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永远的牵挂》
尚贵荣
一
今年4月份，我在家中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远在银川的陈育宁先生打来的。他说，不久前，回了一趟鄂尔多斯，陪同日本学者参观成吉思汗陵，鄂尔多斯方面陪同他们前往的是市政府副秘书长、外事办公室主任乔明。其间，乔明将其新出版的诗歌散文集《岁月如歌》送给了他。先生说，他对这本书十分感兴趣，书的内容、设计印刷皆属上乘。先生又说，让他更加感兴趣和高兴的是，包括《岁月如歌》在内的这套总名为“塞外文丛”的书是我主编的，于是当时就产生了把自己早就要出的一本散文集也加入这套丛书的想法，同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乔明。乔明是我的老朋友，所以他十分爽快地答应陈先生，愿意尽快跟我联系，以促成此事。陈先生对乔明说，我和贵荣早就认识，你只要告诉我他的电话就行。从鄂尔多斯回到银川后，先生就给我打了这个电话，征询我的意见。我自然万分高兴，先生的加入，会大大增加“塞外文丛”的分量，也会大大地提升它的文学品位和影响力。陈先生为什么要加入“塞外文丛”呢？根本的原因，是他几十年割舍不下的那一份浓重的鄂尔多斯情结。
二
和先生通话后，我的心情长时间难以平静。我回想着26年前我在高中读书时第一次见到先生以及后来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之后和先生的几次交往的情景。那么遥远的往事，现在想来，仍然清晰，如在眼前。
1978年夏天，我正在老家鄂托克旗一中读高二。暑热难耐，高考在即。我和所有即将面临高考的同学们一样，点灯熬油，昼夜苦读。有一天，我们的校长，教我们历史的张富成老先生为了帮助我们加深历史复习的印象，请来了时任鄂托克旗旗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陈先生，给我们讲了一堂中国近代史的课。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讲起，一直到“五四”运动止，先生提纲挈领，侃侃而谈，表述清楚，中国历史上最为屈辱的一页，生动形象地展示在我们的面前。那天听课的不仅是我们毕业班，全校师生好像都去了，黑压压地坐了半操场。陈先生衣着朴素而整洁，说一口流利的标准的普通话，浑厚的男中音充满了魅力；戴一副宽边眼镜，举止儒雅，风度翩翩，一副典型的知识分子的模样。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陈先生，印象是极其深刻的。那个时候的我们，刚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无论是精神还是肉体，都处在一种极度饥饿的状态，心中充满了强烈的学习求知的渴望。陈先生的出现，不啻是漫漫荒漠中一株挺拔的绿树，浩瀚大海中一片飘逸的白帆，让我这样的农村孩子惊喜不已，神往不已。那个时代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叫：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陈先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这一代人——如果更加准确一点的话，应该是“我这样一种人”的榜样。
那一年我考入辽宁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分配到内蒙古文联《草原》杂志社，做了我最为喜欢的文学编辑工作。回到内蒙古后，我知道陈先生已经离开鄂托克旗，来到呼和浩特，成为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因为高中那一堂近代史课留下的印象难以磨灭，于是有一天约了正在内蒙古财经学院上学的我的高中同班同学刘剑，怀着崇敬的忐忑不安的心情，一起到家中拜访了陈先生。先生热情接待了我们。当他得知我们俩都来自鄂托克旗，大为高兴。他说：看到你们，我从内心里感到高兴；看到你们，我似乎也看到了我的那些美好的已经逝去的青春时光。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后，能够从那么偏僻落后又贫穷的地方走出来，着实不容易，说明你们有理想、有志向。但同时，你们也确乎赶上了好时候，“文化大革命”结束，恢复高考，使你们得以顺利考上大学，为今后理想的实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陈先生还就我们今后的工作、学习提出了许多很有针对性的建议。因为都是从鄂托克旗出来的，鄂托克旗的人和事，也成为我们之间的一个重要话题。
陈先生的家简朴而干净，客厅和书房好像是合在一起的，满架的藏书让我羡慕不已，心想着将来一定也要拥有自己的书房和藏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挂在墙壁上的陈先生和夫人汤晓芳老师的一张半身彩色合影。大概是他们的结婚照，照片是放大了的，有12寸那么大；所谓的彩色，和现在的彩色照片不一样，是在黑白的基础上人工加上去的。两个人都是那么年轻，汤晓芳老师美丽沉静，陈先生清秀漂亮，眉宇间透着一股遮掩不住的俊逸之气。
