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事”，是古代北方人对于翻译人员的称呼。“通事行”，是清代对专门从事对蒙古和俄国进行贸易活动的商行的称呼。在清代，蒙古族以放牧为业，鄙视商业，生活用品和自己生产的畜产品的买进卖出，全依赖汉族商人，遂出现一种专门“跑草地”的通事行。大盛魁就是清代北方最大的一家通事行。极盛时，它的职工有六七千人，骆驼商队有骆驼1.6万～2万头，业务重心在蒙古，活动地区包括喀尔喀四大部唐努乌梁海、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恰克图，以及蒙古各盟旗和新疆乌鲁木齐、库车、伊犁、塔尔巴哈台和俄国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内地则以北京、山西、山东、河北、湖北、湖南、广东等省为主要活动舞台。其资本周转额，仅在外蒙古即达1 000万两白银以上。它的全部资产，人们说，“可以用50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
（一）从“丹门庆”到垄断商行
大盛魁的创始人，是清康熙年间的三个穷汉，即山西太谷县武家堡的王相卿和祁县祁城村的张杰、史大学。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他们因生活无着，随着康熙征剿噶尔丹的部队进入外蒙古乌里雅苏台（前营）、科布多（后营）做生意。当时仅是肩挑小贩，蒙古人称为“丹门庆”（货郎）。征服噶尔丹以后，清兵移驻大青山后的武川，而部队供应仍大部依靠该部原驻防地山西右玉杀虎口。三人后来就在杀虎口开了一个名叫吉盛堂的商号。到康熙末年（亦说雍正初年），吉盛堂改为大盛魁，设总号于蒙古科布多，以后又移总号于归化城（今呼和浩特）。
大盛魁的股本很特殊，一般商号仅有银股（资本股）和身股（人力股）两种，它则有财神股、银股、身股和狗股四种。传说，最初三人经营的小通事行，经营了数年，营业额极差，甚至连食用也赚不回来。一年除夕，伙计三人熬了一锅小米粥过年。刚端起碗，来了一位身穿蒙古袍的人拉着头骆驼要投宿，三人殷勤接待。来人放下行囊，即说出去找朋友，一走不返。以后长期查访亦无下落，打开驮子，尽是白银。三人商议将这笔钱当作贷款使用，按本计息，另账待还，但数十年以后仍无人认领。他们临终时吩咐子孙说，这是财神送来的钱，记入“万金账”，算作财神股。此股所分红利，专项存储，作为护本。那位身着蒙古袍的人究竟是外出后身遭不幸，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今不可考，然而财神股则延续下来，到民国年间，仍参加分红。这是财神股的来历。至于狗股，传说不一。一说某年库伦遭灾，物价上腾，让狗送信归化，大盛魁及时得到商情，囤货北运，获利丰厚，狗立了大功；一说一次经理单人行走，途中病倒在草地上，是狗报了信，救了主人；一说草原无路，易迷失方向，狗可以领路，且能在途中起保卫作用。所以，大盛魁的狗地位很高，凡养狗者，均顶狗股，每条狗可顶一二厘，参与分红。大盛魁经常养狗800～1 000多条，每当养狗到1 000条时，就要给狗演一台戏。
（二）组织机构和经营对象
大盛魁的组织机构精悍，灵活机动，指挥如意，办事效率较高。总号经理掌握人事安排、公积金运用、货物进出以及财务会计、营业管理等大权。下属机构，按不同性质分两部分。
