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作为生产力的关系性要素，特别是作为提升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和环节，必然引起人们的关注。在国内，对中国管理思想的研究可以说很多，也很杂。说多，是由于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管理思想，因而随着西方管理所呈现出的巨大生产力，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必然引起人们对中国管理思想的关注，但是由于各自的出发点不同，所采取的立场各异，因此对中国管理思想的切入点、内容的取舍以及方法的运用，就必然表现为多。至于杂，则是由于中国管理思想十分广阔，也非常庞杂，人们根据自己的境况各取所需，就使得目前对中国管理思想的研究良莠不分，既杂又乱，名为百家争鸣，实为鱼龙混杂。但是，就目前对中国管理思想的研究，从总体说越来越呈现出好的发展局面。这一方面是由于西方管理所遭遇到的困境，不得不寻找管理思想发展的出路；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使大多数人看到了西方管理所固有的种种弊端，那种把人当作管理对象谋取更多利润或把人作为使用的工具和手段的做法，越来越背离人的本质，不仅使被管理者陷入非人的境地，而且管理者也被当作完成某一特定目标的手段，从而找不到自己的家园，仿佛被世界抛弃。因此，人们开始了对中国管理思想的研究，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物质利益极大满足已不能代替人的全部生活，管理思想如果不从控制、利用中走出来，必然成为完成某种目标的附庸。
正是在这种大的背景下，才催生了对中国管理思想的研究。如刘云柏早在1990年就写过《中国儒家管理思想》，对中国主流思想——儒家的管理思想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书中通过儒家管理思想的起源、发展过程、基本内容和特征进行了研究，同时还与西方管理思想进行了比较，从而更加突出了中国管理思想的特殊性。作者还对儒家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进行了思考。应当说，作者这部书的研究是比较严谨的，也是有一定特色的。其不足之处就是显得过于凌乱，缺乏系统性、整体性，给人的感受不深刻。究其原因就是作者仍然是将中国管理思想作为一种工具，而没有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吴照云主编的《中国管理思想史》，对先秦以来中国管理思想进行了系统的阐发，是目前继苏东水所倡导的“人本管理”、“人德管理”、“人为管理”之后的最为系统的中国管理思想史，只不过该书只完成了第一部分。成君忆在《管理三国志》这本书中，将管理思想分为“园丁管理学”和“渔猎管理学”两种性质不同的管理，其代表的是两种文化，即“园丁文化”和“渔猎文化”，并宣称刘备就是“园丁管理”的代表，而曹操则是“渔猎管理”的代表。这种划分虽然过于简单，但对于启发人们对管理学的文化底蕴具有一定的意义。当然成君忆在书中所简述的某些观点不免有些附会，其论证也欠科学，究其原因，正如作者所提出的那样，在论证某一种文化的合理性时，已经有一种文化在起作用。正是由于立场不同，因此对管理学的认识也必然不同。然而人则不同，恰恰在于他具有记忆的能力，背负着过去的压力。关羽对刘备的忠心与其说是刘备的“园丁管理”的结果，不如说是关羽所背负的过去的压力，一种文化传统的结果。对中国管理思想的解读，无论是儒家、道家、墨家的入世也好，还是佛家的出世也罢，或者是兼有儒释道的理学，在目前的研究中普遍存在着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缺乏对中国管理思想发展规律的研究，往往将研究停留在管理方法上，而不能更好地挖掘其深层次的原因，而这正是中国管理思想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当人们一谈到中国管理思想时，都会说中国管理思想博大精深，但是一旦再进一步追问时得到的大都只是零零碎碎的回答而已。这也是目前众多中国管理思想研究的主要现状。造成这一主要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与研究者的路径不无关系。一是研究者要么从所谓的现实出发，将中国管理思想归结为某种“术”，这种研究的路径，最终必然流于形式；二是简单地将中国管理思想与西方管理思想进行对比，一遇到实际问题，就会出现两张皮的情况，即脱离了中西方文化的背景空谈中西方的管理思想；三是以偏概全，将中国管理思想中的某一方面任意夸大和附会，缺乏科学性和严肃性；四是兼收并蓄，将历史上所有的管理思想罗列起来，认为这就是中国管理思想，而实际上所谓的全也只是相对的，并且也不能够很好地将中国管理思想发扬光大，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较为全面的中国管理思想概览而已。
在对人性假设方面的研究中，中国学者道德人的直面认识只是从“性善”还是“性恶”上入手，甚至用孟子与荀子直接相对比，而不知道孟子与荀子是在不同的层次上讨论“性”的，二者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同一个“性”。还有人认为法家也是从“性恶”出发的，其研究从根本上说就没有找对路径，法家不是出于儒家，而是根源于道家，是从“齐万物”而来的，正因为“齐万物”，才会出现用法、术将万物归一，从而抹杀了万物的特性，凸显了管理层面的强制性、同一性，这也正是目前西方管理科学理论的困境之所在。总之，目前国内对于人性假设的研究，特别是对于道德人的人性假设的研究，只是停留在个别论述的层面上，还没有达到系统地加以挖掘和深入地研究的水平。
国外对中国管理思想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面：一方面是东方国家对中国管理思想的研究；另一方面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管理思想的研究。现代管理理论虽然运用了现代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运筹学等，相继出现了社会系统学派、管理过程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管理学派、数量科学管理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经验主义学派、经理角色学派、计算机管理学派等，虽然充分考虑了环境的影响，并把环境看作是一个系统的、变化着的复杂体系，但从根本上没有触及人的本质问题，依然停留在人以外的“对象性”上。像数量科学管理学派和计算机管理学派，在对人的管理方面不但没有克服过去管理科学中的机械性，反而更加工具化了。中国传统思想对现代管理科学的发展可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是现代管理科学创新的重要思想来源。如上所述，道德人假设确立可能是管理科学创新的一个关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