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会经历许许多多的人和事。在这些人和事当中，有的就像过眼云烟，一过了之；而有的却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因为这些人和事对一个人的成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青年马克思也是这样，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接触了很多的人和事，有的人和事对马克思的成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就像马克思人生道路上的一个一个的转折点，使他逐渐成长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马克思青少年成长时期，对他有重要影响的人，首先就是他的父辈、亲友和师长。
马克思的父亲是一位深受人道主义影响的律师。父亲在年轻时就脱离了犹太教，改信基督教，并且让孩子们接受洗礼，这在当时，当然被认为是一种具有社会解放意义的举动，孩子们都知道这些事，因为父亲的观点一向是高出于世俗的偏见之上，这就不可能不影响到马克思个性的形成。
父亲对哲学和文学始终不渝的献身精神，对马克思有很大的影响。马克思的父亲详细而又精心地研究了法国进步思想家伏尔泰和让·雅克·卢梭的著作；精通洛克、莱布尼茨、斯宾诺莎和康德的论著；尤其喜爱莱辛、拉辛和席勒的作品；他把家中图书室珍藏的大批图书提供给成长起来的孩子阅读，很喜欢与卡尔讨论学习心得。
在一些进步思想家的影响下，马克思的父亲的头脑中充满了启蒙运动的思想，同宗教的保守主义格格不入。他和当时大多数的自由主义者一样，他的宗教自由主义也是和政治自由主义结合在一起的。随着资产阶级的逐步兴起，这种政治自由主义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反对普鲁士专制主义的进步倾向。在马克思的家乡特利尔城，有一个“文学俱乐部”设在一座巨大的建筑物里，那里有一个收藏各种图书的图书馆，也有一个放置德国和法国各种报刊的阅览室，还有一个可以举行音乐会、演戏和跳舞的大厅，这个学术团体最后发展成特利尔市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活动中心。马克思的父亲是这个活动中心最活跃的人物之一，他经常在会上发表演说，阐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主张，有时他还和在这里参加集会的人们一起唱革命歌曲，欢欣鼓舞地向着高高飘扬着作为革命象征的法国三色旗表示敬意。
父亲的理想主义、新教信仰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对青少年时期马克思的精神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邻居冯·威斯特华伦男爵是青年马克思的教导者之一。作为当地政府的枢密顾问官，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男爵的一个重要工作职责，就是巡视监狱，过问法律方面的各种事务，这样，就使他和当地的首席律师卡尔·马克思的父亲发生了密切的工作联系。相互敬佩使这两位有教养的开明人士日益接近，而共同的自由派观点又进一步巩固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并且使两个家庭也开始了友好的交往。特别是在孩子们之间，男爵的女儿燕妮是马克思的姐姐索菲亚的朋友，儿子埃德加尔同马克思也很要好。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很喜爱天资聪颖的马克思；而马克思也很尊敬这位思想开朗的男爵，简直把他看成是自己的第二个父亲，结果在后来他果然成了马克思的岳父。
威斯特华伦老人是个学识渊博、很有教养的人。他的英语很好，能自如地阅读英国伟大作家莎士比亚的作品。他还很喜欢古希腊和古罗马作家的作品，能够背诵荷马的史诗。马克思后来对浪漫主义文学的爱好，便是受他影响的结果。不过，男爵对马克思的影响，更主要的还是在社会政治生活方面。这位思想开明的老人很关心社会政治问题，他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对圣西门的学说非常入迷，常常和马克思在一起谈论圣西门主义，评论圣西门的为人和事业。一天，在威斯特华伦家的葡萄园里，老人对卡尔·马克思讲：“我特别建议你研究一下圣西门的思想，这倒并不是因为我自己信仰他。他的思想对法国进步人士影响很大，这一点我们德国人尤其感兴趣。”
圣西门是19世纪初法国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他出生在巴黎一个贵族家庭里，年轻时就参加了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人民革命运动，要求废除贵族和僧侣的一切特权。圣西门曾发表声明放弃伯爵和贵族的称号，改名为“公民包诺姆”（即平民百姓），后来长期过着穷困的生活。虽然圣西门想以“实业制度”来改造资本主义的计划是空想的，但他希望迅速改善穷苦阶级的命运并为这个目标而奋斗终生的顽强意志，却很值得后人敬仰。
