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生
伏生即伏胜，生卒年月不详，西汉经学家。济南（今山东章丘西）人。早年任秦博士，专治《尚书》，是西汉今文《尚书》最早的讲授者，今本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即由他保存，流传至今。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焚书时，他将《尚书》藏匿于壁中。汉初废除《挟书律》后，从壁中取出，亡失数十篇，仅得二十余篇。开始在齐、鲁之间讲授。一说他并没有《尚书》，只是凭记忆口授。汉文帝时，在全国征求能读《尚书》的人，寻访到伏生，其时他年已九十余，不能应诏赴京，于是朝廷派太常掌故晁错前去受业。
伏生家世
伏生，“生”是尊称，犹“先生”之意。据清末学者陈蜚声所著《伏乘》一书考辨，伏生生于周赧王五十五年（前260年），卒于汉文帝后元三年（前161年），享年99岁。这是悬度之词，并不一定十分准确，但大致不差。
据传，伏生是伏羲氏的后裔，是孔子学生宓子贱之后（按：宓、伏同音），众所周知伏羲氏乃中华人文始祖，宓子贱治单父鸣琴不下堂，孔子称之为“君子哉！”可知其先祖，皆圣人或得圣人衣钵。传说伏生的学习相当艰苦。他曾把自己关在阴冷潮湿的石头屋子里，在腰部缠上一条大绳，每读一遍《尚书》就在绳上打一个扣结。不久，80尺长的大绳就完全打满了结（段成式《酉阳杂俎》）。
伏氏家族继伏生以后，亦有显赫之人。伏生女羲娥传《尚书》已是功不可没，接着伏生孙以治《尚书》征辟，五世孙伏理为高密太守，以诗授成帝，故《齐诗》有伏氏学。其后人伏隆少时即以节操闻名，后被光武帝任为太中大夫，出使青、徐二州。后三次奉诏前往齐地，因劝说张步降汉而被张诛杀，光武帝曾赞其曰：“隆可谓有苏武之节……”并亲至山东，为隆治丧立冢。建安元年，其后世女伏寿为献帝皇后。因不满曹操横行朝野，“乃与父完书，言曹操残逼之状，令密图之”。建安十九年，事泄，曹操逼帝废后，并派兵入宫收捕皇后，将其幽困而死。史家评论说：伏氏一族“自伏生已后，世传经学，清静无竞，故东州号为‘伏不斗’”。自其八世孙伏理开始，专治《齐诗》，并创为“伏学”，自此世传其学，迭为博士、帝师，封侯拜相，自成帝以迄献帝，家族权势保持鼎盛长达260余年。后因汉室衰亡，伏氏殉国，“伏学”亦随之而成为绝学。
伏生藏书
秦时，伏生为国家的博士。《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博士是“掌通古今”的官。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丞相李斯奏请焚毁“《诗》、《书》、百家语”。不久，许多儒生又被活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伏生逃回故乡，冒死将《尚书》藏于壁中。
西汉统一后，到汉文帝时，天下安定，经济也复苏起来，以后还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于是，朝廷开始着手搜集各种古代典籍。当时文帝想找一位懂得《尚书》的人，可找遍天下只有伏生一人，便想召他进宫。可这时伏生已经九十多岁，走不动了。不得已，文帝只得派太常掌故晁错亲自去向伏生求教。晁错到了伏生家里，伏生由于年纪太老，已经连话都说不利落了，只得叫自己的女儿羲娥传话来教授晁错。这样，伏生的女儿羲娥便成了传播《尚书》最早的女学者。如此，伏生讲授，其女转述，晁错笔录，终将《尚书》整理记录下来，这就是传世的今文《尚书》，即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写定的《书经》。伏生口传28篇，合后得《泰誓》篇，今文《尚书》共29篇。
晁错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记录下来。隶书在当时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楷书，便于认识，因此汉代称隶书为今文，用隶书写下的《尚书》便称为今文《尚书》。我们今天通常所见的《尚书》，就是伏生所传的这个本子。于是伏生便被历代学者称誉为“《尚书》再造”，被尊称为“圣人”。
