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在完成统一蒙古的大业中，也完成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也是时间最长、最为艰苦、最为重要的征战，即对西夏的征服战争。从1205年成吉思汗第一次用兵西夏，到1227年蒙古灭西夏，22年间蒙古6次进攻西夏，其中成吉思汗4次亲征，成吉思汗也死于最后一次征西夏的战争中。成吉思汗及其蒙古军队，为什么要下如此大的气力用兵西夏，原因何在？
一、经济原因：西夏是蒙古统一战争中的物资补充基地
在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以前的整个12世纪，是漠北各部贵族角逐争雄、互相征战的混乱时期。《蒙古秘史》描写当时的情况说：“星天旋转，诸国争战，连上床铺睡觉的工夫也没有，互相抢夺、掳掠。世界翻转，诸国攻伐，连进被窝睡觉的工夫也没有，互相争夺，杀伐。”频繁的战争给社会生产力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漠北地区的自然条件又十分恶劣，自西向东是连亘的戈壁沙漠。在干旱缺雨的荒漠草原上维持的畜牧业，难以抵御自然灾害。不仅各部部众的生活极其艰难，贵族的生活也不能得到满足。铁木真出征时，也只能是“枕着衣袖，铺着裙子，以流涎解渴，以牙肉充饥。”铁木真的夫人“身上穿着百结衣，腰间系着短缀裙……把好吃的东西，给天命的儿子们吃。”虽然铁木真经过近20年的征战，将漠北各部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但却面临着本来就是贫困落后的荒漠地区又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惨破局面，且在短时间内难以恢复，这就成为铁木真建立自己帝业的最大困难，解决经济生活的需求和补充军需物资，成了即将建立的蒙古帝国的当务之急。铁木真是靠掠夺征服漠北各部起家的，在统一漠北之后，他很自然地要将掠夺财产的战争扩大到毗邻地区。当征服了克烈、乃蛮部后，原来与克烈、乃蛮接界的西夏，整个北部边境与蒙古接壤，于是，经济富庶的西夏也就很自然地成为了蒙古首先掠夺的对象。
西夏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经济状况与蒙古截然不同，有着许多优越的条件。西夏境内，黄河自南向东北流经，直贯其中，沿岸土质肥美，宜农宜牧。从秦汉以来经历代开发，经济基础颇为雄厚。有以鄂尔多斯丰美草原和河西走廊天然牧场为主的畜牧业基地，又有利用黄河和祁连山雪水灌溉的良田，“善水草，宜畜牧，所谓凉州畜牧甲天下者是也。”西夏统治者善于吸收中原先进的经济文化武装自己，从1038年李元昊建立西夏以来，不仅吸收中原的封建礼仪制度和统治经验，改革党项社会上层建筑，而且积极吸收中原的先进经济，大力推广农业生产，发展手工业和商业贸易，使西夏社会原来单一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在此基础上，确立了西夏社会的封建制，国力增强，形成了与中原王朝和其他地方政权对峙鼎立的局面。因此，铁木真在统一漠北各部后，即把西夏作为进一步对外扩张的第一个目标，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西夏的经济条件对蒙古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连续不断地对西夏进行征战和掠夺，使蒙古获得大量物资，直接补充了战争的消耗，大量的战利品又分配给了从征的将士和蒙古贵族，使他们也得到了实惠。这不仅缓解了蒙古建国之初经济生活的困难，也使成吉思汗在各征服部落面前的声威大为加强，对征服部落的统治进一步得以巩固。