威斯特华伦老人对圣西门的学说很感兴趣，因此在谈话中常常要马克思注意圣西门的人格和事业。圣西门的高贵品格和忘我精神给年轻的马克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关于这方面的事情，马克思在后来常常提起。可见，威斯特华伦男爵对青年马克思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马克思对他怀有深深的敬意。马克思在几年以后，把他所写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博士论文奉献给了这位可敬的老人。马克思在《博士论文》的献词中，高度赞扬了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男爵的纯正理想主义和他对真理和进步的一往情深。马克思称颂这位“敬爱的父亲般的朋友”是“一位充满青春活力的老人”。
青年时代的马克思，除了从父亲和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那里接受了社会理想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影响之外，还从几位可敬的老师的行动中得到了启示，受到了积极的影响。
从1830年到1835年，马克思在特利尔中学念了6年书。在这所学校里，盛行着一种自由主义的启蒙精神。这里有很多进步教师，诸如教物理学和数学的施泰宁格尔、教外语的施涅曼等。特别是校长维登巴赫，对马克思的影响最大。校长维登巴赫是个思想进步的自由派人士，德国和法国的启蒙思想对他有强烈影响，他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崇尚科学和理性，他尽量想使他所领导的学校建立在理想主义原则基础上，努力引导学生培养高尚品德、追求自由进步。他本人除了做领导工作以外，还给学生讲授历史和哲学，这两门课程，都引起了马克思的浓厚兴趣。在社会活动中，维登巴赫校长和马克思的父亲一样，也是特利尔进步文化团体“文学俱乐部”的成员之一，因而被反动政府视为一个政治嫌疑分子，经常受到警察当局的监视，学校因此也受到过检查。1834年1月12日，这位开明的校长带头参加了“文学俱乐部”举行的欢迎莱茵省议会中的自由派议员的盛大会议，不久为庆祝该俱乐部成立纪念日而举行了一次游行。在游行中人们高唱《马赛曲》和《巴黎人》等革命歌曲，这是自由派人士的一次示威。反动当局惶恐不安，立即采取镇压措施，俱乐部受到警方严密监视，一些人因参加游行而被审讯，有的人被逮捕。马克思的希伯来语老师施涅曼因参加游行和唱革命歌曲受到严厉训斥，马克思的数学和物理老师施泰宁格尔因信仰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受到指责，维登巴赫也因从学校里查出在大会上的演讲记录和反政府的讽刺诗歌而被反动当局看成可疑人物。在文学俱乐部事件后，反动当局本打算将校长撤职，但又慑于他的崇高威望，只好任命反动的拉丁语和希腊语教师勒尔斯为副校长，以监视校内政治活动，加强对师生的思想控制。
马克思从这些耳闻目睹的事件中看到了普鲁士制度的黑暗。虽然他没有直接参加这次“文学俱乐部”的事件，但从对老师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他的爱憎。他深切同情进步师长，尤其尊敬维登巴赫，甚至在毕业后还打算写一首诗向这位老人表示敬意。1835年在毕业离校前夕，马克思向师长们一一辞行表示对他们多年教诲的感谢，但他唯独不去反动教员勒尔斯家，表示对他的厌恶。
正是在父亲、亲友和师长的进步思想影响下，马克思早在中学时代就有了自由民主主义的思想，从那时起就把争取人类的幸福作为自己生活的使命，并且准备把自己美好的一生献给为人类的幸福而奋斗的事业。
那时候，马克思还只有17岁，对于一个刚刚中学毕业的青年来说，这种崇高的理想虽然还是很朦胧的，但正是这种伟大的抱负推动着他继续不断地循着既定的目标一步一步地前进。
中学毕业后，年仅18岁的马克思迈进了柏林大学的校门，这里聚集着一些全国著名的学者。在这些著名学者中，对马克思影响最大的是柏林大学的杰出教授爱德华·甘斯。
甘斯教授是马克思最崇敬的老师，也是一位不拘一格，卓有创见的社会科学家。甘斯原来也是黑格尔的学生，但他却具有自由主义的思想。甘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运用到当时的自由民义主义运动中去，认为绝对观念并没有在普鲁士国家制度上找到自己最后的完美形式，它还在不断地发展，力求充分地实现自己的本质。就这样，甘斯初步地克服了黑格尔学说的固有矛盾。甘斯运用辩证法的观点，从政治上批判了萨维尼和历史法学派的立场，力图扫除社会发展中的这个思想障碍，把1830年革命在法国取得的胜利成果传播到德意志来。甘斯教授接近了当时在德国出现的两个政治反对派——主要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反对派和基本是属于人民大众的民主主义反对派。他预见到争取自由主义的斗争必将让位于争取民主主义的斗争。为了宣传自己所信奉的思想，甘斯简直是把自己的课堂变成了一座讲坛，大胆地评述当代的一切重要的学术问题和政治事件，传播着为反动书报检查制度所禁锢的进步思想，因此得到了学生和听众的热烈欢迎。这位开明的教授，不仅在学术上，而且在政治和社会见解方面，都对学生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然，在这些学生中，受益最大的还是马克思。
马克思非常认真听甘斯讲授的《刑法》，在课程结束时，甘斯教授对马克思对他所讲授的课程的学习态度的评语是“极其勤勉”。毫无疑问，马克思在甘斯教授的课堂上受到了十分深刻、而又更加全面的教育，学到的东西也是更多一些，不仅在学术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收获。从政治方面来说，虽然马克思在中学时代已经初步领会了自由民主主义，而甘斯教授在这时又加深和强化了他的这一思想；从学术方面来说，甘斯教授在使马克思的学习兴趣转向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起到了引路的作用，从而使马克思的思想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具有决定性的变化。
