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是锋芒毕露，爱憎分明，无所掩饰的人。她疾恶如仇，词锋犀利，常有逼人之势。这在当时往往招致一些非议，即使是一些革命家和她的挚友似乎也不能完全理解。例如，章太炎说：“瑾素自豪，语言无简择，尝称其乡人某为已死士，闻者衔之次骨”，因而为她不能“内实精神，外亦妥仪”而惋惜（《秋瑾集序》）。吴芝瑛说：“女士性慷爽，遇有不达时务者，往往面斥，不稍假借，以此人多衔之。”（《秋女士传》）徐自华、陈去病等人还认为秋瑾的锋芒毕露是她致死的原因。其实，这是不正确的。
秋瑾自述：“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满江红》）。她的一生言行似乎都是在向传统的习惯势力挑战。她身为女性，却喜欢男装，佩刀，骑马，豪饮，赋诗。兴之所至，抽刀在手，“盘旋起舞，光耀一室，有王郎酒酣，拔剑所地之气概”。身为女性，却广为交游。对于志在反清的革命同志推心置腹；对于轻薄浮浪，以吃喝玩乐为能事的纨裤子弟则义形于色，甚至当面呵斥；对于思想顽固腐朽的人则深恶痛绝，口诛笔伐。留日时期，有个浙江籍的留学生胡道南，顽固反对排满革命与男女平权，秋瑾与之论辩，当面指斥为“死人”。1906年夏，秋瑾与徐自华等三人在上海张园品茶小憩，见一留日学生挟妓恣谈笑谑。她当即视为留学界的腐败，要当面规劝。虽经徐自华劝阻，她仍然出面以日语干预，以至雏妓怒目相对。凡遇此等事，别人可以视而不见，置之不理。而在她则正如她自言：“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她身为女流，却要羡慕朱家、郭解的为人，而且自号“鉴湖女侠”，行侠作义。留居北京时期，她竟然可以把变卖手饰，多方筹措的留学费用，援助素不相识的、身陷狱中的维新派人士王照而不留姓名。在日本，她又慷慨救助一个被丈夫遗弃的湖南女子蔡行素，一直到把此人送回国内就学就业，而她自己却要靠变卖首饰才能交纳学费。在浔溪女学，她又资助一个衣食无着的女学生吴明，她离校去沪，也一直把吴明带到上海就学。她就是如此的锋芒毕露、爱憎鲜明地打破了传统的妇女道德规范，岂不惊世骇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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