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鄂尔多斯学概念的进一步理解
2002年初，根据朝鲁同志的意见，我提出了关于鄂尔多斯学基本概念、内涵、范围等一些初步的想法。2年多来，随着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的成立及各项活动的开展，有力地推进了鄂尔多斯各方面研究的深入，鄂尔多斯学这一概念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与此同时，也使我们对鄂尔多斯学本身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深化。
我在2002年初解释鄂尔多斯学这个名称时提出，鄂尔多斯学是以鄂尔多斯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需要说明的是，鄂尔多斯学这个概念不属于目前我国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所界定的学科范畴。在人文社会科学里面，国家已对各种专业的学科有了一个明确的规范和界定，比如说历史学、语言文字学、经济学，都是以专门特定的领域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依据学科涵盖的范围和层次，又分为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等。这些规定也是目前我国在划分专业、界定学位、评定职称、申报课题立项等方面的依据。而鄂尔多斯学则是以鄂尔多斯的历史、文化、经济、自然环境变迁等众多领域为研究对象，它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门地方性的综合学问，这门学问里包含了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学科里又包含了若干鄂尔多斯学的子系统。比如研究鄂尔多斯历史时，必然涉及蒙古史，这部分内容在人文社科的学科规范中，是属于历史学这个一级学科之下的一个二级学科专门史的内容，在专门史中又是属于民族史的范围。作为鄂尔多斯学这个概念，显然和规范学科中的历史学、法学、经济学等等学科概念不属于一个范畴。那么“鄂尔多斯学”的概念应该怎样去理解呢？我认为，鄂尔多斯学就是以鄂尔多斯为研究对象，主要是以那些具有自身特色、自成体系、有自身发展规律的社会文化现象、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把这些研究的问题加以概括提炼，成为一门有专门知识和理论方法的学问，构成“学”。
1930年，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提出“敦煌学”这个概念时曾经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有些学问的形成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比如新材料的发现，新的现象和变化的出现，反映了许多新特征，引起了社会广泛的注意，人们对它产生了兴趣，去研究它，而且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系统的成果，于是成为了一个专门的学问，因此它是一个时代潮流的产物。陈寅恪先生讲这段话，是针对“敦煌发现了藏经洞之后，一个巨大的文献宝藏呈现在世人面前，引起了世界对它研究的一个高潮，继而出现了一批关于敦煌文献的研究成果，形成了最早的敦煌学的研究内容”而言的，有许多专门的学问也就是这么形成的。
鄂尔多斯学是以一个特定的地区为研究对象，但仅这一点是不能构成一种专门的地方学问，因为每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民族、民俗、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有可研究的内容，但是不能说每个地区的研究都是一门“学”。要形成一个专门的学问，必然要有它一些特殊的内容，有它自身的体系，有它自身的规律性的东西，还有历来对它研究成果的积累所形成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每个地区都有自身专门的研究，但不一定都能概括成一门“学”。