起初，马克思曾反对过黑格尔哲学，因为他那时既深受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康德和弗希特的理论影响，也深为法国启蒙主义者卢梭和伏尔泰的思想所感染。因此，马克思在来柏林大学读书和甘斯教授接触之前，他的思想方法是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习惯于用这种方法来思考法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的问题，结果，对于这些问题，总是理不出头绪来。而来到柏林大学以后，在那些热心的老师，主要是甘斯教授的指导下，马克思才开始学习和研究黑格尔哲学，并且逐渐地倾向于黑格尔哲学的客观唯心主义，特别是辩证法，这使他的视野大为开阔。马克思把自己转向黑格尔看做是他一生中的转折点，因为他以后逐渐走向科学共产主义正是以接受黑格尔的辩证法为起点的。在甘斯教授的启发和引导下，马克思在自学的道路上，开始全面、系统地钻研黑格尔的哲学理论。
马克思在钻研哲学理论的过程中，并没有把自己束缚在书本里，而是以某种形式参加了自己所处时代的斗争实践。马克思积极投身于青年黑格尔派发起的哲学—政治运动。尽管马克思在这时思想上还没有走出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范围，但却超出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水平。在青年黑格尔派从对宗教的批判转向对政治的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逐渐认识到不能为自由主义即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斗争，而要为革命民主主义即为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斗争。在马克思看来，重要的与其说是批判现存制度，倒不如说是在革命实践中改变现存制度。这样，马克思就再也不满足于青年黑格尔派所搞的那套抽象的理论批判，迫切要求把批判哲学同实践活动结合起来。
就在马克思的思想超出了青年黑格尔的思想水平的时候，德国哲学界发生了一件大事：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所著的《论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出版了，马克思被这本书深深地吸引着。在这部著作中，费尔巴哈把唯物主义原则应用于基督教的研究，从人本学的角度揭示了宗教的起源和本质，大胆地把宗教解释为人的产物，并且指出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按照自己的愿望创造了上帝。这样一来，费尔巴哈就从根本上摧毁了唯心主义哲学的理论支柱，使得那个已是摇摇欲坠的黑格尔体系走向彻底的崩溃。费尔巴哈有力地推动了青年黑格尔的进步，特别是对马克思给予了很大的影响。后来，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回忆说：“这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了。它一下子就消除了这个矛盾，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自然界是不依赖于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即自然界的产物本身赖以生长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所固有的本质的虚幻反映。魔法被解除了，‘体系’被炸开了，而且被抛在一旁，矛盾既然仅仅是存在于想象之中，也就解决了。——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了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得出来。”
费尔巴哈的研究成果，推动着马克思冲出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禁锢，引导着他在世界观方面开始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
马克思世界观转变的开始，表现为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在这篇论文中，马克思通过对普卢塔克的宗教观的批判，使自己的思想离开了布鲁诺·鲍威尔的那种把神理解为人的自我异化的表现的观点，从而转向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观点。他在博士论文的附录中还对哲学和世界的关系作了深刻的分析，认为世界的合理发展不能由精神的力量任意来决定，而只有通过精神深入具体现实的过程才能实现，这就使他和青年黑格尔派发生了分歧。另外，马克思在这里又通过对神的攻击，参加了当时反封建专制势力的斗争，并且大胆地借用大卫·休谟的一句话说：“令人想起一个被控犯了背叛自己臣民的叛国罪的国王。”这样马克思就把自己比做了“臣民”们——人民大众的代言人，直接把矛头指向了那个犯有“叛国罪”的“国王”。为了推翻封建专制制度，马克思愿做普罗米修斯，像他那样到天宫中去盗取火种，以照亮整个人间。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在政治立场上，开始倾向于共产主义了。尽管这种倾向还没能越出理想主义的范围，仍然具有空想的性质，但毕竟使自己在政治思想的发展中获得了一个新起点。
