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小看我，否则有你好看！我的作用是多么的重要，你看看，钱粮要我来分，你们的功劳要我来记录，然后，你才能凭这个被大当家的夸几句，把你的座位往前挪几步。何况，你也知道，就是要提拔谁，大当家的还经常听我的意见呢？惹了我，我一使坏，你就什么也别想，就等着受罪吧！就是大当家的也不敢惹我，否则我让大家在分东西、分功劳、排座位的时候不满意，山寨就要散伙。你想想，我重要着呢！我可是关系山寨内部团结、大家活下去，小寨变大寨的重要人物。”
——一次老土匪李民生喝了不少酒后，对刘二所吹的牛
本来，刘二以为土匪的分配不就是大秤分金、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而已；下山打劫，有了收获，大家先平分，有了剩余就多给有功的、当头的。所以，在刚开始自己新工作的一段时间内，刘二虽然很感激老土匪李民生对自己的照顾，但他对李民生的工作并不怎么看得起。直到刘二在经过几次下山干活、回山分配之后，满心都充满了疑惑，就找个机会，割上二斤肉，打上五斤酒，到李民生的屋里喝酒。
在刘二殷勤的劝酒和大肆的奉承之下，李民生终于一步步滑向醉酒的边缘。于是，刘二乘机开始了不断的发问。为了能够得到李民生真实的说法，刘二把自己对李民生负责的分配工作的轻视清楚地表现了出来。
果然，李民生受不了了，他跳起来，指着刘二说道：“你一个毛头小子，知道什么？你知道前任大当家为什么失败吗？如果不是因为他平时小气，只知道一味往自己的口袋里捞钱。在下山抢劫被官府盯上的时候，大家怎么会一哄而散，没人拼命救他。平时不分给大家好处，就不会有人在意你的生命。”
“不要小看我，否则有你好看！我的作用是多么的重要，你看看，钱粮要我来分，你们的功劳要我来记录，然后，你才能凭这个被大当家的夸几句，把你的座位往前挪几步。何况，你也知道，就是要提拔谁，大当家的也经常听我的意见呢？惹了我，我一使坏，你就什么也别想，就等着受罪吧！就是大当家的也不敢惹我，否则我让大家在分东西、分功劳、排座位的时候不满意，山寨就要散伙。你想想，我重要着呢！我可是关系山寨内部团结、大家活下去，小寨变大寨的重要人物。”
“你也不要把分配当成那么简单的事。你想像的那种大秤分金、见者有份、大家平分的分配一次两次还可以，要想维持一个山寨的长期存在，要想让山寨发展壮大，更有效、更公平的分配方式是必需的。”
“我知道，你不甘心就这样做一个小土匪。我跟你说，要想有大的发展，分配整个关键你必须善于把握。否则，你要小心，背后会有人捅你刀子都说不定！”
这一大通话几乎把刘二说傻了。很久之后，才默默地倒上一碗酒，双手端上，恭恭敬敬地对老土匪李民生说一声：“谢谢！受教了！”李民生接过碗，一口喝完。刘二把酒菜留下，自己走了出去。
这一晚的谈话，让刘二知道，自己一直以来都忽视了土匪山寨里分配方式这个关键问题。难怪李民生这个老土匪看起来弱不禁风，在龙虎山寨里也没有太广阔的关系，但始终把持着功劳评定、分配财物这个关键，就连几个首领对李民生也不敢小看。原来并不是因为李民生曾经是谁、干过什么，而是因为整个龙虎山寨最核心的问题必须由李民生来解决。
站在整个山寨的角度上看分配，刘二发现，其实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一个兄弟都是通过卖力卖命来获得财物，养活自己与家人的。山寨分给大家的财物虽然受到各种因素的左右，但最终还是要决定于每个兄弟为山寨带来的收获是多大。否则，超出了个人本身所创造价值的分配必然会对整个山寨都造成一种负担和伤害。这样一来，也许有部分人得到的东西多了，会很高兴。但是，这其实是对其他兄弟和整个山寨的伤害。长此以往，山寨内部必然怨声四起、相互抱怨，甚至会拔刀相向，即使没有这么严重，也会打击兄弟们的积极性，大家都不努力干活了，山寨的收获、个人的收获就必然减少。可见，无论如何，不合理的分配都必然会影响每个山寨成员和整个山寨的利益。
刘二进一步想，如果是由我来分配，我会怎么办呢？怎样分配才能够让每个兄弟无话可说？更或者，如果我是整个山寨的首领，我又该怎样分配，才能够保证山寨的发展和兄弟们分到基本满意东西之间的平衡？