一种是直属机构。在蒙古有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两个分号，不设过多的中间环节，总号对直属机构直接发号施令，各营业单位在总号的直接指挥下，由归化城载货外出销售；收购回来的牲畜、皮毛和药材等土特产品，也交总号统一经销。整个蒙古地区东西6 000多华里，南北2 000余华里，基本是依靠总号和两个分庄组织贸易活动，并垄断着蒙古贸易。这里就有着大盛魁组织管理的独特之处：它销售商品主要不是靠开设铺面在柜台上做生意，而是利用骆驼队在草原上流动贸易。当时人们称骆驼队为“货房子”。每顶货房子就是一个销货单位，由归化城总号运货到蒙古后，每顶货房子包括账篷一顶和三个押货人（由三头骆驼运载），一匹找水用的马，7～10条狗，下有骆驼14把，每把14头，一把骆驼连成一串，由一名驼工拉牵，每顶货房子共有骆驼和马200头（匹），职员和驼工20多人，每顶货房子就分别进入指定的盟旗进行贸易。到旗之后，将货物成批赊销，不做零星买卖。这就是大盛魁的批发部分。另外再组织一部分骆驼队，专做串蒙古包的零售业务。驼队大小，视商品情况，有分有合，灵活变换，有时是两顶房子的驼队，载着帐篷货物；有时只用三五头或一二头骆驼，驮着少量货物，住在蒙古人的毡房里做买卖。这种骆驼商队有大有小，有来有去，串东走西，由归化城总号和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分庄直接调度。
另一种是“小号”。它与驼队的毡房贸易不同，是由总号投资独立经营的单位，进行独立的经济核算。总号是“小号”的财东。“小号”进货和销货均由自己直接组织。最初，大盛魁运往蒙古的百货，仅在归化城购进，随着业务的发展，资本的扩大，为了保证货源和商品的质量，扩张业务，便自己投资，逐渐开设了许多经营各类业务的“小号”。这些“小号”的购销活动，多以总号的目标为目标，必须服从总号的全局利益。这些“小号”按业务大体可以分作普通商品经营业和货币经营业两大类。经营普通商品的“小号”，大多设在内地，主要任务是购进内地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为前述直属骆驼队货房子采办商品和推销畜产品，在不违背总号宗旨下，当然也可以经营当地业务。这类“小号”有专营茶叶的“三玉川茶庄”、“长盛川茶庄”，有专营绸缎布匹的“天顺泰绸布庄”，有专营牲畜的“德盛魁羊马店”，有专营经纪业的货栈“东升店”，以及药材、粮店、饭馆等商店，可以说应有尽有。货币经营业有“大盛川票号”、“裕盛厚银号”、“宏盛银号”，以及其他钱庄、当铺等等。它的茶庄，既是商业，又是手工业，设庄于湖北、湖南产茶地区，就地收购鲜茶，按照华北人喜欢花茶、蒙古和新疆人喜欢砖茶、俄罗斯和欧洲人喜欢红茶的不同习惯和要求，加工成不同种类的茶，并按不同品种的不同销量，分别包装，北运销售。蒙古牧民只要看到砖茶上印有“三玉川”、“长盛川”的字样，便争相购买。茶庄分号在北方则设在茶叶转销堆栈地张家口、归化、包头、宁夏等地。天顺泰绸布庄经常派人往返于京、津、苏、杭等地采办纺织品。专营马匹的小号南设汉口，专营羊的小号则设北京。如此庞大的南北物资交流需要巨额的资金运转，大盛魁只通过自己的银号、票号、钱庄借贷、存放、汇兑、融通资金，就可以从全国各地进货；通过归化城、库伦、科布多、恰克图，行销于蒙古草原、新疆、西藏与俄罗斯；又从那里运回北方和欧洲特产，转销内地。南来北去的物资有茶叶、烟丝、绸缎、布匹、铁器、银器、白酒、食糖、炒米、糕点、木桶、木碗、药包、蒙靴、马毡、马鞍等等；北来南往的物资主要有牛、马、骆驼、羊、皮张、绒毛、药材，还有俄国的哈喇、毕图绒、毕叽、羽翎绸、羽毛纱、毛呢等。大盛魁财雄塞北，垄断一方，每逢秋冬过标时，各地骆驼队先后返回归化，带来大量商品，顿时归化城热闹非常，戏园饭馆也都活跃起来。那些拉骆驼的人从茂司嘎哇（莫斯科）回来，坐在茶馆里，津津有味地给人们讲述俄罗斯的风土人情。
（三）进货原则和销货方式
大盛魁购进商品，有几条原则：第一，按照蒙古人的生活习惯和要求组织货源。比如砖茶消食，蒙古人以肉食为主，喜用砖茶，它便自设茶庄，加工“三九砖茶”，保证质量。牧民喜欢用斜纹布做衣服，结实耐穿，朴素大方，它便大量购进。年购进斜纹布约占布匹购进总量的4/5.第二，凡大宗进货，全部现款交易，不还价，以示厚道，并拉关系，建立“相与”。遇到价高货次者，便永不往来，以保持大盛魁货真价实、恪守信用的声誉。第三，从手工业匠铺进货，以质量第一，选定以后，世代交往，永不变换。这些小手工业铺户发生资金困难，大盛魁给予垫付。小手工业者难得这样大的包卖主，自然保证质量，按时交货。第四，蒙古人和喇嘛需要的专用商品，一般实行专门订货，不随意采购，如蒙靴、马毡、木桶、木碗和喝奶茶使用的羹壶，寺庙喇嘛用品，都是选择工匠，特别订制。这不仅保证了商品齐全，质量过硬，而且都是受蒙古人欢迎的畅销货，所以能做到勤进快销，没有积压。一般购买者只认商标，不问价格，只要是大盛魁的商品，就不怀疑其质量。