马克思在主编《莱茵报》的过程中，进一步受到了锻炼。当时，马克思居住在科隆这个德国莱茵省的经济生活中心，有机会用冷静的、实际的态度来观察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结合着对政治和各种社会关系进行科学研究。这样一来，就使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是不能仅仅通过批判从哲学上来加以解决的。在这段时间中，马克思通过对社会经济问题的探讨，参加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以及对摩塞尔地区农民处境的考察，使他明确地认识到，用纯粹法律的手段同样也不可能完全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而只有通过社会关系的彻底改造才能达到这一目的。普鲁士政府对《莱茵报》的粗暴迫害，使马克思开始觉察到，他先前一直认为是理性的体现和历史发展动力的国家，不仅完全没有那种理性的性质，而且也没能起到如黑格尔所说的那种历史作用，这便促使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基础上，重新审查了自己对国家以及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理解。
特别是当《莱茵报》被查封后，马克思知道自己在德国无法再干什么事情了。他在给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的信中谈到，德国的空气把人变成奴隶，他感到窒息；在德国根本看不到一点可以自由活动的余地。他决定同卢格到巴黎去办一个革命刊物，取名《德法年鉴》，他想通过这个刊物把德国和法国的革命联合起来，向旧世界宣战。
1843年10月底，马克思和燕妮来到了巴黎，旅居巴黎是马克思多年的愿望，它在青年马克思的成长中，以至在整个马克思的一生中，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
巴黎是法国的心脏，从1789年以来，一直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发源地，它成了欧洲各国革命者向往的地方，许多革命家都汇集在这里，马克思称它为“新世界的新首府”。但这里也是资产主义社会各种矛盾最集中的地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法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已成为法国社会运动的主要内容。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尖锐化而出现的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得到广泛的传播。巴黎沸腾的社会政治生活使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在这里完成了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马克思在巴黎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考察。他发现，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法国比起封建专制统治的德国显然要先进整整一个时代，但这里也充满了尖锐的社会矛盾。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着敲骨吸髓的压榨，而无产阶级处在贫困、落后和无权的地位，这两个阶级处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当年资产阶级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已变成了资产阶级残酷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自由的工具。马克思从这两个阶级的对立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罪恶，万恶之源是资本主义私有制。
马克思在这里也看到了无产阶级的力量。法国的无产阶级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他们为了挣脱身上的镣铐，不断起来反抗、斗争。1831年和1834年的里昂工人起义，虽然被镇压了，但他们没有停止斗争。当马克思来到巴黎时，法国的工人运动很活跃，许多秘密的工人组织积极活动，工人常常举行集会，就当前的社会政治问题进行辩论。
马克思立即被这里沸腾的政治生活吸引住了。他一面考察了解工人运动的状况，一面投身于工人运动中去。他不顾反动警察的跟踪盯梢，一次又一次地到工人住宅区进行社会调查，和工人们亲切交谈，经常参加工人集会，同许多国家的工人组织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在德国流亡者中有一个秘密团体——正义者同盟，他是德国工人第一个政治性组织，马克思虽然没有加入进去，但同他们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与工人群众的交往使马克思进一步认识了无产阶级，尽管他们衣不遮体，满身污垢，但是马克思深深地爱上了他们。他说“这些受尽劳动折磨的人纯洁无瑕，心地高尚”；“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在他们那里不是空话，而是真情，并且他们那由于劳动而变得结实的形象向我们放射出人类崇高精神之光”。马克思从无产阶级身上找到了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伟大力量，看到了人类的希望，认为无产阶级是“人类解放的实践因素”。
