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三国时代之成因
东汉外戚宦官之祸乱，由来已久，及至桓、灵二帝而尤甚。故致政治紊乱，民不聊生，盗贼四起，史不胜书。及至黄巾一起，天下响应，朝廷虽然能旋即平定大乱，但由于政治已极败坏，社会已尽凋残，东汉之崩溃，已入于不可挽救之境地。故自董卓而后，朝野上下，惟权力是尚，上焉者挟天子以令诸侯，次焉者割境自雄。当时有识之士如信都令阎忠劝皇甫嵩有“推亡汉于已坠”之言，政略家鲁肃导孙权有“汉室不可复兴”之语；曾为西园八校尉之一淳于瑷，乃汉青年将校之选，亦作“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之叹。刘表已为宗室，名列时贤八骏，竟有“郊天”，“合乐而庭作之”之僭，刘璋据益州亦有“险图共计”之谋。于是，初则州郡割据，继则强凌弱，众暴寡，互相兼并，最后仅存曹操、孙权、刘备三雄，因此三国之时代出焉。
第二节 三国时代概貌
所谓“三国”者，即魏、蜀、吴三分东汉州郡，各自称王称帝之一段时间而言。其时间，起自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止于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共为90年。此90年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各约为30年。第一个“30年代”为三国时代之酝酿，缔造及完成期；第二个“30年代”为三国称王、称帝及鼎峙期；第三个“30年代”则为三国衰败，灭亡及结束期。历史由东汉演变为三国鼎峙，再由三国鼎峙而演变为一统之晋，其间政权递嬗，形势演变，皆视群雄之实力消长而定。而实力消长，则决定于战争；战争之胜败，又取决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准备与运用之人谋；谋之臧者胜，谋臧而尤及于远者大者，则握全胜之权，而收其功。
三国人才极盛，谋既臧又能及于远大者曹操、诸葛亮，皆其尤者也。
东汉自灵帝中平6年（公元189年）董卓造乱以来，各州郡以与兵讨逆为由，截留朝廷租税赋贡，以给军用。及董卓挟献帝迁都长安，闭关自守，遂形成群雄割据之局。当时东方以袁绍为首之群雄，乃有议立大司马兼幽州牧刘虞为帝，藉为党同伐异之政治号召；及帝虞不成，遂迳行割据自封，州郡从此各自为政。其中野心最大得机最先者惟袁绍，继起而直追之者为曹操。
袁绍藉其先人四世三公之余荫，起兵以来，袁氏之门生故吏蜂起云涌，故得机先割据物产丰饶之冀州……从而扩充军队，收揽豪强，留心治化，肃清盗匪，以攻取并州、青州、幽州。东汉13州天下，绍有其四。其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悉凌驾其他诸雄而上之。政略战略与曹操相埒，惟于其个人之战略修养上，不及曹操。故于汉献帝建安5年（公元100年）10月，竟为兵微将寡之曹操击破之于官渡。孙策乘此时机开辟江东。
此为三国时代第一个“30年代”中，最初“10年”三国时代之“酝酿时期”。
曹操雄才大略，用兵作战，仿佛孙、吴。于得失兖州诸战役中，备尝创业艰苦。因而深知忍小谋大，坚苦自励……屯田以求足食，精练以求足兵，挟天子以要民信，故得北破袁绍，东定徐扬，西略三辅，南下荆州。于建安13年（公元208年）9年，曹操已取得江陵（即今湖北省江陵县）战略要地时，本有复天下于一统之势，但由于骄满遂使功败垂成；并失益州之内附，遂使孙权王吴之基业益固，刘备亦得以创其荆蜀之基业，于是鼎足相峙之雏形成。是为三国时代第一个“30年”代中，第二个“10年”之三国时代“缔造时期”……事详于本卷赤壁之战章。