近些年来，温州学作为一门地方学在国内外已经产生了影响。温州学就是以温州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据我初步了解，它大体也包括历史文化和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两大方面的内容。每一部分内容中都有其独特的东西，自成体系的东西。比如温州学中的历史文化方面，目前主要开展的是关于温州永嘉学派的研究，关于南戏的研究，关于温州著名历史人物刘基的研究，关于温州地区宗族社会的研究，等等，这是构成温州学特有的自成体系的内容。温州学的现实经济社会的研究中，对温州发展模式的研究，对温州私营经济的研究，对温州社会资本的研究，对温州金融改革的研究等，这些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又自成体系的内容，成了温州学现实部分的核心。由此看来，作为一门地方学，它就是一个地区长期形成的有自己独特特征、自称体系、有自身发展规律的专门学问。而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专门学问，除了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和积累外，还应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有新发现，有新材料和新成果出现，代表着一种趋势和潮流，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特点不是任何一个地方都有的。
二、对鄂尔多斯学基本内涵的再认识
构成一门专门的地方学，应该有其独具特色的基本内涵。鄂尔多斯学的基本内涵和特征是什么呢？
第一，鄂尔多斯较完整地保留了蒙古族最基本的传统文化，是蒙古传统文化的标本。鄂尔多斯部落在形成之初就是蒙古各个部落中的核心，是成吉思汗的嫡系，是最具蒙古族传统特征的一个群体。他们在15世纪中叶进入河套地区以后，把这些传统也带进了河套地区，包括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的传承，也在这个地区继续延续。鄂尔多斯地区的自然地理特征又造就了一个保护和传承蒙古传统文化的环境，这里三面环河，一面有明长城阻隔，天然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鄂尔多斯部进入河套地区以后的500多年时间里，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较为封闭的和独立的自然、社会环境中。在蒙古各部落中，只有鄂尔多斯部落完整地聚居在一个固定的地区，这个部落没有打散，没有被别的部落所融合，别的部落也没有进来，最终成为蒙古传统文化没有受到强烈冲击的最后绿洲。尽管在这几百年中间，特别是清代中后期，有一些汉族进来了，进行了农业的开发，发展手工业，但这样一些零星进来的从事各种生产劳动的汉族是带有谋生和移民性质的，并没有从整体上改变鄂尔多斯。清代实行的蒙旗制度，又从行政上强化了原来鄂尔多斯的部族组织形式，实际上为其创造了一个能够继续保留自己传统文化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20世纪初，比利时人阿莫斯太（汉名田清波）曾在鄂尔多斯南部生活了20年，虽然他是一名传教士，但是他以学者的敏锐眼光发现，鄂尔多斯这个地方是保留蒙古族传统文化最完整的地方，诸如语言、民间文学、民歌、谚语以及有着深深历史印记的众多地名等，都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强烈的蒙古特色。田清波还惊异地发现，鄂尔多斯地区保留了明末清初时期鄂尔多斯的蒙古学者研究本民族历史的各种文献抄本。他获得这些珍贵资料后，像发现了宝藏一样，尔后用了几乎毕生的精力去研究它们，形成了鄂尔多斯学最初的许多重要成果，并在国际蒙古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影响。
由此看来，你要想更多地了解蒙古族的传统文化，你就到鄂尔多斯去，你就会发现，关于蒙古族的语言、民间文学、服饰、饮食、歌舞及宗教信仰等反映民族特征的传统文化都在鄂尔多斯地区得到了较完整的保留。就这些而言，其他蒙古族聚居的地区是难以比拟的。直到现在，你来到鄂尔多斯，依然会强烈地感受到浓郁的蒙古族传统文化扑面而来，感受到它强烈的冲击和旺盛的生命力。这些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保留下来，是因为它具有鲜明的特色，这就是它的魅力所在，就是它的生命活力。如鄂尔多斯的民族歌舞、鄂尔多斯的敬酒歌、鄂尔多斯的婚礼等一些民间文化习俗，一经开发出来，便能够传遍整个草原乃至全国，其中的原因即在于此。显然，这些独具特色的蒙古族传统文化构成了鄂尔多斯学的基本内涵之一。
第二，鄂尔多斯保留了蒙古族最完整、最丰富、最有特征的祭祀文化。从历史上来讲，蒙古族是一个崇尚祭祀的民族。它受到原始萨满教及其他文化观念的影响，长久以来，形成了对天、地、山、树等自然界的崇拜，对祖先对长辈对亲人的崇拜，对战功和英雄的崇拜等，这种崇拜的观念集中表现在长期形成的神圣的祭祀活动中，祭祀活动成为有民族特征的文化现象。除了这些蒙古族普遍存在的祭祀内容外，鄂尔多斯还保留着独有的、最具个性的祭祀文化。
