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劝课耕垦、植树思想
中国古代籍田（又作藉田）之制，源远流长。《诗经·载芟序》云：“载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籍”之意为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谓之籍田。古时帝王于春耕前亲耕农田，以奉祀宗庙，且寓劝农之意。如《汉书·文帝纪》载文帝下诏云：“其开藉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
宋代帝王重视农业生产，承袭前代仍行籍田之礼。太常寺之下设有籍田司，凡皇帝行籍田礼，掌筹备耕耨出纳之事；籍田以1000亩为规制，所种植五谷蔬果，藏冰块以备用，为供应岁中祠祀礼料之一部分②《宋史》卷164《职官四》，《宋会要·礼》14之94.。如宋仁宗就十分重视籍田之礼，“敦本务农，屡诏劝劭，观稼于郊，岁一再出；又躬耕籍田，以先天下”②《宋史》卷164《职官四》。。明道元年（1032年），他又对身旁宰臣说：“朕观古之兴王，皆重农桑以为厚生之本，朕欲躬耕籍田，庶驱天下游食之民尽归南亩。”李攸：《宋朝事实》卷15《籍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代皇帝不仅自己亲行籍田之礼，以示劝课农桑，而且还十分重视地方各级长官的激劝农耕作用。景德三年（1006年）二月，宋真宗诏：“诸州长吏……少卿监、刺史、閤门使以上知州者，并兼管内劝农使，余及通判并兼劝农事。”《长编》卷62.天禧四年（1020年），宋廷“改诸路提点刑狱为劝农使，副兼提点刑狱公事，所至取州县民版籍，视其等第，税科有不如式者，惩之。劝恤耕垦，招集逃亡，检括隐税，凡隶农田事，并令管勾”《宋会要·职官》42之2.。由此可见，地方长官的劝课农桑就不是像帝王那样象征性地通过行籍田礼以寓劝农，而是通过对户口版籍、田租赋税的整顿，招集流离逃亡农民，通过劝勉抚恤使他们重新回到农业生产上来。宋徽宗时期，朝廷更是多次明令地方长吏必须亲自劝农。政和元年（1111年），徽宗下诏：“守臣于倚廓，县令于境内，岁终耕敛，并须亲诣田畴，劝沮勤惰，以为力耕之倡。”二年（1112年），又令县令“出乡就见父老，播告国家务农重谷、恻怛爱民之意”，以“敦本业”、“戒游手”、“恤佃户”、“无妄讼”等十二事劝谕百姓《宋会要·食货》1之32，《宋会要·职官》48之31.。南宋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年），规定州县守、令“以来春耕籍之后，出郊劝农，谕以天子亲耕，使四方晓然，知陛下德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4.。朱熹在《知漳州劝农文》中说：“是以国家务农重谷，使凡州县守倅，皆以劝农为职。”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00《知漳州劝农文》，四部丛刊本。南宋末年陆文圭也说：“州县长官以‘劝农事’三字系之职衔之下，于事为重。”陆文圭：《墙东类稿》卷10《劝农文二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总之，朝廷的目的旨在通过地方长官守令的亲身倡导，关心民生疾苦，宣扬务农重谷国策，使广大农民安心于农桑根本之业，勤劳本分，无纠纷诉讼，经济发展，社会稳定。