二、战略原因：西夏是控制东西、南北交通的战略要冲
西夏境土与蒙古一漠之隔，东据黄河，西至玉门，南临萧关，北抵大漠，方2万余里，居辽（后来是金）、宋、吐蕃、回鹘之间。西夏占领的这一地区，在成吉思汗看来，是实现其进兵中原的十分关键、十分冲要的地区。西夏东界与金国接壤，北界与蒙古相邻，是蒙、金必争的中间地带。更为重要的是，西夏的地域具有控扼东西和南北交通的重要战略意义，这不能不引起作为军事家的成吉思汗的足够重视。
西夏控扼着联结中原与西域、漠南与漠北的几条主要交通干线。东西交通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汉、唐以来开辟的经河西走廊出玉门关去西域的“丝绸之路”；另一条是从辽河流域沿阴山山脉南北两麓向西穿越戈壁，中经居延海而达天山南北的居延路。1038年，夏王元昊称帝，建大夏国，割据河西，“丝绸之路”大部分在其腹地，居延路之中段亦在其北部边境，两条干线均在西夏控制之下，而历来东西经济文化的交流，使臣、商队之往来，在陆路必经此二道。12世纪以后，宋、辽、夏、金，与回鹘、西域等毗邻诸国贡使往来密切，经济文化交流频繁。辽河流域的契丹上京临潢府设有回鹘营，专供“回鹘商贩留居上京”。西域商人与辽、宋的贸易活动，“往来必由夏界”。大食国赴宋使，陆路也是“取沙州路入贡，经历夏州境内至渭州”。这里还是印度与宋朝之间的一条佛教流传的道路，天竺僧侣“至宋京贡梵经、佛骨及铜牙菩萨像”也要“途经夏境”，留驿于夏州。
西夏还是漠北至中原的交通枢纽。从漠北进入中原，自古以来或由龙城故道经居延沿弱水南下至酒泉，接河西走廊而达中原；从居延折西，可接居延路之西段达畏吾儿等地。龙城即单于庭所在，位于鄂尔浑河上游哈拉和林附近。龙城故道即由龙城至居延，是沟通漠北、漠南的一条南北走向的故道。因此，居延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必经之地。西夏建国后，在该地段设有军事重镇黑水城，为西夏12监军司之一——黑山威福军司所在地。12世纪～13世纪，漠北游牧部落同西域的往来，必假西夏北境的居延路。
成吉思汗攻打克烈部时，王罕父子逃往畏吾儿，途经“大碛”，就是居延之戈壁路。居延是漠北通向漠南的门户，其交通、军事战略位置至关重要。西夏视居延为北方之门户，驻重兵守卫。蒙古军前三次出兵攻打西夏，均受到西夏右厢诸路及黑山威福军司的顽强抵抗。成吉思汗欲灭西夏进兵中原，必先占领居延。蒙、夏战初，争夺居延十分激烈。1209年，成吉思汗带领蒙古骑兵从黑水城北、兀剌海西关入河西，夺得了居延，便控制了漠北通向中原的要道。此外，在西夏东部边境还有一条贯通南北的便道，即自阴山山麓渡河，经鄂尔多斯南下至夏州折西，过黄河接河西走廊。1226年，成吉思汗利用以上两条南北走向的要道，分兵两路，对西夏中兴府形成钳形攻势，最终灭掉了西夏。西夏灭亡后，蒙古将西夏境内的东西、南北之交通握在手中，这对于蒙古游牧贵族来说，无论是到西域去搜罗奇珍异宝，还是去中原索取锦罗绸缎，或是回漠北斡耳朵报告战捷及将战旨传达给各地子孙、将领，西夏境内的这些交通线，成了联络帝国东西、南北的大动脉，对以后进兵中原，统一黄河流域，进而统一全国是极为重要的战略准备。
三、政治原因：西夏是挺进中原的突破口
和历来北方游牧民族一样，成吉思汗的对外扩张，最终的主攻方向是南下中原。当时的中原及其四周地区，正处于王国纷争、分裂混乱的局面，汉、女真、党项、契丹、吐蕃、白族等民族统治的南宋、金、夏、西辽、吐蕃、大理等政权对峙并立，这些政权大都处于内部矛盾尖锐、濒于衰亡的阶段，形势对蒙古的扩张十分有利。成吉思汗一贯的战略是各个击破，他必须从中选择一个有决定意义的主攻目标，以利于扩张战争的逐步推进。成吉思汗选择的这个目标是金国。统治北中国大片领土的金国，从金章宗统治时期就已趋向衰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激化。蒙古各部曾经向金朝纳贡称臣，铁木真也曾被金朝封为“扎兀惕忽里”。成吉思汗即位后，对于曾居于金朝的臣属地位十分不甘心，又因为金国是成吉思汗的世仇，金朝曾多次出兵征讨蒙古，先后捕杀了蒙古部首领俺巴孩汗等，成吉思汗复仇心切，称帝后立即商议伐金事宜。“帝始议伐金。初，金杀帝宗亲咸补海罕，帝欲复仇。会金降俘等具言金主肆行暴虐，帝乃定议致讨，然未敢轻动也。”当时金国的经济、军事力量还比较强，成吉思汗虽有伐金之议，但未敢轻举妄动。为了实现伐金的目标，成吉思汗选择了西夏作为突破口。