一是对成吉思汗陵的祭祀。从15世纪中叶鄂尔多斯部将八白室迁入河套之后，就把对成吉思汗的祭祀仪式带到了鄂尔多斯地区，而且严格地保护了下来，历经几百年，不断不衰，愈加丰富，愈加完整，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祭祀仪式。这种独有的祭祀仪式，最集中地反映了蒙古族特有的民族心理。成吉思汗陵的祭祀，已成为整个鄂尔多斯蒙古的一个最盛大的节日。特别是春祭活动，规模宏大，仪式繁杂。通过祭祀活动，表达了蒙古族的一种寄托、希望和祈求的心理，最具民族个性。对于鄂尔多斯独有的成吉思汗陵祭祀的研究，早已成为鄂尔多斯研究的一个传统课题，并且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二是在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普遍存在着“苏勒德”祭祀。在鄂尔多斯地区，几乎每个蒙古族牧民家门前，都可见到“苏勒德”祭台，牧民们虔诚地进行着对“苏勒德”的祭祀，这是鄂尔多斯独有的民族文化现象。这个从古代就保留下来的祭祀仪式，已深入每个牧民家庭。这种祭祀尽管有从萨满教到藏传佛教的浓重色彩，但它反映了长久以来草原游牧生活所形成的对英雄战功的崇拜，以及价值取向和信仰追求，这种习俗与鄂尔多斯蒙古血脉相连，故而经久不衰，保留至今。尽管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到了强烈的冲击，但是改革开放后，被强迫拆掉的“苏勒德”祭台像雨后春笋般地在牧民家门前又恢复起来。这是一种自发的需求，是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也构成了鄂尔多斯学一个独特的重要内容。
第三，鄂尔多斯有着研究和传承地区文化的深厚传统。尽管鄂尔多斯是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可是它又是处在蒙汉藏三种文化汇合之处，受到各种文化的影响，又因为鄂尔多斯部落在蒙古社会具有较高的地位，因而很重视文化的传承和文化的研究。明清之际，蒙古民族文化经历了一个繁荣时期，历史学的发展尤为明显，几部著名的蒙古编年史如《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就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而且都出自鄂尔多斯。鄂尔多斯蒙古一批具有阅读蒙、藏文典籍能力的知识分子的出现，不仅致力于宗教文化的传播和研究，而且也为编纂历史著作创造了条件。更主要的是，以《蒙古源流》的作者萨冈彻辰为代表的蒙古族知识分子，通过追述自己民族的辉煌历史，来表达怀恋往昔的心情和传承本民族文化的愿望。到了20世纪初，田清波的发现和研究使对鄂尔多斯的研究有了新的重要进展，而国内又开展了一场关于成吉思汗葬地在何处的学术大讨论，影响广泛，推动了对鄂尔多斯的了解和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首先是鄂尔多斯当地的蒙古族，以及在这个地方工作的外来汉族和其他民族学者，积极地开展了鄂尔多斯地方史志的研究，使鄂尔多斯成为全国比较早的开展地方史志研究的地区之一。率领地方史志研究队伍的一些老前辈，如奇忠义先生，怀着对本地区、本民族历史传承的责任感，团结包括梁冰同志等外来的汉族学者，通过对鄂尔多斯史志的研究，推动了对这一地区认识的进一步深入，也为以后鄂尔多斯学的提出打下了基础。进入21世纪以后，又是当地的蒙古族，提出了全面开展对鄂尔多斯的研究，朝鲁同志首先倡议组建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把对鄂尔多斯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中间，似乎有一种一脉相承的历史责任感，一种文化积累的传统。像奇忠义、曹纳木等先生，他们追述着祖先的历史，继承着民族的传统，把它当成一种责任，迎接着新的发展。而来到这个地方的汉族及其他民族学者，不仅为鄂尔多斯本身的文化魅力所吸引，也切实地感受到这里有一种需要研究和能够研究的文化氛围，自觉投身到这个研究行列，完成了许多成果。这个传统成了鄂尔多斯学之所以能够立得起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正是由于有了这个条件，鄂尔多斯传统文化的许多精华，一经挖掘就能很快地得以普及。对于鄂尔多斯的历史、文物、民俗、民间文学、民族歌舞等的挖掘、整理、研究，一直有一批热心的人在坚持进行。