想得越细，刘二才发现，分配的问题很多，也很重要。如果不能够好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在山寨中得到长久的利益。毕竟，“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人们基本上是受经济性刺激物质激励的，金钱及个人奖酬是使人们努力工作最重要的激励。在对人的激励中，万万不能忽视或低估金钱的激励效力。而分配方式直接决定了每个兄弟的收入，其中金钱在激励员工的措施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虽然目前许多人加入山寨做土匪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薪酬待遇，比如刘二自己。但是分配所得的财物作为满足低层次需求的保障条件，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仍是硬道理。而只有满足低层次需求之后，才能考虑更高的层次需求。财物可以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需求，它在保障大家衣食住行这些基本生活需要的同时，也为每个人发展个人业余爱好、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提供条件，此外分配收入还是成就的象征，每个土匪都会把分配结果看成是山寨对自己能力和付出的认可和欣赏，也把这种结果当作自己与其他人不同的比较标准。
刘二从自己和其他兄弟的经历中也知道，虽然土匪的名声在绝大多数人眼里很不好，就在龙虎山地区，虽然很多人都希望加入龙虎山寨，但大家对龙虎山寨的前途并不看好，对土匪的名声更是拼命攻击。如果不是大家都很难活下去，土匪的发展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此，虽然现在非常容易以最低成本物色到新的成员，通过分赃的形式建立一个掠夺队伍和跟班队伍，并通过暴力保卫他们的特权。在普遍赤贫的游民社会中，加入土匪这个抢劫队伍的机会成本最小，而且生存更可能得不到保障。但是，如果不能不断的积累壮大，土匪的命运几乎注定是灭亡。因此，任何有点想法的土匪山寨存在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得足以维持自己生存，支持自己发展的收益。山寨获得收益的多少，获得收益的稳定性和速度因此成为了衡量山寨的标准。要想保持山寨的长期发展，单纯地把抢到的东西一分了之只是无知者的办法。刘二想，自己如果要有好的前途，就必须在成为首领后，首先把分配区分为山寨的公共积累和山寨兄弟的个人收入。这样，山寨才能够做到不看天吃饭，大家才真正有共同的利益。
刘二知道，正是由于没有规划，很多原来成功的“土匪”最后只能够成为被唾骂的对象，甚至连被骂的资格都没有。例如，刘二就听人说过，张献忠的队伍本来作为大有前途的“土匪”，就是一个没有规划，没有分配规矩的队伍，而没有规划、规矩的结果，即使实力再强大，都只是被消灭。在张献忠的队伍里，为了“打粮”，即劫掠财物，以养活部队。攻下一座城市的日子，就是他们的节日，他们纵兵大掠，把豪门富室一扫而空，满载而归。
张献忠每攻下一处城池，首先做的事就是大搜掠。搜掠的重点目标当然是豪门大户，但普通百姓人家也并不放过。就像在《张献忠陷庐州纪》中记述的那样，他们第一个搜掠的目标是骡马。这是因为在游击战争中保持速度优势的需要。第二个搜掠的是金银。不过张献忠实行金银交公的严厉政策，所以军人们对金银的兴趣并不非常强烈。第三个搜掠的则是布匹、粮食等后勤物资。在张献忠漫长的起义生涯中，人们只找到了一次赈济灾民的记录，那是攻下武昌之后，发楚王府的金银给饥民。除此之外，历史上记载更多的是他的烧杀抢掠。史书这样对比他和李自成的区别：“老百姓对李自成往往开门欢迎，对张献忠则只有惧怕。”阅读历史记载，我们只能得出这样一个感觉：张献忠部队的这些绿林豪杰们似乎视被攻下的城市为自己囊中的财产，视城中的百姓为自己猎获的猎物。如何处置，完全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定。一般来讲，搜集完物资之后，他们会纵火，把一座繁华的城市变成一片瓦砾——他们不想把拼命攻下的城池完好地留给明军。
一味地掠夺，没有计划的发展，个人分配的无序，埋下了张献忠失败的祸根。但即使就是这样，张献忠规定的金银归公的一次分配策略还是能够为队伍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基本的支持。可见，任何组织的分配，都不简单地把分配只当作把钱财物分配给个人，而必须把分给组织整体和分割个人的部分充分重视起来。
其实，除了刘二所想到的分配之外，龙虎山寨还有一种分配，只是刘二刚到山寨不久，没有经历过，还不知道而已。不过，很快，刘二就知道了。
按照通行的土匪规则，龙虎山寨也是在每次干完活后论功行赏的。与别的地方不同的是，龙虎山寨在每年腊八前三天，还会根据山寨剩余的财物和各人一年的表现再多分一点过年的东西。据说，这个建议是老土匪李民生提出来的。