对于金、夏两国之间的关系，成吉思汗十分清楚。西夏称臣于金，在夏金边境开设榷场，两国经济贸易往来十分频繁，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冲突。夏在金的西侧，北与蒙古接壤。如先攻金，西夏将成为金的右翼援军，出偏师北进，威胁蒙古本土，或切断蒙古军后路。为了全力攻金，成吉思汗必须剪除侧翼威胁，采用避强就弱的战略，先攻夏，后伐金，破坏夏金关系，进而迫使西夏称臣于蒙古，结成蒙夏军事联盟，增加伐金的军事力量，实施对金的战略包围。在这样一个战略意图下，1209年秋，成吉思汗率军第三次对西夏进攻。这次军事进攻，进围中兴府，迫使夏主纳女请和，向蒙古纳贡。成吉思汗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破坏了夏金关系，切断了金朝的右翼，转而迫使西夏臣服蒙古，向金进攻，从而形成了利用西夏夹攻金朝的有利形势。夏与金80余年未尝交兵，当蒙古军包围了中兴府时，夏主李安全遣使乞援于金。金卫绍王竟认为“敌人相攻，吾国之福”，不肯出兵。在西夏面临危亡之际，向金求援遭到拒绝。蒙古军退后，西夏则发兵攻金国边城葭州（今陕西佳县），进行报复。夏金关系破裂，而蒙古则以武力为后盾，迫使西夏达成臣属关系。此后，西夏曾屡借蒙古之势攻掠金国州县，蒙古也频频征调西夏兵力伐金。成吉思汗对离间夏金关系的成功十分得意，他的后人在《蒙古秘史》中记述西夏的不儿罕（国王）向蒙古称臣后卑躬屈膝地说：“一听见成吉思合罕的大名，我们就害怕了。现在神驾降临，更使我们惧怕。我们惶恐西夏，愿作你的右手，愿给你效力！”1211年冬，西夏配合蒙古兵直入中都，以兵万余侵金泾、二州，围平凉府。1217年蒙古侵金时，夏国主遵顼以3万骑从之。1209年蒙夏战争后，将原属金国的盟军抢到自己手中，使蒙金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次战争及其所达到的目的表明，成吉思汗主要是为伐金做准备。一俟西夏臣服于蒙古并附蒙抗金，成吉思汗也就暂时停止了对西夏的进攻，带着大批西夏的贡物返回漠北，运筹对金的战争去了。一旦西夏对自己的屈辱地位感到不满，影响蒙古迫夏伐金的时候，成吉思汗就会对西夏进行新的战争威胁。显然，从政治意图上讲，成吉思汗是把西夏作为他最终挺进中原宏图大业的突破口。
另外，成吉思汗选择西夏作为突破口的一个重要考虑是切断西夏与原蒙古各部的联系，以防西夏“阴结漠北”，稳定后方。在1205年以前，西夏与北部接壤的克烈、乃蛮、白达旦等部往来密切，克烈部首领王罕的弟弟在西夏生活10余年，曾官居高位，并与西夏国王联姻，当了“国丈”。这种关系自然为成吉思汗所不容，也成为成吉思汗首先把矛头指向西夏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军事原因：西夏是军需补充之地，又是攻城实战的训练之地
对于成吉思汗的骑兵部队来说，马是战斗武器，也是生活资料。马乳是饮料，饿了能充饥；马又是当时最快的交通工具，有了马就可以成为行动最快的军队。蒙古骑兵每次征战时，每个战士都要备两匹以上的战马。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西部地区、西征花剌子模或进兵中原，都要经过瀚海沙漠。被称为“沙漠之舟”的骆驼，是沙漠戈壁最佳之运输工具。成吉思汗必然将盛产良马、骆驼的西夏作为自己增补战马、乘驼之基地。1205年，他在灭克烈、乃蛮之前，路经西夏，“大掠人民及其橐驼而还”。1224年，成吉思汗从花剌子模班师回斡耳朵，命孛鲁“攻银州，克之，斩首数万级，获牲口马、驼、牛、羊数十万”。伊朗史家拉施特在《史集》中也记述了蒙古军从西夏掳掠牲畜的情况：“蒙古人攻打（唐兀惕）地区后，驱走了境内的大批骆驼”。