刘备乃幽州涿郡涿县一织席贩履之平民，遭黄巾之乱，纠众起兵，旋乘世乱，转战于幽、青两州，皆依人作嫁而已。及因时势而得徐州，但由于缺乏谋士辅佐，旋得旋失终无所归，而走依荆州刘表。赤壁战后，曹操势力北退，刘备因诸葛亮辅佐，依其隆中之策，得跨有荆、益二州。旋关羽败死荆州，三方势力各有消长。是自建安16年（公元21年）正月，曹操以其子曹丕为五会中郎将领副丞相之时起，至建安25年（公元2205年）正月，曹操死于洛阳时止……其间“10年”，为三国时代“完成时期”，此为三国时代第一个“30年代”也。此30年代由群雄割据，而互相攻并，结果并成魏、蜀、吴三大势力之鼎峙，以及辽东、西凉、交趾三隅之分离。
汉献帝建安25年（公元2205年）10月，新继曹操为魏王兼汉丞相领冀州牧之曹丕，代献帝自立为魏皇帝……翊年夏，汉中王刘备，亦称帝自立于蜀。孙权则以袭取荆州之故，恐惧孤立于魏、蜀两大敌之间，乃遣使降附于曹魏以拒蜀，魏封之为吴王。此为真正三国时代之始，亦即第二“30年代”，第一个“10年”两帝一王之时期。
此期间吴、蜀因争荆州，而有猇亭之战。魏此时欲乘其两敝，举兵袭吴，旋诸葛亮尊蜀国之政，乃乘吴、魏交恶之际，恢复其连吴拒魏之国策，诸葛亮因是项决策之成功，遂对魏展开大举攻伐之图。
东吴孙权，仗父兄开创之基业，初虽以建桓文之业，为政治号召，旋因时变境迁，大可独立自为，但终于缺乏步骑大军，不能在北方战场与中国相周旋，终其极，不过据长江而有之，自建帝号以自固而已。盖江东虽富，兵虽强，将虽勇，一因内有山越为其心腹大患；一因富有远略之将相，皆中年早丧，故仅能偏据江南。惟于开发江南对历史上实具有极大之贡献。
盖自秦以来，中国疆域虽远及安南，尤其越族盘据江南苏浙皖赣诸山区者，抗不归服，时相侵扰，孙权剿抚兼施，逐渐平服之。时值魏朝中大臣离心，不暇远略，是为三国时代之“盈满时期”。直至魏嘉平元年蜀后主延熙12年，吴赤乌12年（公元249年）正月，魏太传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自为魏丞相，魏护军夏侯霸奔降于蜀时止，是三国时代第二个“30年代”终末，三国虽仍相峙，但已成残局。
姜维自恃才干，欲继谱葛武侯遣志，于魏嘉平2年（公元250年），约吴举兵伐魏。时值魏之国祚已将移于司马氏之手，吴太传诸葛恪兴师北伐。姜维亦数次出兵伐魏，却因奸佞当朝，动遭谤毁而无功。吴国亦因将相失和，进而互相杀害，是三国时代已各进入第三“30年代”之衰败时期。故自嘉平2年起，至魏甘露5年、蜀景曜3年、吴永安3年（公元260年）5月，魏大将军录尚书事司马昭弑其主曹髦时止，此“30年代”中之第一个“10年”，魏国已名存实亡。
司马懿素有“惊视”“狼顾”之习，为曹操所疑忌。故终操之世不能得其才，及至曹丕知其能而依重之，始得制兵。曹叡为帝，欲专有南阳兵以擒孟达，守关中以拒诸葛，出兵辽东平公孙渊，出奇应变，所向建功，因而取得魏国致柄，遂如曹操图汉之蓝图以图魏。且其父子皆能用贤民，废除魏国严刑峻法诸政，以收揽人心，故其于灭蜀之后，即代魏为晋，与情无，内外平靖。此时则三国仅余一吴。但此仅存之吴，犹在行虐暴民中，是谓三国“灭亡时期”。
羊祜自晋泰始5年（公元269年），奉晋命督荆州诸军事，先以绥怀布信以征吴人之心，然后用王濬等分在各地准备灭吴之实力。吴都督诸军事之陆抗，深怀戒怖，乃向吴主陈时宜十七条，欲以政治斗争御之，吴主拒而不纳。及抗死，羊祐之六州会兵秣陵计划成，杜预继之，吴遂灭亡，三国统一于晋，是为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之事。故自晋泰始5年至吴国灭亡，其间“10年”，为第三个“30年代”之最后“10年”，是为三国时代“尾声时期”。
魏、蜀、吴三国，各以战争而兴，又各以内政而衰，最后以战争而亡。此为三国时代全般形势之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