大盛魁的销货方式更为特殊。他们了解到蒙古人手中未必有大量现银，于是采用赊销办法，到期亦不收取现金，而以牧民的畜产品折价偿还；然后再将这些畜产品运转内地销售，获取双重商品利益。既是赊销，自然要计算利息，以商品赊销金额为本金，加上利息，折合为牲畜或皮张若干，到期用实物还本付息，于是又获取了一重高利贷的利息收入。这个办法尽管剥削很重，但是由于保证了蒙古人日常生活用品的及时供应，也解决了蒙古人土特产品的适时销售，所以颇受牧民欢迎。对于王公贵族奢侈生活的特殊需要和每年进京值勤的物资供应和资金借贷，大盛魁则全部包了下来，满足供应，从而又获得蒙古贵族的欢心。至于赊销债务是否能够全部按时收回，大盛魁并非全部凭个人信用，而是使用一种“印票”。凡欲赊购商品者，须持有地方官吏负责担保的约据，上盖地方政府印章，俗称“印票”，交给大盛魁。印票上写着这样的话：“父债子还，夫债妻还，死亡绝后，由旗公还”。这样，大盛魁就没有放债收不回来的事了。
（四）经营思想和服务态度
作为封建商人资本的大盛魁的经营活动以利润为目标。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一是利用蒙古人远处草地，不了解市场价格行情的情况，进行不等价交换；二是千方百计扩大营业额，尽量多做生意。
由于大盛魁的业务以印票销售为主，称为放印票账，故大盛魁亦称“大盛魁印票庄”。不仅放账时日用百货作价高，偿还时牲畜皮张作价低，且高利计息，有时还将收购的牛马羊等牲畜暂不赶走，交给牧民代为喂养，待膘肥肉圆时再赶走，并不付给牧民报酬。
为了多做买卖，他们精心研究蒙古人生活要求，尽力迎合消费者的心理。鉴于牧民不长于算账，他们就把衣料和绸缎拉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大人有大人的尺寸，小孩有小孩的尺寸，任蒙古人选购。蒙古医生治病用的药，习惯用药包，分七十二味、四十八味、三十六味、二十四味四种，大盛魁就将中药按此分包，药包上用蒙、汉、藏三种文字注明药名和效用。甚至每年冬至以后，用白面和羊肉加工大量的饺子、自然冷冻，运往蒙古包销售，作为春节的应时商品。不论什么商品，只要蒙古人需要，他们就经营，应有尽有。有时遇到不了解大盛魁经营作风的新顾客，售货人若发现对方怀疑商品质量，例如怀疑布鞋鞋底内用的是布还是草纸，他就当着众人的面，用刀将鞋底砍为两段，借以宣传，扩大影响，从而增加营业额。至今，蒙古人提起大盛魁，除对其不等价交换表示痛恨外，对它的服务态度，却是很赞赏的。
（五）劳动管理和盈利
大盛魁职工众多，业务活动远及亚、欧，自称“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路上有骆驼”。那么它在劳动管理上有什么特殊办法呢？首先，重视对职工进行传统教育。二百多年，不论业务扩展多大，也不忘创始人的艰苦创业，为教育职工发扬艰苦创业的传统，将一条扁担、两只水箱等标志艰苦创业的纪念物品永久陈列在财神庙内。和其他商号一样，每年除夕都要大摆宴席，但在山珍海味之后，总要有一道小米粥。其次，重视职工的语言和业务训练。新职工的补充，一般由山西祁县亲朋引进，但只有精明能干、相貌端正的十五六岁的男青年才能入选。新来的伙计称为学生意的学徒，由祁县北抵归化城后，大多数都要骑骆驼到蒙古科布多接受专门训练，由教师教授蒙古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和俄语。然后再分配到各地分支机构跟着老职工学习业务。第三，有严格的号规。其号规与其他山西商人的号规大体相仿，此处不再赘述，唯大盛魁远营蒙、俄贸易，新入号的学徒，要先干15年以后才能第一次回家（一般商号是两年或三年），休假二年到三年再去上班，以后就是三年一次探亲。第四，注意职工的福利，使其卖力为号办事。号内从掌柜到学徒，等级森严，但是对于最底层的工人，如拉骆驼的驼工和放羊的羊工，生活待遇都比较好。据蒙古民间传说，大盛魁的羊工吃的都是白面馍馍，比一般小商号职员待遇都高。所以在祁县，姑娘只要能嫁给住大盛魁的人，不论是喂猪还是做饭，都很受人羡慕。