关于李民生的这个建议，好像还有这样一段故事。
有一年，土匪都准备要回家过年，山寨组织大家最后聚餐。难得人聚得这么齐，大家自然要吹嘘自己一年来的“丰功伟绩”。说着说着，大家突然发现，有一些兄弟虽然做得很好，但是一年下来，他分配得到的东西加起来竟然比一年整体表现一般但偶尔突出的人少了很多。或者，一年来表现差不多的人之间，分配收获却天差地别。大家就奇怪了，每次分配好像都很公平啊，大家也没有什么意见。为什么一年整体的表现和分配结果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老土匪李民生刚听到这件事的时候，也是非常奇怪。但细细一想，发现是山寨的分配方式出了一个漏洞，让一些人不经意间就赚了便宜。一般来说，龙虎山寨是每次干完一票业务就分配一次的，根据大家的表现决定分配多少。这样，每次分配的结果都是比较公平的。但是，虽然单次分配基本公平，可别忘了，龙虎山寨每一笔业务之间的收获却是差别极大的。有时候，一笔业务的收获很可能比得上其他十笔业务。这样，参与这笔业务的兄弟，即使表现一般，他的收入也会比在其他抢劫业务中表现一贯良好的人多很多。长期下来，一次两次分配结果的累积，就造成了一年内总分配结果的不公。毕竟，山寨不可能确定好每笔业务的最终收入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在与山寨三位当家的商量过后，老土匪李民生就仿效一些商铺每年给份子钱的方式，适当减少单次业务的分配总量，把这些集中起来，到年底的时候，根据每位兄弟一整年的表现再分配一次。这样一来，既能够增进公平，又能够帮助众位兄弟把钱攒起来，避免乱花浪费，在过年时有大笔钱来过个好年。
刘二了解到这种分配方式后，大受启发。他知道，只要能把这种方式发展开来，就能够发展成自己想到的山寨公共积累的分配方式。
而有一次，李民生的老朋友，原来干过商铺掌柜的张望到龙虎山做客的时候，却为刘二的思考提供了更大的启发。
张望在龙虎山寨做客的这几天。二寨主和三寨主一直都有“下山打猎”，而且收获皆非常丰厚。用三寨主的话说便是“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但张望对分配结果却非常不解，张望对李民生指出：尽管他们经常下山劫掠商旅财物，但山寨依然是一副穷酸样。他们每次劫掠的钱财都是均分，三位寨主分去一半，剩下的一半里又由五个喽啰头目分去三分之一，再剩下来的才归小喽们均分。小喽啰总共也有二百七八十，再加上后寨种田的一些家眷和农户，每次每个人能分到并不多，但是当土匪毕竟比农民好。当农民种田，若遇到个洪灾、旱灾、虫灾等，一年的辛苦便付诸东流，即使丰收，也要面对官府的重重盘剥，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最后能剩下的也没多少，有的甚至到最后依然要挨饿。当土匪虽然面临被官府剿灭的危险，但是与其被盘剥饿死不如这样拼一下。多数土匪都是把生命置之度外的亡命徒，他们视别人的命与自己的命皆如草芥，对未来并不抱什么希望，过完今天也不会去想明天如何过，所以他们抢到钱后多数都是去吃喝嫖赌，挥霍一空。正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明朝是与非”。
当时，刘二正好在旁边，他听李民生苦笑着解释：“我也不想这样啊！但山寨不是我说了算，现在能这样已经不错了。”
张望自然是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生态度。其实，李民生和刘二这两个土匪也不明白。龙虎山寨的房屋桌椅破损也无人去修理或者置办新的。喽啰们经常喝得醉醺醺的，争吵打架也是常有的事情，或者好一点的便聚在一起彻夜赌钱。这个山寨从上到下都是一片混乱，前途也是一片黑暗。大寨主也曾经为管理问题而邀请张望入伙当寨主管理山寨，但张望生性淡泊，而且这个贼窝绝对是个“是非圈”，聪明的他怎么会进去沾一身臊，所以婉言谢绝了。
刘二乘机向张望和李民生请教了自己的问题，问他俩能不能通过先把收获分为山寨公共收入和个人收入，每次的分配仅仅是对个人收入的分配，而公共收入当作改善山寨设施、为山寨发展提供资金的部分。两个人对此极为赞赏。但他们都明白，现在的山寨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只能作为今后刘二可能做主时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