《尚书》古时称《书》、《书经》，至汉称《尚书》。“尚”便是指“上”，“上古”，该书是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载上起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下至东周（春秋中期），约1500多年。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内容的记录。《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相传为孔子编定。《尚书》有两种传本，一种是《今文尚书》，一种是《古文尚书》，现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古时称赞人“饱读诗书”，“诗书”最早便是指《诗经》、《尚书》。
伏生对后世的影响
有关伏生的直接历史资料很少，许多问题已无从考察。但历代学者均一致承认，伏生在中国文化史、经学史、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尚书》之为学，伏生实为传授的渊源。以后伏生弟子又据他对《尚书》的解释，编成《尚书大传》一书，属“外传”之体。西汉一代的《尚书》学者无一不出自他的门下，历代今文《尚书》学者也无一不在学术上以他为宗师，恪守其家法与师法。后人评伏生传书之功曰：“汉无伏生，则《尚书》不传；传而无伏生，亦不明其义。”由于伏生对传授《尚书》的特殊功绩，后世今文经学家将其与在汉武帝时期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相提并论，合称“董伏”。鉴于伏生的突出贡献，后人对他的评价相当高，甚或认为中国没有沦为所谓“彝翟人类”，没有化为禽兽，完全是伏生的功劳；如果没有伏生，那么经书就无法传授下来，人们也就不会懂得修己治人之事，天下终究会如长夜，一片黑暗。这未免过于夸大了。
清代学者崔东壁曾经说，欲探求尧舜时期的历史，非《尚书》无由知之。如果没有伏生，则二十八篇之书不传，人们对于禹汤文武之事也就莫得其详。因此，传《尚书》之功以伏生为最。这个评价应该说是比较公允的。伏生死后一千年还受到封侯，被称为先儒圣贤，得以配享孔庙，成为历史上仅次于孔子的大圣人之一，获得历代文人墨客的顶礼膜拜。宋元之际学者吴澄就曾作诗说：“先汉今文古，后晋古文今。若论伏氏功，遗像当铸金。”经学家皮锡瑞甚至将自己所居书屋署名为“师伏堂”，以示对作为今文学派开山祖师的伏生的崇拜。
关于伏生向晁错授经的情形，后人曾作画刻碑描述。史载唐代大诗人王维就画过一幅“伏生授经图”：伏生讲学的地方古柏阴森，芭蕉茂密，十分幽静。伏生高坐在水边台地中央，一幅修长的须髯，两道宽大的眉毛，满头垂耳的白发，凭几执麈，若有所思，仿佛神仙一样。他身后是羲娥，现出半边身子，坐在大石后。左边是一个捧书的童子。前面一人端坐古松旁，在横条桌上记录着什么，这便是晁错。有两个警卫的士兵执杖远立在树外，似有所语。清代诗人王士祯就此赋诗赞叹说：“祖龙枉以吏为师，牵犬东门笑相斯。转盼阿房化焦土，千秋人拜伏生祠。”（祖龙，指秦始皇；相斯，指李斯）
贾谊
贾谊（前200年～前168年），中国西汉文帝时的政论家、思想家、文学家。人称贾生、贾子，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人。18岁时以能诵诗书著文章而闻名。吴公升廷尉，荐于文帝，贾谊得任博士，时年仅20余岁。每次参议诏令，诸博士尚未能言，贾谊即尽为之对答，并得到众人的赞同，迁为太中大夫。贾谊因力主改革，遭大臣周勃、灌婴等所排挤，贬为长沙王太傅，后又为梁怀王太傅。著有论文《陈政事疏》、《论积贮疏》、《过秦论》等，另有《新书》十卷，今人辑为《贾谊集》。文帝十一年（前169年）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自伤失职，一年多后也悲郁而死，年仅33岁。
汉高帝七年（前200年）贾谊出生，这个时代正是西汉政权刚刚建立，它给贾谊带来了施展才华的机遇。贾谊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基本上生活在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之中，他的生活也基本上是以读书习文为主。18岁时，他便以能诵诗书擅写文章而闻名于郡中。当时的名士河南守吴廷尉欣赏他的才学俱优，将他列置门下。