后来，先生将他的散文《额济纳访古》寄给了我。文章写弱水，写沙漠，写胡杨，写额济纳的美丽与苍凉，尤其是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审视探寻了黑城子的今古变迁，把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讲述给了我们。立意高远，文字干净流畅，我读后爱不释手，立即作了安排，发表于1984年第4期的《草原》。两年后的1986年第9期《草原》，我又编辑发表了先生的第二篇散文《延边散记》。后来我在编辑《骏马集·散文卷》（《草原》新时期以来的散文选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的时候，又将《额济纳访古》选收。
198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最具权威最有影响的杂志《中国社会科学》上，先生发表了题为《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的形成与发展述论》一文，文章全面深入地论述了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的历史原因，对鄂尔多斯的两大沙漠毛乌素沙地和库布其沙漠的形成给出了最具说服力的结论。他认为，沙漠化的形成，除了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如干旱少雨等）外，主要的因素是人为的破坏，比如不尊重自然规律的过耕过牧、滥垦乱伐等。他的结论是：从秦汉以来至20世纪80年代，鄂尔多斯的沙化总面积是6000万亩，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40余年中，鄂尔多斯沙漠化的速度以及总面积则是过去2000年的总和。
作为一个鄂尔多斯人，就我所知，在陈先生以前，没有人对鄂尔多斯地区的沙漠化成因作过如此细致科学的研究。文章的每一个字都有根据、有出处，都是在认真研究、仔细翻检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形成的，读来就特别令人信服。
当时我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内心的震动是十分巨大的。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鄂尔多斯人，我的老家木肯淖尔就在毛乌素大沙漠和库布其沙漠的中间。对于沙漠，对于风沙，对于沙尘暴，从小到大，我的感受深矣。工作之后，我离开家乡，到了呼和浩特，虽然并没有彻底躲开风沙之害，但相对而言，较之老家，还是少了许多。我在我的好多散文里，写到过老家的风沙危害，我把沙漠化比做地球的癌病毒。我也比较浅显地认识到了老家的沙漠化和人类活动有关系，但没有能力去探讨。先生的文章，大气磅礴，犀利透彻，像一把解剖刀，将我心中长久累积的困惑与疑问彻底地解决了。
我当时大概是在图书馆读到这篇文章的。我想自己保存一份，于是去电话向先生索取。先生没有多余的刊物，复印了一份，给我寄了过来。这个复印件现在还在我的书柜里保存着。
后来听说先生调离内蒙古，到了宁夏。但十几年间，时时能听到他的消息，主要是政治生涯上的不断升迁：宁夏社会科学院院长、自治区政府办公厅主任、银川市市委书记、宁夏大学校长、宁夏政协副主席等。
2000年，《草原》庆祝创刊50周年纪念，编辑出版了一套文学丛书，其中诗歌、散文卷是我负责编选的，散文卷中选了先生的《额济纳访古》，书出来之后，我给先生寄了一套。不久，我也收到了先生寄来的一本书，叫《沧桑半世纪——银川五十年》，先生主编，纪念银川解放50周年。书中收入先生的2篇文章，从他的文章中，你能看出先生对银川这个他所生活的城市倾注了深厚的感情，他对这个城市的人和事，对这个城市的一草一木，对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变化发展，在时刻关注着。作为这个城市的领导者、建设者，这样的态度是自然的、正常的。但你要是联系先生几十年的从政历程，几十年的治学生涯，以及他的学术著述和散文随笔，你不难从他的身上看出一种与众不同的东西：道德良知加人文情怀，再加上人格魅力，使他成为一个近乎完美的学者型的政治家。这样的政治家，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鲜见，张九龄、贺知章、白居易、苏东坡、欧阳修、司马光等，不一而足，但在今日中国，就十分的稀缺了。在先生之外，我也接触过一些与陈先生相类似的领导者，但在普遍的平庸、浅俗与病态之下，这样的领导者显得少之又少，不能不说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2001年10月，我去银川参加由《中国作家》组织的中国西部地区文学期刊主编会议。会议期间，几次想着去拜望先生，但最终还是没有去。原因有二：一是我刚担任《草原》主编，正在为办刊经费的事绞尽脑汁，寝食不安，参加这个会议的目的，就是想了解一下西部省区的兄弟刊物是如何解决经费问题的。心情比较沉重。带着沉重的心情去见先生，显然不妥；二是，仔细想来，20年中，和先生并非有太深的交往，而且十几年不见了，先生官高位重，工作繁忙，我一个后学晚辈，突然去了，合适不合适？心情比较复杂。复杂加沉重，就把这次机会给放弃了。