这种传统一代一代地相传，研究成果一批一批地积累，在这个基础上，鄂尔多斯学的出现和得到社会广泛的认可支持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第四，改革开放以来，鄂尔多斯走出了一条资源转换促进发展的成功道路，构成了鄂尔多斯学研究的新内容。长期以来，鄂尔多斯地区由于人为的和自然的因素，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的侵害。改革开放以前，沙化严重，生活贫困，发展缓慢，是内蒙古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短短的20年里，鄂尔多斯由封闭走向开放，由生态恶化走向生态重建，由单一经济走向多元经济，由贫困走向了初步富裕，这个被称为“鄂尔多斯现象”的巨大变化，一个重要原因是得益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鄂尔多斯成功地探索出了一条资源转换促进发展的道路。鄂尔多斯曾经十分贫困，但这一地区的资源并不贫乏，有丰富的畜产品——羊绒，丰富的地下资源——煤炭、天然气，丰富的原料——天然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在资源转换中大力推进具有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的深度开发，提高产品的档次，实行对外开放，顺应了时代潮流，取得了巨大成效，“鄂尔多斯”也成为著名品牌享誉全球。这种资源转换模式，彻底改变了过去普遍在西部地区存在的低层次粗放开发的弊端，不仅迅速改变了地区面貌，也闯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优化整合和合理开发的成功路子，具有普遍意义。这一经济现象已经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本地和外地的学者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鄂尔多斯也把自己的这一经验当做制定今后发展战略的基础。人们同时注意到，鄂尔多斯经济现象和具有特色的传统文化，已经形成了经济和文化的互动，促进了对外开放的效果，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这些独特的内容理所应当地成为鄂尔多斯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基本的内涵。
将以上四个方面的内容作为鄂尔多斯学的基本内涵，这只是一个初步认识，一定还不够全面和深刻。我想要阐明的主要观点是，作为地方学来讲，我理解它并不是一个地方的百科全书，而是对这个地方中最具特色的问题的深刻研究和认识。“学”就是把握其特征和重点，探求其规律，进行理性概括，从而深化和带动整个地区的全面认识，也就是说，更多的是着眼于它的个性。当然，这并不排除我们对鄂尔多斯进行全方位和全面的研究。没有这个基础，“学”的建立也必然会受到限制。
三、关于鄂尔多斯学的建设
应该说，鄂尔多斯学还处在一个初创期，我们的认识还需要继续深化。在鄂尔多斯学的建设上，我建议还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进一步理清思想，廓清内涵，确立重点，作出规划；第二，加强资料建设，广泛收集有关鄂尔多斯的国内外资料，包括各种文字资料、实物资料、口碑资料、音像资料等，有一些是属于抢救性的，要尽快收集和保护好；第三，积极培养队伍，特别是带头人——真正的鄂尔多斯学专家，不求数量，但必须要有精通这方面的专家；第四，要通过专题立项来进行集体攻关，重点突破，推动鄂尔多斯学的发展。作为一个专门的学问，聚焦方向，培养队伍，建设基地，都是必不可少的工作，都是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的。除此而外，信息的沟通，和相关学科的交流，地方之间的交流也是必不可少的。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成立以来，在鄂尔多斯市党政领导的关心和指导下，在朝鲁同志创造性的领导下，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开端。去年我曾向研究会建议，研究会要“立足学术，服务建设，创新机制，着眼发展”，这个建议得到了会长朝鲁同志的认可，在他最近发表的总结研究会工作的重要文章《鄂尔多斯学研究的实践与思考》中，对这个建议又作了进一步阐述，吸收到了研究会的指导工作中，为此我感到十分欣慰。我相信，这个讨论会使我们的认识更加深化，研究会的活动会更加充满活力，鄂尔多斯学的发展会有更美好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