公元前180年，汉文帝刘恒即位。听闻河南守吴公颇有学识，且政绩卓著，便征召吴公为廷尉。文帝元年（前179年），贾谊在吴廷尉的推荐下，被征召入朝，立为最年轻的博士。在博士中，他以见识和议论，赢得了博士中年长者的尊敬，受到文帝的重视，不到一年，被擢升为太中大夫。朝廷上许多法令、规章的制定，都由他主持进行。从此，22岁的贾谊便踏上了仕途。
贾谊认为从西汉建立已有二十多年了，天下太平，正是应该改正历法、变易服色、订立制度、决定官名、振兴礼乐的时候，于是他草拟了各种仪法，遵用五行之说，创设官名，完全改变了秦朝的旧法。汉文帝刚刚即位，还没有来不及实行，但此后各项法令的更改，以及诸侯必须到封地去上任等事，都是贾谊出的主意。于是汉文帝就和大臣们商议，想提拔贾谊担任公卿之职。而绛侯周勃、灌婴、东阳侯、冯敬这些人都嫉妒他，就诽谤贾谊说：“这个洛阳人，年纪轻而学识浅，只想独揽大权，把政事弄得一团糟。”此后，汉文帝于是就疏远了贾谊，不再采纳他的意见，任命他为长沙王太傅。
贾谊向文帝告辞之后，前往长沙赴任，他听说长沙地势低洼，气侯潮湿，又是因为被贬至此，内心非常不愉快。在渡湘水的时候，他便写下了千古流传的《吊屈原赋》，赋文道：
我恭奉天子诏命，带罪来到长沙任职。曾听说屈原啊，是自沉汨罗江而逝的。今天我来到湘江边上，托江水来敬吊先生的英灵。遭遇纷乱无常的社会，才逼得您自杀失去生命。太令人悲伤啦！赶上那不幸的年代。鸾凤潜伏隐藏，鸱枭却自在翱翔。不才之人尊贵显赫，阿谀奉承之辈得志猖狂；圣贤都不能顺随行事啊，方正的人反屈居下位。世人竟称伯夷贪婪，盗跖廉洁；莫邪宝剑太钝，铅刀反而是利刃。唉呀！先生您真是太不幸了，平白遭此横祸！丢弃了周代传国的无价鼎，反把破瓠当奇货。驾着疲惫的老牛和跛驴，却让骏马垂着两耳拉盐车。好端端的礼帽当鞋垫，这样的日子怎能长？哎呀，真苦了屈先生，唯您遭受这飞来祸！
算了吧！既然国人不了解我，抑郁不快又能和谁诉说？凤凰高飞远离去，本应如此自引退。效法神龙隐渊底，深藏避祸自爱惜。韬光晦迹来隐处，岂能与蚂蚁、水蛭、蚯蚓为邻居？圣人品德最可贵，远离浊世而自隐匿。若是良马可拴系，怎说异于犬羊类！世态纷乱遭此祸，先生自己也有责。游历九州任择君，何必对故都恋恋不舍？凤凰飞翔千仞上，看到有德之君才下来栖止。一旦发现危险兆，振翅高飞远离去。狭小污浊的小水坑，怎能容得下吞舟大鱼？横绝江湖的大鱼，最终还要受制于蝼蚁。
在长沙任职的三年中，贾谊的心情一直抑郁不欢。汉文帝七年（前173年），文帝思念远在长沙的贾谊，于是将他召进皇宫。当时汉文帝正坐在宣室，接受神的降福保佑。因文帝有感于鬼神之事，就向贾谊询问鬼神的本原。贾谊也就乘机周详地讲述了所以会有鬼神之事的种种情形。到半夜时分，文帝已听得很入神，不知不觉地在座席上总往贾谊身边移动。听完之后，文帝慨叹道：“我好长时间没见贾谊了，自认为能超过他，现在看来还是不如他。”过了不久，文帝任命贾谊为粱怀王太傅。粱怀王是汉文帝的小儿子，受文帝宠爱，又喜欢读书，才让贾谊当他老师。
不久，汉文帝又封淮南厉王的四个儿子都为列候。贾谊劝谏，认为国家祸患的兴起就要从这里开始了。贾谊又多次上疏皇帝，说有的诸侯封地太多，甚至多达几郡之地，和古代的制度不符，应该逐渐削弱他们的势力，但是汉文帝不肯听从。在任梁怀王太傅期间，贾谊对政事十分关注，且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写下了《治安策》、《论积贮疏》等名篇。
汉文帝十一年（前169年），梁怀王刘揖入朝，因骑马不慎，不幸坠马而死，没有留下后代。贾谊认为这是自己作太傅没有尽到责任，非常伤心，一年以后，由于伤感过度，贾谊也于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去世，年仅33岁。
后来汉文帝去世，汉武帝即位，提拔贾谊的两个孙子任郡守。其中贾嘉好学，继承了贾谊的家业。到汉昭帝时，贾嘉位列九卿。
贾谊一生虽然短暂，但是，就在这短暂的一生中，他却为中华文化宝库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他是骚体赋的代表作家，代表作有《吊屈原赋》、《鵩鸟赋》。在西汉政论散文的园地中，贾谊的散文也堪称文采斐然。刘勰《文心雕龙，奏启》称其奏疏是“理既切至，辞亦通畅，可谓识大体矣。”其最为人称道的政论作品是《过秦论》、《治安策》和《论积贮疏》。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贾谊的著作有《贾子》58篇、赋7篇，其文即现存的《新书》，亦名《贾子》。