宋代除劝勉农耕之外，历代皇帝还重视通过奖赏激励农民植树造林。因为植树不仅能够改善自然生态环境，起到水土保持的作用，而且树木可作为百姓生活上必不可少的烧火的薪柴，其中桑树更可养蚕织布、枣树可供食用。宋初，面对战后百业凋零的衰败景象，宋太祖于建隆元年（960年）即位伊始就下诏令广为植树，并规定了植树的品种、数量以及考核的方式。诏令称：“课民种树，定民籍为五等，第一等种杂树百，每等减二十为差，桑枣半之……令佐春秋巡视，书其数，秩满，第其课为殿最……野无旷土者，议赏。”《宋史》卷173《食货上一》。按此规定：第一等户必须种杂树100棵，桑枣树50棵，共计150棵。至第五等户，也须植杂树20棵，桑枣树10棵，共计30棵。而且县令佐要进行考核，能做到该种树的地方都种上树的，将给予奖赏。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年）也下诏：“令诸路州府各据本县所管人户，分为等第，依原定桑枣株数，依时栽种。如欲广谋栽种者，亦听。其无田土及孤老残疾女户无男丁力者，不在此限。如将来增添桑土，所纳税课并依原额，更不增加。”《宋会要·食货》63之163.至道二年（996年）再次下诏：“耕桑之外，令益树杂木、蔬果。”②③《宋史》卷173《食货上一》。由此可见，宋太宗也十分重视植树造林，连续两年下诏督促植树，并给予增添桑土者不增税的优惠。宋神宗时期，朝廷对于植树更强调的是成活率，并以差减户租作为奖励。熙宁二年（1069年）规定：“民种桑柘毋得增赋……令民即其地植桑榆或所宜木……官计其活茂多寡，得差减在户租数，活不及数者罚，责之补种。”②《宋史》卷173《食货上一》。到了南宋，朝廷仍采取鼓励植树的规定，并提高了官吏和百姓的植树棵数。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都省言：“淮民复业，宜先劝课农桑。令、丞植桑三万株至六万株，守、倅部内植二十万株以上，并论赏有差。”③《宋史》卷173《食货上一》。
宋廷无论是劝勉农民耕垦，还是课民植树，其主要还是采取正面奖赏激励或给予优惠条件的办法，一般不采取行政性的强制手段，也极少对懒惰或不予合作者给予惩罚。因为只有采取奖赏激励和劝勉的方式，才能提高生产者的积极性，收到耕垦、植树的最佳效益。如一味地采取强制或惩罚的方式，是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当然，地方守令在劝农耕垦或植树中也难免存在一些问题。如南宋绍兴年间，地方守令出郊劝农时，常“将带公吏，及因而游玩、饮酒”《宋会要·职官》47之33.，骚扰民众等，背离了劝农的初衷。
宋代在对地方长吏进行考核时，“劝课农桑”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据《宋史·职官三》记载，宋廷以“七事”考核监司，其第二事即为“劝课农桑、增垦田畴”；以“四善”“三最”考核守令，“三最”中第二最即为“农桑垦殖、水利兴修为劝课之最”。南宋《庆元条法事类》卷5《考课》更是详细地规定有监司考校事件，其中涉及劝课农桑的内容是：
考课式
某官职姓名任内
……
一、劝农桑
劝课栽植桑柘枣之类
某官职姓名任内劝诱人户栽植到下项：
桑若干
柘若干
枣若干
余官任内依前闻
增垦田亩
某官职姓名任内增垦到田若干顷亩
创修堤防水利
……
从中可以知道，南宋在对地方行政长官的考核中，劝农桑、增垦田亩为最重要的内容，摆在诸项考核指标的首位，而且还对其进行较准确的量化评估，充分体现了宋朝最高统治者对此的重视。
二、劝农文中劝农、重农思想
在宋代务农重谷国策的指导下，朝廷和各级地方官员常发布劝农文，使大量的劝农文传诸后世，反映了宋人劝农、重农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农业作为国家根本之业，积极引导民众务农
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四月三日，徽宗下诏县令劝农以十二事为主，其第一事就是强调“敦本业：谓农桑为衣食之本，工作之类乃是治末，虽获厚利而无本源，故于本业切宜敬尚”《宋会要·职官》48之31.。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宋代地方官员在劝农文中纷纷引导、鼓励民众以务农为本。如薛季宣在越州劝农时，要求人们“毋失天时，毋事末作”《浪语集》卷15《劝农文》。。蔡戡在永嘉为官时告诫百姓“无游手以趋末”《定斋集》卷13《永嘉劝农文》。。