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些人为了一点利益就出卖他们的人格，这实在是让人痛心。如果连自己的宝贵人格都出卖了，那么即便能获得一些名利，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一个人的声誉受损，还有什么方法能够弥补呢？几乎没有。试问，一个人如果连他自己的品格都不要了，人生还有什么价值呢？人如果丧失了人类善良的本性，那就不要说贪图名利了，就是更丑陋的行为，他也会去做的。
没有私心，不为利动，在任何情形下都遵守诚信——这种美誉，其价值要比从欺骗中得来的利益珍贵得多。
缺乏健全的人格，没有可靠的诚信度，这种人是不值得共事的。他们在平时也许愿意站在正直的一方，但是一到涉及自己利益的关头，他们就要离开正直了。他们不明白，在他们多得到一分金钱的同时却也损失了一分品格。他们的钱袋固然是有所增益的，但他们的人格却降低了！
一个言行诚实而自觉有正义公理为后盾的人，与一个欺骗说诳语而自知其行为属欺骗的人，他们所能发出的力量相差悬殊。天下没有一种广告能比诚实不欺、言行可靠的美誉更能打动人心。
诚实是一个人的财产，它使一个人保持正直，它也是一个人精力充沛的主要动力。当然，不经过一番努力，好的品格是不会自发形成的。它需要经过不断地自我审视、自我约束、自我节制的训练。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许多挫折和暂时性的失败要经历，有许多困难和诱惑要克服和抵制，但是，用不着灰心丧气，正直的人最终都会得到好的回报。
荀子就曾经说过，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人用，何也”？人的力气不如牛大，跑起来没马快，但牛和马却被人役使，为什么呢？“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能够合作是荀子认为的根本原因。说得理论一些，人的社会是由各种人和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组成的，孤立的个人是不可能存在的，也做不成任何事。移山填海，上天入地，人创造出许多伟大业绩，只因为人能“群”。人的这种善于合作、善于协调的特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就个人而言，个人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是能否与人合作。曾有人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合作就是守信用。”
对于一个志向远大的人，诚信是必备的做人准则和处世方法。人要以诚信的态度处世，养成诚信的为人习惯，处世以“信”为原则，讲信义、重信义，这样的人才会为世人所接受，也才会在危难之时获得帮助。
“一诺千金”表示人相当看重信义，一旦你答应了别人什么，就不能轻易更改，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孔子把信的位置看得很高，学生子贡向他请教治国之道，他讲了“足食、足兵、民信”三条。子贡问：“如果这三者只能做到两个，您先去掉哪一个呢？”孔子想了想说：“去兵。”又问：“再去一个是什么？”孔子说“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当你的百姓已经不再对自己的国家心存信任时，那么这个国家继续生存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西周末的周幽王因“千金买一笑，烽火戏诸侯”失信终至丧国，可以说是最惨痛的事例了。而商鞅变法，立木为信以兴秦国的故事，也说明了做事情必先把诚信摆在首位。项羽的大将季布是一个重友情守信义的男子汉，楚人有句谚语说他：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
自古至今，社会公德总是要求和规范人们，永远要诚信地与人相处，不要夸大，因为夸大是一种欺骗；不要闪躲，因为闪躲是一种虚伪；不要承诺任何你做不到的事情，因为随便的承诺是狂妄之语。
人与人的交往，是建立在诚实守信的基础上的。成功者信守承诺，珍视这一合作的基础，以诚实取信于人。俄国作家班台莱耶夫写过一篇叫《诺言》的小说，主要内容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儿，在公园里同几个比他大的孩子玩打仗的游戏，一个大孩子对他说：“你是中士，我是元帅，这里是我们的‘火药库’。你做哨兵，站在这儿，等我来叫你换班。”小孩儿点头遵命，一直坚守着岗位。天黑了，公园要关门了。“元帅”还不来，“中士”又饿又怕，只是因为诺言在先，他不肯离开“火药库”。幸亏有人从路上找来一位红军少校。少校对孩子说：“中士同志，我命令你离开岗位。”孩子这才高兴地说：“是，少校同志，遵命离开岗位。”看了这个故事，会觉得这个小孩儿小小年纪就知道遵守诺言，很可爱，也很了不起。
为确保某事的如期完成，处事双方往往可以经商讨达成协议，或立军令状，订契约，签合同。一方一旦背约，则将依约受罚。但人们在共事时，更多的情况是凭信用，凭对对方人格的信任，相托要事，相信所托之事会如期完成，所谓“可信任”、“信得过”，正是对讲信用的人的高度赞扬。
从古至今，人们公认“人之交，信为本”。交往必须讲信用，这是起码应当遵守的生活准则。尔虞我诈，互相失去信任，就会影响人和人之间的正常关系。没有友谊，则人的一生不过是一片空白；而没有诚信，则无友谊可言。诚信是心灵相通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