毛泽东曾写《七律·咏贾谊》：“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千古同情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
毛苌
毛苌，一作“毛长”。西汉经学家。赵（今河北邯郸西南）人。相传是“毛诗学”的传播者。因受学于毛亨，故后世称毛亨为“大毛公”，毛苌为“小毛公”。曾任河间献王博士，官至北海太守。班固《汉书·儒林传》云：“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后经汉末郑玄《诗谱》、三国时吴人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唐孔颖达《毛诗正义》、清陈奂《诗毛氏传疏》及近人王国维《书毛氏故训传后》等考证，认为小毛公即“毛苌”。
毛苌与《诗经》
毛苌是古文诗学“毛诗学”的传授者。世称“小毛公”，其诗学传自毛亨。曾当过河间献王博士。今天我们读到的《诗经》，就是汉学大儒毛亨、毛苌注释的“毛诗”。孔子删定《诗经》后传给了子夏，子夏传给了曾申，曾申传李克，李克传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荀卿，荀卿传给毛亨。可惜，毛亨生不逢时。公元前212年，秦始皇“焚书坑儒”。整天以语《诗》为事的毛亨不知何时大祸临头，携带家眷一路仓惶地从鲁地北上，一步步远离尘嚣，最后来到相对荒僻但水草丰美的武垣县（今河间市，当初属赵国的北部）居住下来，隐姓埋名，甚至装成本地人。这也是后来史家有的称他为鲁人，有的直接称他为河间人的原因。直到汉惠帝撤销了“挟书律”，天下天平了，毛亨才敢光明正大地重新整理《诗经诂训传》，并亲口传授给毛苌。
当时，西汉河间王刘德遍求天下“善”书，得之即刻工整誊抄，然后“留其真”，将抄本加金帛还给书主，四方之士不远千里赶到刘德这里。刘德对这些人士自然礼遇有加。现在忽然听说在他的辖区居然有这么一位能够诵经解义的大贤，大喜过望，“礼聘再三”，请毛苌出山，封毛苌为博士，并在都城乐城东面建造日华宫（今泊头市西严铺），北面君子馆村建招贤馆，命毛苌在此讲经，传授弟子。今河间诗经村西北面三里处的君子馆村，据《嘉靖河间府志》讲就是毛苌当初讲经的地方，人们一直尊称那个地方为“君子馆”。其旧址曾出土汉砖一方，上有汉墓“君子”二字。
当年讲解《诗经》的主要有齐人辕固、鲁人申培、燕人韩婴、河间毛亨4家。但由于毛诗传继儒门正宗，解经往往与先秦典籍相合，而且其训诂平实，准确、简明、便于传习，所以，独有毛诗流传下来。
毛苌卒年无从查考，但他死后未能葬归故里。一说毛苌后来官北海太守（今山东昌乐东南）；一说其最后聘任河间太傅，后葬于国都乐城附近。不过，家乡的人们为了崇仰祭奉，于诗经村及君子馆的西北面修建了一座毛苌衣冠冢，称“毛精垒”；亦有考证，认为此地即为毛苌墓，以上二说《河间府志》、《河间县志》均有记载。为了表示对毛公的崇敬，村子名为崇德里。直到雍正三年，由于递铺（驿站）设此，方改称三十里铺（今河间市三十里铺）。
毛苌与河间
由于毛公承继传播《诗经》的伟大贡献，受到历代官方及民众的尊敬。元代至正年间，河间官员在崇德里毛精垒奏建书院。到了公元1506年，在遗址上重新建堂修祠，祠内供奉毛公像。乾隆二十二年，乾隆南巡，路过河间，除咏毛公作诗纪念外（此诗言御碑现存河间市文保所），特遣重臣致祭。转年，河间知县吴凤山开始扩建书院，并准备把该书院建得“且偕岳麓、嵩阳、应天、白鹿洞诸名流传不朽也。”
到近代，毛公书院修葺得更加完备，前为学堂，后为祠，古柏森森，祠内塑毛公像，上匾书“六义宗公”。文革中，书院被毁。
《河间县志》载：先秦典籍毁于秦以后，西汉博士毛苌在此授《诗经》，因而取名诗经村；君子馆，《河间县地名资料汇编》载：始建于西汉景帝年间（前156年～前141年），汉博士毛苌讲学的地方，河间献王刘德曾在此设“招贤馆”，以此取名“君子馆”。现天津博物馆尚保存一块有“君子馆”字样的汉砖，就是在“招贤馆”原址出土的。光绪《畿辅通志》的《古迹八，置宅二》据肃宁采访册载：先后有贡生苗学植、庠生刘溯在毛公祠附近找有“君子”、“君子大吉”、“君子长生”等字样的砖，河间市文保所现存“君子”字样汉砖一块。可见，毛苌的传诗过程与诗经村、君子馆密不可分。
经今人考证，毛苌有后，其后人在泊头东毛庄。今河间市诗经村、三十里铺一带为毛氏故里，毛氏后裔之说有碑、谱为证。