陆游在严州任上要求当地人“语子若孙，无事末作，无好终讼，深畎广耜，力耕疾耘”陆游：《渭南文集》卷25《丁未严州劝农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除劝导农民毋事工商末作之外，地方官员还教导人们勿从事有妨务农的各种陋习，如耽酒、溺赌、喜争、好闲、徇巫等。如南宋严州人“好饮博”、“喜兴词诉”、“好嬉游”、“喜事鬼神”等，高斯得在严州时，谆谆告诫人们“若能去此四害，惟专惟勤，田之无收，吾不信也”高斯得：《耻堂存稿》卷5《严州劝农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真德秀在隆兴府为官时，向百姓力陈：“兄弟宗族恩义至重，不可以小利致争；乡党邻里缓急相须，不可以小忿兴讼。喜争斗者，杀身之本；乐词讼者，破家之基；赌博乃偷盗之媒，耽酒是丧生之渐。凡此数事，为害至深，有一于此，必致祸败。”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公文集》卷40《隆兴劝农文》，四部丛刊本。戴复古在《房陵劝农文》则谓：“毋耽道释，毋徇巫鬼。凡吾所见，耽道释必贫，徇巫鬼必贫，或误其命，非吉凶不得已。毋非时聚饮，非农隙毋遨嬉。聚饮多费，遨嬉则子弟浮惰。”陈造：《江湖长翁集》卷30《房陵劝农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总之，这些劝农文都是在向农民说明诉讼、争斗、饮酒、赌博、侍奉鬼神、游手好闲等行为足以荒废农事，耗费钱财，败家破产，损害健康甚至招来杀身之祸，故不得为之。
（二）勉励农民勤于耕作
宋代地方官员在劝农文中常常向农民说明勤劳使人富足安乐，懒惰使人贫穷饥饿的道理。真德秀在福州任知州时指出：“凡为农人，岂可不勤！勤且多旷，惰复何望。勤于耕畲，土熟如酥。勤于耘籽，草根尽死。勤修沟塍，蓄水必盈。勤于粪壤，苗稼倍长。勤而不慵，是为良农。良农虽苦，可养父母。父母怡怡，妻子熙熙。勤之为功，到此方知。为农而惰，不免饥饿。一时嬉游，终岁之忧。我劝尔农，惟勤一字。”《西山先生真文公文集》卷40《福州劝农文》。陈著知嵊县时，“告民以勤为本，嵊之民当加勤。嵊山多水浅，其土瘠，土瘠故物不滋，物不滋故种薄，收种薄故民多贫。彼富者食肥饶犹云不给，今反此而不加勤，可乎？勤则瘠可肥，贫可富，不勤则瘠愈瘠，贫愈贫，其何以生？”陈著：《本堂集》卷52《嵊县劝农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可见，他认为嵊县收成不好是由于土地瘠薄。要想改变这种状况，使土地瘠薄变成肥沃，农民贫困变为富足，只有比其他地区更加勤劳才行。土地已经瘠薄，如果还不勤劳，生活将会愈来愈贫困。
有的官员在劝农文中则通过不同地区的比较，来说明勤惰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陈傅良在湖南桂阳军劝农时说：“闽、浙之土，最是瘠薄，必有锄耙数番，加以粪溉，方为良田。此间不待施粪，锄耙亦希，所种禾麦，自然秀茂，则知其土膏腴，胜如闽、浙。然闽、浙上田收米三石，次等二石，此间所收却无此数，当是人力不到，子课遂减，奉劝自今更加勤勉，勿为惰农，坐视丰歉。”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卷44《桂阳军劝农文》，四部丛刊本。这里，陈傅良比较了桂阳军和闽、浙地区的土地肥瘠和农业生产量，指出桂阳军的土地比闽、浙肥沃，但是单位面积产量却不及闽、浙高，原因在于桂阳军的农民不够勤劳，因此，劝谕他们今后必须更加勤勉。
崇宁二年（1103年）四月三日，徽宗在下诏县令劝农十二事中指出：农民要勤于耕作，具体要做到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兴地利，谓旷地有可以垦辟者，积水有可以疏决者，皆宜耕种，庶使地无遗利”；二是“广栽植，谓麻、麦、粟、豆、果、瓜、蔬菜，凡可以为养生之资者，广务栽种，则自然农足”；三是“谨时候，谓农时一违，诸事废败，尤在所谨。故耕以时则土膏，种以时则苗秀，敛以时则无禽兽之耗，无盗贼之侵，无霖雨之坏”；四是“诫苟简，谓耕欲熟，耘欲足，则田土膏腴，禾稼茂实。盖农事最为劳苦，人易怠情，多致苟简，尤宜戒勉”；五是“戒游手，谓群饮聚博，放鹰走犬，游惰之事，皆废农业，为人父兄，理当戒谨，为人子弟，尤宜遵禀”《宋会要·职官》48之31.。