除战马、乘驼外，西夏的“良弓”“甲胄”素有盛名，也是成吉思汗所急需的战备补充物资。西夏重视兵器制造。宋人田况在《兵策》中说，西夏将士所着铠甲，系由“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可入”。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党项羌酋李定投归宋朝时曾献“神臂弓”：“熙宁中，李定献偏架弩，似弓而施干镫。以镫距地而张之，射三百步，能洞重礼，谓之‘神臂弓’，最为利器”。在宋、夏边界的榷场上，夏人常以兴州之良弓与宋之茶绢交易。
西夏统治者一贯尚武，将士“长于骑射”，号称“铁鹞子”。西夏30万骑射之兵，是成吉思汗补充兵力的大本营。1209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第三次进攻西夏后，西夏对蒙古称臣，“合兵攻金，遂为役属”。1217年，成吉思汗派木华黎带兵伐金，“夏国李王请以兵五万属焉”。仅此一次，就在西夏征兵5万，大大加强了蒙古骑兵的战斗力。由此看来，拥有丰富乘骑、兵革、粮草、人力等的西夏，既是蒙古骑兵掠夺物资、增加财富的场所，也是成吉思汗扩军伐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战备物资供应基地。
在与西夏的作战过程中，蒙古军又得到了攻坚拔城的实战训练。蒙古骑兵诞生于漠北草原，惯于野战而缺乏攻占城池的经验，虽在西征花剌子模的过程中攻占过讹答剌、撒麻儿罕等城市，但中原地区的城池与中亚之城堡不同，在西征中运用的战术很难适应中原，需要创造能摧毁中原城池的新战术以对付新的战争。西夏长期以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所有的地方，是定居的土筑的城池”，军队善于守城把关，这些特点与金国相仿。进兵西夏，客观上为蒙古骑兵提供了攻城演习的训练场所，使他们在实践中适应环境，创造新的战术，提高了军队素质。因此，攻灭西夏，在军事上又为伐金作了战术上的准备，从而把对金战争建立在确有把握的基础之上。
成吉思汗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他十分清醒地看到西夏在其所进行的统一战争中的战略地位。成吉思汗接连不断地用兵西夏，不可避免地给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和灾难，在蒙古军队强有力的进攻面前，西夏城邑中的居民“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阡陌良田，一片荒芜。西夏地区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西夏的灭亡，为蒙古灭金建立了桥头堡，进而为统一黄河流域作了充分的战争准备。成吉思汗在病危时又立下了深谋远虑的“联宋灭金”的遗嘱：“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敝，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窝阔台遵此方略，完成了灭金的使命，统一了黄河流域。蒙古军队占领了特产丰富、经济发达的黄河流域以后，为入主中原奠定了基石，进而为南下灭宋统一全国创造了条件。因此，成吉思汗用兵西夏之战略意义是不可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