三
6月初，先生再一次来电话，告诉我正在整理文稿，设计封面；6月20日，收到了先生寄来的已经做好版面设计的书稿和封面设计，稿前附有一大组他工作生活的照片，同时附有宁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郎伟先生的一篇序言。
接到先生的书稿，我放下手头所有的工作，几乎是一口气将它读完。
对于先生的散文随笔，20年前的《额济纳访古》已经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如今先生将他20年中锱积铢存精心收留的文字合为全璧，呈现在你我的面前，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这本书第一辑中的文章，都是和鄂尔多斯相关的。先生的鄂尔多斯情结在这一组文章中真实地袒露出来。其中的许多人都是我知道的，朝鲁、齐忠义、刘桂花、穆向阳、张富成、热喜等；其中的地方，又都是我也去过的，巴彦陶亥、阿尔寨石窟、查布、成吉思汗陵、东胜，乌兰镇则是我曾经读过两年高中的地方；有些事情也是我知道的，比如1976年乌兰镇发生的那一场大洪水，许多乌兰镇人家都深受其害。20多年前的鄂尔多斯、鄂托克旗，曾经是一个非常落后闭塞的地方。先生和汤晓芳老师，两个来自大城市的北大高材生，竟然被分配到这样的地方生活了10年之久。尤其是汤晓芳老师，舍弃上海优裕的工作生活环境，为爱情而跑到遥远荒凉的塞外，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和牺牲。但是在先生的笔下，我没看到一句对于鄂尔多斯那个年代艰难生活的哀怨悔恨之情，反倒在字里行间流露着一种乐观、向上、豁达的情怀，流露着对这一块土地的无限眷念之情。先生说：“我对鄂尔多斯的留恋，出于对她历史文化的浓厚兴趣仅仅是一个方面，更牵挂我的是那里淳朴的人情，人与人之间的实实在在的信任和爱心。”从这一段话里，我们似乎找到了答案：在先生一往情深热爱鄂尔多斯的时候，鄂尔多斯也毫不迟疑地接纳了先生，接纳了汤晓芳老师。
关于这本书，郎伟教授的序高屋建瓴，从全局着眼，已经说得非常透彻精彩，可谓大手笔。我如果再因循沿袭，步其后尘，就难免愚蠢。不如另辟蹊径，就书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地方说说我的感想。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先生在其几十年的历史研究尤其是民族史研究的过程中，总是具有一种非常开阔的胸襟和视野，登高壮观，天地开阔，又如雄鹰俯瞰，把一些千百年来困扰人们的历史问题一语道破。比如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有人说是战争，有人说是和平交往，陈先生则说是经济。有了这个“经济关系”说，包括我这样的非职业的历史爱好者在读历史的时候，好多疑惑就迎刃而解了。在先生的历史研究历史著述中，又浸渗着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比如他的《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的形成与发展述论》，贯穿全篇的是一种令人警醒的生态意识、环境意识，可贵的是，这种生态意识、环境意识在本书里继续保持着，并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永远的牵挂——我与鄂尔多斯研究》里，他提到了生态问题；《延边散记》中，则把关注生态的目光从鄂尔多斯移向了更加遥远的我们国家的其他地区。他说：“我想到，在我们内蒙古许多原来水草丰美的牧场，在世界许多地方，曾经由于对自然无休止的掠夺而造成生态失调，出现了植被退化以至于沙漠化的严重后果。原来向人们慷慨奉献的自然，却无情地惩罚了人们，把干旱、饥荒洒向人间，这是多么深刻的教训！”回到宁夏后，先生关注生态的脚步并未停止。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一个大学校长，他甚至主动承担起了国家的社科项目——宁夏南部山区生态重建实证研究课题，并成为这个课题组的主持者。《绿色之路——固原行》，就是这个课题研究实施之后的一个考察报告。这个报告用具体的数字非常有说服力地向我们展示了中国最贫困落后的地区西海固在实施退耕还林还草之后生态迅速恢复的巨大变化。通过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先生告诫我们：“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环境的产物。千百万年来的生物进化、物竞天择，最后才出现人类。自然环境又是人类生存的场所，它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了生活资料，人理所当然地应该与自然环境协调相处。”这个课题研究的关键点，用先生的话来说，就叫“生态重建”。事实证明这个“生态重建”的思想是非常正确的，不仅适用于西海固地区，也适用于我们国家任何一个生态遭到破坏的地区。