（三）提倡恤民节俭，保护小农经济
小农经济就个体来说，是十分脆弱的，很容易被天灾人祸所摧毁。因此，宋代统治者在劝农中不仅强调“重农务谷”，而且还注意“恻怛爱民”。如徽宗在下诏县令劝农十二事中就强调：“恤佃户，谓佃客多是贫民，方在耕时，主家有催旧债不已，及秋收时，以其租课充折债负，乃复索租，愈见困穷，不辞离，即逃走，宜加以宽恤。”《宋会要·职官》48之32.朱熹则主张：“佃户既赖田主给佃生借以养活家口，田主亦藉佃客耕田纳租以供赡家计，二者相须方能存立。今仰人户递相告戒，佃户不可侵犯田主，田主不可挠虐佃户。如当耕牛车水之时，仰田主依常年例应副谷米，秋冬收成之后，仰佃户各备所借本息填还。”《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00《漳州劝农文》。朱熹在此首先告之田主（富户）与佃户，二者互相依存，劝谕田主在佃户生产困难之际应予以贷款，佃户则要量力而借并及时还贷。陈傅良在《桂阳军劝农文》中亦表达了相类似的思想，即贫者借贷在所难免，但必须量力而行，不要借贷太多而还不起，最终赖债；富家也不能太贪婪，应该量本适当收取利息，甚至免除长年积欠。他说：“生借种粮，贫者不免，先须量力，莫据眼前，借贷太多，债还不易，及至空穷，却谋昏赖。所是富家亦合量本收息，除豁积欠，难以递年登带，恣为贪婪。”《止斋先生文集》卷40《桂阳劝农文》。
有些地方官在劝农文中则劝谕农民节约，不可奢侈。因为生活节俭就可以使用度常足不匮，减少借贷，免受高利贷盘剥之害而陷入贫困。如真德秀云：“福生于俭，祸生于奢。影响相随，毫厘弗差。惟朴惟素，富贵之具。惟多惟僣，因穷之渐。广用多求，心劳且忧。寡求省用，其乐休休。以约失之，其亦鲜矣。我劝尔民，宁俭毋侈。”《西山先生真文公文集》卷40《劝农文》。
（四）劝谕禁杀耕牛，备置农具
在机械动力出现之前，牛是耕田的动力。宋人已清楚地认识到“农家以牛为耕种之本”《长编》卷274.，“牛最（为）农事之急务，田亩赖是而后治”陈旉：《农书》卷上《祈报篇》，丛书集成本。。基于这种认识，宋代从中央到地方的劝农文中，均劝谕农民勿杀耕牛。崇宁二年（1103年）四月三日，宋徽宗在下诏县令劝农以十二事中就提出“戒宰牛，谓牛为耕稼之本，当务孳生，况其功力最大，尤不当杀”⑤《宋会要·职官》48之32.。朱熹在《漳州劝农文》中更以严厉的口气告诫农民不得宰杀耕牛，应该妥为照管，否则将受到处罚。他说：“耘犁之功，全藉牛力，切须照管，及时喂饲，不得辄行宰杀，致妨农务。如有违戾，准勅科决，脊杖二十，每头追赏五十贯文，锢身监纳，的无轻恕。今仰人户递相告戒，毋致违犯。”《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00《漳州劝农文》。
《论语》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生产工具是人们进行劳动生产必备的物质技术手段。对此，宋人也有一定的认识，故在劝农文中劝谕农民应舍得花钱购置农具。崇宁二年（1103年）四月三日徽宗在下诏县令劝农以十二事中提出：“置农器，谓农家器用，缺一不可，与其废用，修饰车服，不若以财广置农器。”⑤《宋会要·职官》48之32.基于这种认识，早在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宋真宗就废除五代宋末以来征收农器税的政策，下诏“自今农器并免收税”《宋会要·食货》1之18.。以后宋代各朝皇帝，又多次重申了这一规定。这对农具的生产与销售，对于普通农户的工具添置，促进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都是有所裨益的。
（五）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
