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拆迁是一个太过沉重的事实。这是一本书籍无法承受的话题。大多数读者其实都明白，不是亲身经历，就是道听途说。而且，目前国家已经明令严禁野蛮拆迁，这样的事情也许就越来越少了。所以，过去的事就不多提了。
还是让我们着眼于现实，谈一谈拆迁补偿吧。
有一人与老天爷对话。
人：“老天爷啊，请您老人家告诉我，18万在北京能买到什么样的房子？”
老天爷：“穷疯了！18万还想在北京买房？做梦！”
如果说野蛮拆迁是对公民权利的不尊重，那么，可怜的拆迁补偿就是对公民利益的践踏。
这个手拿18万向老天爷提问的人是2000年北京的一个被拆迁户，18万元是拆迁所得的补偿款。他还真的买到了房子，在距离他被拆掉的家的40公里以外的地方买到的。
于是就从那一天起，他基本在冬天就没有在自己家看见过太阳，因为每天都要天不亮就得起床赶车去上班，而晚上回来的时候天也已经黑了，正所谓是披星戴月。而在几年以后，他被拆迁的地方就有几十栋高楼拔地而起，以每平方米近万元的价格出售。这种现象对于经历过被拆迁的大部分人来说应该不陌生，因为有太多的被拆迁户因为可怜的拆迁款买不起原住地的新房，而被迫搬到很远的周边地带。当他们带着怀念与眷恋再回来看一看曾经生活的地方时，才发现一切似乎已经离他们很遥远了。
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拆迁补偿标准过低，远远不到位，总是用已经过时的标准来适用于现在，无怪百姓有苦衷，辛辛苦苦一辈子倾其所有建造的房子被拆，不但得不到多少，还要贴上一大笔钱。如果是做生意，亏本的买卖谁都知道不做，为什么在这里就不行呢？所以我想，当务之急还是要尽快修改补偿标准而且要每年定期修正，不能让那些为城市建设做出奉献的人再吃亏。
然而拆迁补偿款究竟应该补偿多少才算是合理呢？是不是非得能在所谓的黄金地段买上200平米以上的高档商品房才算合理呢？当然不是，我们的老百姓是足够通情达理的。我们认为补偿款中，起码有两项必要的补偿是没有被算进去的，一个就是上文所提到的“补足地差”，另一个就是劳动时间增加的补偿。至于给被拆迁人在医疗、教育、购物、出游等待其他方面造成的损失，由于不太好量化计算，我们先暂不考虑（比如说，由于拆迁款补偿不足，我们只能离开城区，到郊区异地购房，由于郊区医疗水平低，导致我患病未能及时治疗，其中给我的身体造成的损害如何计算和补偿呢？同样，由于郊区教育水平较低，孩子上不了好的小学或中学，这样给孩子一生造成的损失如何计算和补偿呢？）所以，我们的老百姓已经足够的善良和通融了，就把摆在眼前的损失补上一些，让群众能以旧换新，解决住房困难就可以了，其余并没有奢望。
目前，拆迁补偿标准过低可以说是一切拆迁群体性事件的起因。大批拆迁户在拿到数目可怜的拆迁补偿费后，按面积差价重新购房很困难，在外租房又不划算，最终只能选择迁移到地价相对便宜的城市边缘居住，导致被拆迁居民的城市“边缘化”。而大量拆迁户集聚郊区，又抬升了这一地段的房价，后来的拆迁户又住不起，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走入城市开发人口外流的怪圈。
然而，对于拆迁补偿，也有部分地方的做法都是政府直接规定拆迁的补偿方式及标准，只向拆迁户作最后“通牒”，不容商量。政府单方定价，扮演“家长”角色，我行我素；有的地方政府在允许被拆迁户回迁时，对回迁房定价过高，让群众无法承受。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作为平等的市场主体，应该平等协商，没有强买强卖的道理，政府部门更不应该利用手中的权力充当开发商的代言人。政府对城市房屋拆迁制定补偿标准，影响了城市房屋拆迁的市场化进程。政府必须转换角色，把拆迁补偿推向市场。政府可以基于法律的规定对中介机构进行监管，但不能剥夺中介机构的市场主体地位，越俎代庖。
然而，在当前房地产开发、城市危旧房改造和居民房屋拆迁安置的过程中，有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滥用职权，大肆牟取私利的违法犯罪行为也是层出不穷。
据承办过此类案件的北京朝阳区检察院有关人员讲，拆迁腐败案有五种作案手法：
一是重复补偿征地拆迁项目，骗取补偿款。
二是凭空虚构征地、拆迁项目，贪污补偿款。
三是虚增房屋、建筑物的数量或面积，共同贪污补偿款。拆迁人员与被拆迁人相勾结，你给我造假增加被拆迁房产面积，我就和你共同瓜分所得拆迁补偿款。
四是对不属征地拆迁范围或按规定不能补偿的项目进行补偿，骗取国家补偿款。
五是在征地拆迁工作中大肆行贿受贿。虽然作案手法各不相同，但大都是“共同作案、内外勾结”，多发生在拆迁员与被拆迁人之间、开发公司与土管部门之间，以及拆迁公司与开发公司之间等。
那么，为什么在拆迁过程中会产生大量严重的腐败现象呢？有关专家认为，既有拆迁从业人员素质方面的问题，也有拆迁工作中法律法规不健全的问题，但更主要的是管理有漏洞和缺乏内外部监督。
许多拆迁部门的内部管理制度形同虚设。比如拆迁部门的规章制度中明确规定，与被拆迁户接触时拆迁人员必须两人以上，其目的主要在于互相监督。但在实际的工作中拆迁部门常以任务重、人员少等理由，安排每个拆迁员与一名“当地人”共同工作。这名“当地人”往往自己也涉及拆迁补偿，因此其一般不敢监督拆迁员。
有的规定已经明令拆迁员不允许代替拆迁户领取拆迁补偿款，可实际操作中，仍有部分拆迁员代领的行为。最后，一个拆迁项目的完成，必须经过拆迁科长、拆迁处长层层审批，但实际操作中，这种审批制度早已流于形式，甚至一些较大的项目都仅由一名负责人员勘察、编制预决算、编制安置补偿结算表、签订协议，而审核人员缺乏监督意识和工作责任心，连现场也不去，仅仅是履行书面审核手续，审核环节形同虚设，有的工程图纸资料不予保全，在拆迁完成之后即使发现问题也因现场已夷为平地而“死无对证”。
在拆迁补偿过程中，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要对整个拆迁补偿款的发放做出审核，可实际操作当中，由于补偿款的资金来源是开发公司，获得补偿款的是老百姓，房地管理部门只是按照审核的拆迁补偿款的金额提成审核费，因此难免存在责任心不足，或者单纯为收费而收费，甚至还有为小利而同流合污的个别现象。在这样的监督运行体制下，很难企盼监督会起到多大作用。
随着城市的发展，政府出于全局的考虑，对城市建设进行改造是极其必要的。但也存在着一个“拆迁技巧”问题，存在着一个怎样对待拆迁户的利益诉求问题。拆迁问题关系到千家万户，在这方面采取任何的过火过激行为，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拆迁涉及到老百姓的利益问题，拆迁部门应当与被拆迁人平等地进行交流和沟通，不应该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而所谓的强制拆迁，更是不可取乃至不允许的。
城市拆迁的目标应是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但在实践中有一些不正当的拆迁行为却正在走向人民利益的对立面。发生在各地拆迁矛盾激化的现象，已不仅仅是有关部门作风是否粗暴的问题，更深层次原因在于拆迁补偿金是否合理，拆迁政策是否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