我们国家的生态破坏问题，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开始严重起来；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92年开始实施市场经济以来，更是变本加厉。江河湖海的污染，江河断流，草场退化，水资源枯竭，土地沙漠化，沙尘暴，年复一年的蝗虫灾害，无休止无节制的开采挖掘煤炭、天然气、石油以及各类矿藏的行为，也包括考古发掘。仔细想想，好像我们这个民族从上至下都疯狂了，好像我们这一代人把地下的所有储藏全部挖掘干净，把地上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都开发利用完了才肯善罢甘休。这些年里，我老是有一种可怕的想法：突然有一天，当我们早晨一觉醒来，拧开水龙头，连一滴水都流不出来，而且是永远地流不出来了。这个时候，我真想面对全中国大声呼喊，同胞们啊，我们能不能把我们开发挖掘的速度放慢一些，也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一点余地。受当年先生《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的形成与发展述论》的影响，对我们国家的生态问题我一直非常关注，这几年也写了不少文章。我就想，从我们国家的最高层决策者到普通老百姓，如果都能像先生那样比较早地具有生态意识、忧患意识，我们国家的生态问题绝不会像今天这么严重，这么令人担忧。
“情怀”这一辑中的文字，让我们看到了作为政治家的陈先生，作为丈夫的陈先生两种角色上真诚深情的袒露与展示，使我们得以走进先生的内心世界、感情世界，看到他的丰富，也看到了他的柔情。
政治家应该是什么样子？我相信虽然在众人的眼中，会见仁见智，但总是有一个大略的标准：神情严峻，西装革履，不苟言笑，冷酷无情（私）。我在读《二十四史》的时候，常常能读到对于政治家的描写：喜怒不形于色；虽处暗室，终日俨然；走在大街上，“目不旁视”等。有时候觉得令人肃然起敬，有时又觉得不可思议。比如这个“虽处暗室，终日俨然”，冬天似乎还可将就，夏天怎么办？那时候没有空调，暗室之中，高温酷热，峨冠博带，正襟危坐，热汗浇淋，岂不是活受罪？后来我就对照自己，问自己，你为什么当不了政治家呢？答案是十分明确的，一到盛夏，你回到家中的第一件事就是宽衣解带，换上个大裤衩子，坐卧也没什么形状，随心所欲，任其自然，电视看不顺眼，还要骂娘——这样一等境界，也就只能当作家了。
作为政治家的先生，和我所看到的听到的读到的那些政治家们有着很大的差别。首先作为一个学者，儒雅、文明与书卷气，在他的身上贯注始终，这是一个职业政治家所做不到的；其次，先生的政治境界为官之道较之一般也高人一筹。《五十初度》中，他用八个字加以概括：名声要好，水平要高。先生说的这个“名声”，绝不是虚名，而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业绩，是老百姓的口碑。这一点，看看《银川，我拿什么奉献给你》，就会明白。在《五十五感怀》中，先生对为官的诀窍又给予了新的解释：学习思考是前提，调查研究是基础，形象人格是力量。朴素，真诚，而且有力。
这一辑中，最后的两篇文章《走出创伤》《汤晓芳与《西夏艺术》》最能打动人心。你能看到先生夫妇之间读书写作的快乐，你能看到先生在妻子汤晓芳老师遭遇祸难之后的痛疚之情以及汤老师漫长的住院疗伤期间他的无微不至的体贴与关怀，你能看到先生对妻子学术上取得业绩之后的发自内心的欣赏和肯定，你还能看到先生在抱了外孙女成为外公之后的掩饰不住的狂喜……在这里，先生作为一个男人的刚硬与坚强，全然化为似水柔情，连绵不绝，充溢于字里行间。
关于先生的这本书，该说的东西实在太多，但文章已经写得很长，不能再写下去了。先生电话中嘱我作序，我的真实的心情是：既高兴又犹豫。为什么高兴？因为这多少年来，我一直想写一写先生。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人。他的学问，他的文章，他的做人，他的做官，对我都有深远的影响。我时常和朋友们以及妻子女儿谈到先生，我一直因为他和鄂尔多斯的那一段深厚情缘而引以为荣引以为骄傲。现在好，借作序的机缘，以序代文，可实现我多年夙愿。犹豫的是，我一介书生，人微言轻，加之后生晚学，识见浅薄，为先生这样的大家“作序”，是不是有点不谙深浅，不知天高地厚。但犹豫再三，还是勉为其难，写下了以上这些文字，否则有负先生的知遇之情。读者诸君，那就不妨将它作为一篇记人的散文来读可也。
甲申仲夏于呼和浩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