宋代许多地方人多地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甚大，人们解决人地矛盾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通过改进农业技术来增加亩产量。宋代许多地方官在劝农文中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
宋代由于复种指数的提高，迫切需要解决土壤肥力与连年耕种之间的矛盾。宋人已清楚地认识到，人们如能够时常加入新而肥沃的土壤，施用肥料，可使土壤更加精熟肥美。这就是著名农学家陈旉提出的“地力常新壮”的理论。宋人这种施肥能保持土壤肥力的思想在地方官的劝农文中得到实践和推广。如黄震在《咸淳八年春劝农文》中推崇“浙间终年备办粪土，春间夏间，常常浇壅”《黄氏日抄》卷78《咸淳八年春劝农文》。。这就是说两浙农民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已懂得大量使用有机肥，加速土壤熟化，提高土壤肥力。程珌在《壬申富阳劝农》中建议农家应像衢州、婺源之人收集肥料不遗余力。他说：“每见衢、婺之人，收蓄粪壤，家家山积，市井之间，扫拾无遗。”程珌：《洺水集》卷19《壬申富阳劝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人在耕作中已讲求深耕细耙，并懂得利用冻融这种自然力改良土壤。朱熹在《知南康军劝农文》中向农民介绍了这种技术：“大凡秋间收成之后，须趁冬月以前，便将户下所有田段一例犁翻，冻令酥脆。”④《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9《知南康军劝农文》。这种冻晒，既可使土壤酥碎，又能起自然松土与杀虫的作用。高斯得在《宁国府劝农文》中向当地农民推广两浙地区的深耕细耨技术，明确指出其不仅能提高土壤肥力，而且能够增强抗旱保墒能力，提高种子发芽率。他说：“浙人治田，比蜀中尤精，土膏既发，地力有余，深耕熟犁，壤细如面，故其种入土坚致而不疏。”⑥《耻堂存稿》卷5《宁国府劝农文》。
在宋人劝农文中，反映了当时已具有较成熟的田间管理思想，已把育秧、中耕、除草、壅根、增肥、保水和烤田等田间作业进行了有机的结合。如选好良种后，培育壮秧是水稻丰产的先决条件之一，“拣选肥好田段，多用粪壤，拌和种子，种出秧苗”；浸种下秧，深耕浅种后，秧苗既长，“便须及时趁早栽插”④《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9《知南康军劝农文》。。在禾苗生长过程中，杂草丛生，“浙间三遍耘田，次第转折，不曾停歇”《黄氏日抄》卷78《咸淳八年春劝农文》。。“大暑之时，决去其水，使日曝之，固其根，名曰靠田；根既固矣，复车水入田，名曰还水”；而“还水之后，苗日以盛，虽遇旱暵，可保无忧”⑥《耻堂存稿》卷5《宁国府劝农文》。。
宋人为了解决人多地少、粮食不足的问题，充分利用不适合稻作的旱地，栽种粟、豆、麻、蔬菜等耐旱作物。地方官在劝农文中要求人们因地制宜种植这些作物，如韩元吉在婺州与建宁府劝农时，建议农民“若豆与粟，度地所宜，犹可致力焉”，“以多耕荒废之壤，高者种粟，低者种豆，有水源者艺稻，无水源者播麦，但使五谷四时有收”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18《婺州劝农文》、《建宁府劝农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朱熹在南康军与漳州劝农时也反复要求百姓予以种植，并告诉他们可以预防饥荒。他说：“山原、陆地可种粟、麦、麻、豆去处，亦须趁时竭力耕种，务尽地力，庶几青黄未交之际，有以接续饮食，不至饥饿”；“种田固是本业，然粟、豆、麻、麦、菜蔬、茄、芋之属，亦是可食之物，若能种植，青黄未交，得以接济，不为无补，今仰人户更以余力广行栽种”《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9《知南康军劝农文》、卷100《漳州劝农文》。。