东毛庄、西毛庄是毛三庄的两个自然村，约600户，近3000人，大部分人家是毛姓族人。村民毛春行介绍，“大毛公亨，小毛公苌，是我毛氏族人的始祖”。村中有“毛氏先莹（茔）”碑。碑虽已是残碑，但上面字迹仍有可辨之处。村中曾有毛氏家庙，该碑即是毛氏家庙碑，供奉于家庙内，原来有亭。现已无存。碑已断“始祖长（苌）”、“一世祖知之”和其他若干世氏先人的名字仍能看清。上面还有大明正德十年立，立原先人为七世毛连，万历二十一年重修等字样。
村民还找来了珍藏的族谱。在装帧各异的毛氏族谱上，均详细记载本支门族人延续情况：始祖，苌，字未考配未详，居瀛州城北今名河间府城北三十里铺。几本族谱上均有“故居”记载，其中一本叙说毛公之事更为详细：“先祖亨、苌叔侄二公，隐居河间三十里铺。苌公是经，亨公口授，经数年苦功能熟背诗经并能逐字讲解，献王闻讯，礼聘再三，苌公始应。”
董仲舒
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西汉广川（今阿北枣强县广川镇）人。西汉著名儒家学者，哲学家、经学家、《春秋》“公羊学”大师。曾任任博士、江都相等职。他提出“君权神授”，宣扬“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立三纲、五常，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儒学为正统之先声。他学以儒为体，杂以阴阳五行，贯穿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著有《春秋繁露》《董子文集》等。
三年不窥园
董仲舒少治《春秋》，其师承不明。他精心钻研，三年不窥园。弟子众多，下帷讲诵。他一方面广招生徒，私相传授，为汉朝培养了一批推行儒学的合格人才。《史记》说董仲舒弟子通经学者“以百数”，而且都很出色，褚大为梁相，嬴公为谏大夫，吕步舒为丞相长史，吾丘寿王（稍后）则官至光禄大夫侍中。大史学家司马迁也曾师从董仲舒，《史记》中对董仲舒的《春秋》之学多所阐发；也正是受孔子困厄著《春秋》、左丘失明著《左传》事迹的鼓舞，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发愤撰著《史记》这部千古名著。另一方面，董仲舒又谨慎地观察现实，潜心地研讨百家学说，特别是深研汉初以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黄老之学。他要构建一个前所未有、兼容诸子百家的新儒学体系，以适应西汉社会大一统之局，以求积极有为之效。
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汉景帝时被立为博士。
汉武帝即位后，试图改变统治思想，措施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一开始却遭到其祖母、崇尚黄老之学的窦太后的阻挠，主张更张政治的主要人物王臧、赵绾被下狱处死，权臣田蚣和窦婴被罢免。建元六年（前135），窦太后死，这就为“罢黜百家”扫除了障碍。
翌年，即元光元年（前134年）五月，汉武帝诏举贤良对策，董仲舒上对策三篇棗即后世所谓的“天人三策”，对“罢黜百家”进行了理论上的阐发，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通，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在对策中，董仲舒还提出了“兴太学”的重要建议，认为“养士之大者，莫大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上，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也”（《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的建议为汉武帝所采纳，以后在公孙弘等人的具体计划下逐步得到实施。所以，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可谓为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确立儒家学说为核心的统治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后，董仲舒被任命为江都王刘非的“相”。不过，他的仕途并不顺利。先是因为上书讲“阴阳灾变”而触怒了汉武帝，险遭杀身之祸。后又遭到善玩权术的公孙弘之排挤，被故意任命为纵恣不法、屡杀大臣而闻名于世的胶西五刘端的“相”。刘端对董仲舒虽尚能礼敬，但董仲舒恐日久获罪，于是就称病辞职，不再为官。朝廷议论事，常派人到他家征询意见。居家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终老，被当时人誉为“群儒首”、“儒者宗”和“王佐之材”。