由于大盛魁机构层次简单，商品周转环节少，商品质量可靠，融商业、手工业和金融业于一体，职工卖力，所以垄断了蒙汉贸易和北方对俄贸易，营业旺盛，利润极高。它每三年为一个账期，结算分红一次。每次账期，都把公积金的积累和运用放在首位，以公积金的增长数量，作为衡量三年内经营成果的主要标志，然后才是每股红利。最盛时，每股一次可以分到一万两白银。每遇账期总结时，都要评定人员功过，检查三年的成绩和问题，整顿号规、调整人事，确定后三年即下一个账期的营业方针。这些措施，都是大盛魁历经二百多年而不败的重要因素。
（六）交结蒙古王公贵族
大盛魁的总经理和分号掌柜，多数在清代捐官制度下，用白银买有各种官衔，归化城、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经理无不花翎顶戴，最高者有候补道员、加捐二品顶戴。所以大盛魁的债务，不仅一般牧民不敢抗拒，就是蒙古贵族到期不还也不行。经理常常衣冠整齐，翎戴辉煌地去见执掌地方政权的王爷，要求替他催债。这些王公大人也都是大盛魁的债务人，自然得依其行政权力，为大盛魁催账。大盛魁不仅利用捐纳职衔，通过印票垄断蒙古地区贸易和信用，充当蒙古王公和阿拉布特（庶民）的债权人，而且与清廷代表、蒙古王公三方面组成议定蒙古物价的“朝勒格个”，决定市场物价，形成大盛魁的垄断价格体系。辛亥革命以后，绥远地方当局筹设平市官钱局，由大盛魁出资，以后又开设绥远面粉厂，亦因资金不足由大盛魁出资。大盛魁实际上成了支撑蒙古地方政权的财政支柱。然而，历史的发展并不能按照封建商业资本家的意愿进行，大盛魁终于在1928年倒闭了。大盛魁停业以后，总经理段敬斋（祁县南社村人）因其熟习俄国情况，充任了外交部参事，此后也一直是政治经济界的活跃人物。
（七）大盛魁的倒闭
大盛魁自清康熙年间成立，到1928年10月倒闭，历经二百三十余年，其倒闭的根本原因，和其他山西商人衰败的原因一样，首先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晚清时期，随着沙俄在我国蒙古、新疆和东北地区侵略活动的不断扩大，沙俄商人深入我蒙古、新疆等地进行活动，且享有许多特权，使大盛魁的市场日益缩小，业务一天天衰落下来。其通事行舞台，后来只剩下内蒙古和新疆，从而使总号资产负债难以平衡，不得不向外举债，积欠平市官钱局十万银元，不得已将其独资经营的绥远电灯公司作价偿还债务，独资经营的裕盛厚银号折价转让平市官钱局；其他“小号”，亦先后如此处理。在其收账歇业清算之中，号中要人玩弄手腕，装入私囊者，不知凡几。大盛魁祁县财东，不仅家资赔尽，还落了个沿街乞讨。赫赫有名的大盛魁就如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评析
大盛魁从康熙初年创立一直经营到1928年，可以说是经营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地域最广的早期中国企业。并且在大盛魁中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混合生长，商品交易与信用交易相结合，商业金融与政府金融相结合，从而使大盛魁带有金融集团公司的某些特征。这些都很值得研究。
（案例撰稿人孔祥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