桑是养蚕的饲料，木棉、苎麻则是织布的直接原料，都是解决人们温暖，免遭寒冻的衣着之源。宋廷对推广这些作物十分重视，诏令地方官劝谕百姓种植，并把其作为考核官员经济政绩的重要依据。地方许多官员秉承朝廷的旨意，在劝农文中反复告谕百姓种植桑麻、木棉、苎麻的益处，并予以具体的技术指导。如陈造在《房陵劝农文》中指出：“房之原陆弥亘数百里，而桑柘绝少，蚕事灭裂，饲守缲织皆未得法，端匹狭燥，丝绵席暗，无可取贵。与其植他木，不若多植桑、柘，每岁春办，为四十日夙夜之勤，缲织饲守，求尽其技，精其事，将不止温暖取给，亦可货以自赡。”《江湖长翁集》卷30《房陵劝农文》。这里，他建议房陵农民兼营蚕桑业和丝织业，其好处不仅可以解决衣着御寒问题，而且可以出售图利，补足家计。程珌、朱熹则意识到一些地区不种或少种桑树，不是地区不适宜，而是栽种不得法，所以在劝农文中介绍科学的种植法，以提高种桑效益，从而激发农民栽种的积极性。程珌在《壬申富阳劝农》文中向富阳农民推广太平州老农种桑的经验：“彼间之种桑者，每人一日只栽十株，务要锄掘深阔，则桑根易行，三年之后即可采摘。盖桑根柔弱不能入坚，锄掘不阔而拳曲不舒，虽种之十年亦可摇拔，此种桑之法也。低山平垄，更当添种，则蚕丝之利博矣，此令所以劝农者一也。”《洺水集》卷19《壬申富阳劝农》。可见种桑的关键是土坑要挖得深阔，这样才有利于桑树长得繁茂坚实，从而带来丰厚的蚕丝收入。朱熹也有类似的栽种桑树方法，除了土坑挖得深阔之外，他还强调要多加施肥，并适当进行剪枝。如实在不宜种桑的地方就多种吉贝（即木棉）、麻、苎等，这样也可以解决衣着原料问题。他说：“蚕桑之务，亦是本业，而本州从来不宜桑柘，盖缘民间种不得法。今仰人户，常于冬月，多往外路买置桑栽，相地之宜，逐根相去一二丈间，深开窠窟，多用粪壤，试行栽种，得其稍长，即与削去细碎拳曲枝条，数年之后，必见其利。如未能然，更加多种吉贝、麻、苎，亦可供备衣着，免被寒冻。”《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00《漳州劝农文》。
（六）宣传、贯彻朝廷的惠农政策
一些地方官在劝农文中将朝廷的惠农政令周知百姓，以提高他们务农垦荒的积极性。如朱熹在《漳州劝农文》中出台了一些优惠条件，消除垦荒者的顾虑，鼓励农民积极开垦荒地：“本州管内荒田颇多，盖缘官司有俵寄之扰，象兽有踏食之患，是致人户不敢开垦。今来朝廷推行经界，向去产钱、官米各有归着，自无俵寄之扰。本州又已出榜劝谕人户陷杀象兽，约束官司不得追取牙齿蹄角，今更别立赏钱三十贯，如有人户杀得象者，前来请赏即时支给，庶几去除灾害，民乐耕耘。有欲陈请荒田之人，即仰前来陈状，切待勘会，给付永为己业，仍依条制，与免三年租税。”《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00《漳州劝农文》。
南宋时，由于北方大量的人口南迁，推动了南方二麦的种植。当时，朝廷十分重视二麦的种植，认为农民种麦既可以解决粮食问题，又可以出售获利。政府为提高农民种麦的兴趣，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规定佃户种麦，可不必向地主交租，收成归佃户所有；鼓励农民开垦荒地种麦，并酌量予以免除租税。对于朝廷的这些惠农政策，一些地方官也在劝农文予以宣传、贯彻。如方大琮在《将邑丙戌秋劝种麦》文中告知农民：“禾则主佃均之，而麦则农专其利。”方大琮：《铁庵集》卷30《将邑丙戌秋劝种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黄震在《咸淳七年中秋劝种麦文》中也明确宣称：“近世有田者不种，种田者无田，尔民终岁辛苦，田主坐享花利。惟是种麦，不用还租，种得一石是一石，种得十石是十石。”⑤《黄氏日抄》卷78《咸淳七年中秋劝种麦文》。总之，其意都在告知佃户种麦可以不用纳租，比种稻更有经济效益。朱熹在《劝谕趁时请地种麦榜》中则鼓励农民开垦空闲官地，可免5年科税：“其有无地可耕之人及有力多而地少者，仰自踏逐空闲官地，具出字号、四至、亩角，经县陈请布种，当与判状执照，免科权给一年；其有情愿永远请佃之人，亦仰分明声说，即与给据管业，特免五年税科。”《朱文公文集（别集）》卷9《劝谕趁时请地种麦榜》。黄震在《咸淳八年中秋劝种麦文》中则劝说田主应允许佃户种麦，并鼓励那些田主不容许种麦的佃户开垦荒地种麦：“或谓田主以种麦乃佃户之利，恐迟了种禾，非主家之利，所以不容尔种。不知主佃相依，当养根本。佃户夏间先收得麦，则秋间有本，不至欠租，亦是主家之利，况收麦在四月，种禾在五月初，不因麦迟了种禾。纵使田主不欲多种，抚州无限山坡高地，又因何不种？”⑤《黄氏日抄》卷78《咸淳八年中秋劝种麦文》。
