“山川涸落，天气下，地气上，万物交通。”说的都是互相通达、互相贯通的正面作用。《楚辞·九歌·湘君》云：“交不忠兮怨长。”陶渊明《桃花源记》则有“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之句。前者反映了“交而恶”的负面作用；后者表现了一种内部相通而外部封闭的世界。至于《左传·隐三年》所讲的“周郑交恶”，那完全是恶性互动的“交而恶”的表现了。
交通，在政治文明层面，关系着统一、稳定；交通，在经济文明层面，关系着发展、繁荣；交通，在商贸层面，关系着商品流通、交流。总之，交通是全方位的联系，沟通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提升。
文明交往的交流与对话意味着“会通”。先有“交”，通过交往而洗涤和消除既定的差异、隔阂、误解。“交”是互动性的理念，是“交往”，有交有往，它从不同文明角度的关系而言，面对的人类创造所有文化和价值观。
在全球化时代，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不是怀疑和否定以往各种文化遗产的巨大价值，因为它是人类存在的传统依据和栖息家园。失去了文化遗产，人类文明将不成其为人类文明。交往之所以需是，是人类自身存在和认定方面正处于空前危机。物质文明使人类享受着新的满足感，而在精神文明方面，却失去了依托。经济全球化，使人们日渐失去原有传统的文化家园，而新的、坚实的文化家园并未建立起来。在精神文明领域中，失去了旧世界，而没有建立起新世界，这成为冲突加剧的根源之一。
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既有良性互动，又有恶性互动。前者是善美之交，是在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欣赏、互相丰富自己、互相依在的“交而通”的良性状态。后者是互相冲撞、互相颠覆、互相对立和对抗，以至兵戎相见，从而造成“刀伤”、“心伤”和社会恶性互动状态。这是一种“交而恶”的不幸交往。
文明之间的交往过程，有各种交往模型。一般而言，开始是“模拟分解型”，模拟不是生搬转运，而是分解消融不同文明的初步环节，也是一个民族分享另一个民族文明成果的不可或缺的环节，而且从总体上推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交往模型的高级阶段是“整合创新型”，这是改造、吸收、化为本民族文化的类型。到这个类型，交往就会通了。
人类不同文明之间交往进程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这些发展和创造文明的理念和能力，就是不同文明的人们处理、理解和对待交往的态度。不同文明之间的障碍和鸿沟，是历史和现实社会中发展不平衡所形成的。偏见和错觉，犹如壁垒重重，如影随形地阻隔着良性的（本真的、自然的、平等的）交流，国家、民族、等级、社会阶层的人的观念划分，使人失去了“人性”的内核，而为不同利益所代替。生活于不同文明之中的人，处于不同利益的“文化割据”状态。
交往的文明化，是在封闭时代一去不复返的全球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交往而会通，在交往中克服差别，在交往中相互对话，相互理解，从而逐渐达到物物相通、人人相通，走向“交而通”，避免“交而恶”的世界。21世纪，人类已经认识到各民族、各国家都有权利和义务保持发展自己的文明，同样也分离和贡献自己的智慧于全世界的整体文明。文明的表层是知识的积累，文明的深层是将知识转化为智慧，进而使智慧化为交往良性互动的力量。只有走良性互动文明交往之路，才会“交而通”。
仔细思考任何一个文明内的创造，通常都是同其他文明交互作用的结果，都是在其他文明交往中获得启迪和力量。自我孤立的文明有一种典型特征，那便是拒绝或漠视其他文明而不去“交而通”，因而总是趋于高度保守。至于那种自我中心的霸气文明，以强势压弱势、以大国欺小国，以强国欺弱国，当他们的当权者倒处扩展、我行我素时，内外危机在“交而恶”的恶性互动中发展，这种文明便由盛而衰、由衰而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