伦理学说
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进行了理论概括和神学改造，形成了一套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以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说为理论基础的系统化、理论化的伦理思想体系。他认为道德是“天意”、“天志”的表现，他说“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从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出发，董仲舒把人性看成是人“受命于天”的资质，并明确指出人性包括“性”与“情”两个方面。他认为，性表现于外则为仁，可以产生善；“情”表现于外则为贪，可以产生恶。因此，必须以“性”控制“情”，“损其欲以辍其情以应天”。人性虽然体现了天，可以产生善的品质，但这只是就其可能性而言，只有接受“圣人”的道德教育，然后才可以为善。所以必须以道德教化的“堤防”，阻止“奸邪并出”。
“天”的学说在董仲舒哲学体系中，“天”是最高的哲学概念，主要指神灵之天，是有意志、知觉，能主宰人世命运的人格神。董仲舒把道德属性赋予天，使其神秘化、伦理化。同时，董仲舒吸收阴阳五行思想，建立了一个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宇宙图式。认为阴阳四时、五行都是由气分化产生的，天的雷、电、风、霹、雨、露、霜、雪的变化，都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董仲舒又把天体运行说成是一种道德意识和目的的体现。认为天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四季的变化体现了天以生育长养为事的仁德。董仲舒给天体加上了道德的属性，自然现象成为神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甚至日月星辰、雨露风霜也成了天的情感和意识的体现。
董仲舒天人感应说有两个要点：一是神学的灾异谴告说。认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惕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对策》）。灾异谴告，被认为是天对君主的爱护和关心。
二是“天人同类”、“天人相副”说。认为“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召》）。上述两点往往交错或一道出现。天人感应说牵强附会，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有碍人们正确地认识自然和社会。他宣扬这一学说，也包含着限制君权、维护封建地主阶级长远利益的目的。
人性论在天人感应的基础上，董仲舒提出了他的人性理论。他认为人是宇宙的缩影，是天的副本。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人，人的性情禀受于天。他比附说：“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他还指出，人与禽兽不同，具有先天的善质，但这种善质是潜在的，要经过教育才能转化为人道之善。董仲舒将性划分为“三品”，认为“圣人之性”是善性，“斗筲之性”是下愚者，都不可以名性。只有“中民之性”才可以名性。他认为被统治者的大多数属于“中民之性”，需要统治者加强道德教育。
其学说影响