宋代封建商品经济发达，从事工商业活动的收益普遍高于农业，加之不少地方人多地少，因此使不少农民放弃农业而从事工商业。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是社会经济进步的表现。但是，古代在科学技术的限制下，依靠耕作技术的进步来增加农业单位面积的产量是有极限的，故要增加粮食作物的总产量，一方面必须多投入劳力，精耕细作；另一方面必须多投入劳力，扩大耕作面积。如果有太多的劳动力离开农业生产而从事工商业，那将产生粮食供给不足的问题。因此，有宋一代，封建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除沿袭前朝皇帝例行亲耕籍田之外，在中央设立了劝农机构——劝农司，又在地方官的官衔上加上劝农职事，以务农重谷为指导思想。地方官秉承朝廷的旨意，以劝农文为主要形式，用诱导的方式劝谕农民多投入劳力，以增加农业生产的劳动量；提倡恤民节俭，禁杀耕牛，备置农具，以保护小农经济；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以提高农民的生产水平；宣传、贯彻朝廷的惠农政策，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总之，政府的劝农思想和政策收到了较明显的效果，耕地面积比汉唐扩大，全国垦田数达800万顷华山：《宋史论集》，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10~11页。；人口突破1亿大关，约为唐代人口的两倍；粮食亩产量比过去也有明显的提高，大致在三五石。总之，这些成就与宋代的劝农、重农政策都有密切的关系。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宋代的劝农也难免存在一些问题。如宋朝一些地方官履行劝农之职时“循习之久，但为空文”《止斋先生文集》卷44《桂阳军劝农文》。，其劝农文或为官样应景文章，无病呻吟，空洞说教，使得“父老听来似不闻”刘爚：《云庄集》卷1《长沙劝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或故作高深，强附风雅，“古语杂奇字，田夫莫能读”《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0《泉州劝农文》。，“行行蛇蚓字相续，野农不识何由读”陈起：《江湖小集》卷82《野农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使劝农成为一种形式，走走过场。更有甚者，一些官员借劝农之名，乘机宴游作乐，“辄用妓乐及宴会宾客”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卷49《劝农桑》，海王村古籍丛刊本。，“自携酒肴、妓女，宴赏竟夕”胡太初：《昼帘绪论·临民篇第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有的官员出郊劝农不但不能解决农民的问题，反而增加农民的负担，骚扰地方，纵容属下勒索百姓。正如时人廖行之所说：“凡次舍宿顿之所，苟有所须，一取诸民。且什物之备犹可为也，而米粟酒肴，餍饫吏卒，以为未足。又奉之缗钱，满欲乃已。不然，捶骂罗织，必加之罪。”廖行之：《省斋集》卷5《论迎送出郊科敛乡保排办钱物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