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术争论
学术争论是学人在学术领域中理性交往的重要形式。只有理性交往，才可迸发出思想光辉，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
是否以理性态度在学术争论中进行对话，是学人理性交往的基础。学术争论切忌感情用事。
学术界是一个民族文明和良知最自觉的守望所。学术争论体现着学术道德的水平。
学术争论是平等的对话，如果一时不能平等对话可先从互相了解对方开始，学习互相尊重对方，进而由理解之桥进入互相切磋。学术争论的目的首先是为己，同时也是为人，是为了互补弱势。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大纪念碑》中说到这种理性交往的氛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和奏，终和且平。”
学术争论不一定是一场有胜负结果的战争。有的学术争论需要很长时间的检验，应当允许不同观点的分歧的长期并存。争论结果不仅为双方互开视野，也将启发更多人的思考。
学术争论并非一定要一决高下，一比强弱，更不能以势压人、以语伤人。任何人都有批评的权利，也有反批评的自由，但需要言之有据，议之成理。
学术争论双方都应摆正心态，树立正确认识。在争论中善于区分存心不良、品行不端与学术歧异之间的界限，善于正视一切质疑。争论双方平等探讨的健康良性互动交往，其结果必将有益于学术水平和道德水平的提高。
学术争论形成的思想交往力量，是一种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之外。古往今来的统治者，莫不受到历史上形成的各种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等思想交往的力量的或多或少的影响。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思想交往力量的影响，其实他们早已陷入思想交往之网。某些极端主狂人执政，其狂想乃是来自各种思想交往渠道中某些学人的思想。
我现在有一个理念，这就是利益固然重要，但也不能无边夸大。其实利益对人的左右，远不如思想渐进而无形交往力之大。这当然不是立竿见影，而是潜移默化的长过程。这种影响在交往中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思想的危险高于既得利益。
学术交往见之于争论、讨论、商榷，都不在于嗓门高、气相色厉、文笔尖刻，更不能施权谋、耍蛮横，门户之见也是要不得的。清代学人中的有识之士，曾提出不愿显为诤驳，不愿以此而开门户意气之争。这种态度我以为是可取的。清人钱四宾称，这只是求“自出其学业立意之大，与一世之共见，而祈收琯远潜移之效”，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二）学术自律
在人类文明的演进中，自律是自由的必然原则。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违背了自律，就感到惭愧而不自由；实践了自律，会得到自尊和自由。人是自由的，在行动选择的一念之间，自由和自律往往会发生冲突。选择道德律，还是选择感情需要，这是不能预定的，是有千差万别的结果。自律，从道德承担责任上，要求人们要在不可知和可知之间，为自己留有反省、反思的余地。
我在《文明交往论》中，谈到人类文明交往的有序运行，必须敬畏“三律”：自然律、法律、道德律。这种敬畏，实质上是对人类良知的敬畏。自然律包括自然界的环境生态和自身生命规律的敬畏，法律是对社会界人与人关系公认法规的敬畏，道德律是人们对自己行为良知的伦理准则的敬畏。这三个敬畏，须出自律和他律的结合。他律的约束，须以自律为基础。自律是现代人的公民意识表现，是三律中的关键，是文明的自觉。
对“三律”要存敬畏之心，也同样适用于学术自律。学术界一如社会其他各界，对待“三律”也要常记常看，不可无天、无法、无德。我经常提醒青年学者，要严格自律，要从勤奋、严谨、求实、创新、协作的努力中获取学术上的自得。首先要有学术良知，要珍惜、要爱护自己的学术生命。学贵自得，尤其贵在学术自律。
（三）学术文化与民族精神
学术文化体现民族精神的理性、智慧和新世纪文明涵义的知识系统。
学术文化的创新和传播，是一个时代提高民族精神和文化素质的前提和表现形态。
黑格尔说过，民族精神是人类精神的特殊表现形式和样式。
实际上，民族精神所表示的是民族的意志、意识的整个历史与实现，是民族的政体、伦理、立法、风俗、科学、艺术的共同特质和标志。
学术文化是提升民族精神文化内涵的自我更新、自我扬弃、自然铸造的公器。它对专业学术建设、政治、社会文明都起着重要作用，体现着世界文明和现代文明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