董仲舒认为，历史是按照赤黑白三统不断循环的。每一新王受命，必须根据赤黑白三统，改正朔，易服色，这叫新王必改制，但是“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封建社会的根本原则，是不能改变的。“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这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以后成为封建社会纲常名教万古不灭的僵死教条，起了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董仲舒生活的时代，土地兼并日趋严重，阶级矛盾日益剧烈。官僚、贵族、侯王凭借封建特权，对土地进行大规模的掠夺，种种违法逾制行为十分严重。针对这些情况，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废除盐铁官营等措施，主张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节约民力，保证农时，使土地和劳动力有比较稳定的结合，以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巩固大一统的封建国家，这些建议和主张在当时有进步意义。董仲舒把儒学神学化，为当时封建制度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根据。因而被尊为群儒首，成为汉代和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理论家。董仲舒著作很多，据《汉书·董仲舒传》称：“凡百二十三篇”，外加说《春秋》的《玉杯》等数十篇十余万言。现在尚存的有《春秋繁露》及严可均《全汉文》辑录的文章两卷。
董仲舒的思想学说，在中围思想文化史上具有宽大的影晌。在哲学上，他以《春秋》“公羊学”为骨干，广泛汲取了先秦诸子宣扬的“天命”和“天志”、“刑名法术”、“无为”等思想，以及先秦阴阳家、秦汉方士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学说，并利用当时天文、历数、物候等自然科学的新成果，构造出了一套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目的论体系。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论证封建的“大纲人伦、道现、政治、教化、习俗、文义”等的永恒合理性。他的“阴阳灾变”理论，为后来兴盛的谶纬神学提供了依据。在人性论上，董仲舒主张“性三品”说，认为人性有善、恶、中三等之分。在道德论上，认为应该“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突出强凋道德的重要性而轻视功利。在社会政治学说上，强调“大一统”，系统提出并论证了“三纲五常”理论，其“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的“三纲”理论，对后世产生有害的负面影响。
董仲舒的思想学说除了有负面影响之外，有一些正面的作用应该得到肯定。如他的“天人感应”理沦，固然有宣扬“君权”的一而，但还有限制君主滥用权力的一面。他说：“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春秋繁露·玉杯》）。又说：“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足以贼民者，天夺之。”（《春秋繁露》）这是试图以“天”来限制君权，与孔子讲“忠君”，但又并非君主专制的无条件拥护者，是一脉相承的。董仲舒还借“奉大法古”、革除秦朝弊政为理由，提出了一系列在当时条件下值得肯定的主张，如：限制地主占有土地数量，堵塞土地兼并之路；取消盐铁官营；解放奴婢，剥夺主人滥杀奴婢的权力；“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为官食俸禄的人不得置产业；反对不顾国内重大矛盾而不断对匈奴大举讨伐的做法。如上种种，应该承认都或多或少是减轻人民负担、有益于老百姓生存的建议。
董仲舒的著作，据《汉书》记载有一百二十三篇。今存有《举贤良对策》三篇、《春秋繁露》八十二篇；另有《春秋决狱》，今存部分；其余遗文后人编辑《董子文集》，严可均《全汉文》辑有“董仲舒文”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