与此同时，马克思还积极参加聚集在巴黎的政治反对派的活动，同卢格、贝尔奈斯、李宾特罗普、勒鲁、勃朗、皮亚、舍尔赫尔、波特金、巴枯宁、托尔斯泰等人一起出席民主派的宴会。他总是抓紧机会和那些进步的知识分子结识，认真研究他们的著作。马克思还系统地研究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阅读了路易·勃朗的《十年历史》、路韦的《回忆录》、罗兰夫人的《告后辈书》、蒙格亚尔的《法国史》、德穆兰的《论法国和布拉邦的革命》，查看了有关的议会报告以及其他出版物，研究了巴贝夫的活动史，等等。
马克思从1843年11月至1844年3月，在巴黎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活动，既有历史方面的，也有现实方面的；既有哲学方面的，也有经济方面的。这些研究非常重要，帮助马克思彻底克服了唯心主义残余，进一步形成了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经过4个多月的科学研究，使自己的思想产生了新的飞跃：对于法国民主革命的历史经验的深入研究，使马克思增强了自己对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的理解，增强了他对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即经济、政治、思想各个方面引起变革的根本原因的认识，使他更加牢固地奠定了自己的思想理论基础；对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广泛研究和深入探讨，帮助马克思弄清楚了经济发展在阶级形成和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初步地认识了阶级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巩固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特别是这个时期对法国的唯物主义著作的研究，又使他在全面克服了唯心主义之后，得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人的社会本质和阶级关系，这对于他完成世界观的转变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正是在一系列科学研究活动中，特别是在马克思直接接触工人群众及其代表人物的过程中所得到的收获，以及来到巴黎后在他面前所展示的新世界，都成了促进他思想发展的强有力的动因，推动着他去完成世界观转变的任务。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两篇文章——《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就是他最后完成世界观转变的重要标志。
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提出了人类解放的思想。他把政治解放同人类解放区别开来，他认为政治解放，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只是使人摆脱封建制度的桎梏，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但这种解放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因为它没有消灭私有制；而人类解放则要把人们从现代社会的弊病中解放出来，消灭实际上的不平等，消灭各种压迫和剥削……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了由谁来实现人类解放的问题，什么人才有力量来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马克思写道，只有一个阶级，由于“它的直接地位、物质需要、自己的锁链强迫它”而拥有这种力量。他认为，能够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应当是一个如果不解放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马克思认为，革命的理论、进步的哲学，在未来的革命斗争中将会起巨大的作用。他写道：“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主张，进步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德国的反动专制制度。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才是革命理论的体现者，才能真正运用革命的学说。他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
总之，马克思当时已把无产阶级看做是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已把实现人类解放的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身上。
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