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本能首先是使用器官化的天然工具的机能，那么，它就必定和这种工具及其作用对象两者的先天知识相关（无论这种先天知识是潜在的还是无意识的，它都是真实的）。所以说，本能就是关于物体的先天知识。但智力却是制造无机（也就是人工的）工具的机能。假若大自然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不给生物赋予那些可能为其服务的工具，那么，生物就必然会按照环境来改变自身的结构。因此，智力的基本功能就是，无论在哪种环境中，都
找出逃离困境的方法，针对遇到的问题，找出最合适最好的答案。
从根本上说，智力作用于既定环境与运用环境的手段之间的关系。
因此，智力中的天然成分就是建立关系的倾向，而这个倾向包含着某些非常普遍的关系的天然知识。它是这样一种东西，每个具体智力的活动都会把它再切割成一些更具体的关系。所以，只要活动指向制造，知识就必然作用于关系。然而和本能的物质知识相比，智力的这种形式知识具有相当的优越性。正因为形式空虚，所以随意填充进任何数量的东西，甚至可以填充进无用的东西。
因此，形式知识就不仅仅限定在实用的东西上，尽管这种知识是因为实际用途才出现在世界上的。有智力的生物自身就具有超越其天性的手段。
然而，它对自身的超越，还达不到它的期望，也达不到它以为自己能做到的程度。智力的纯形式特征，使它丧失了稳定力量，而这种力量使它能够在对象身上稳定下来，这个对象能够引起最强烈的思辨兴趣。而与此不同的是，本能虽然具有必要的物质性，却不能到远处寻求其对象。本能无法思辨。这样，我们就得出了与目前的考察最相关的一个观点。我们将要阐明本能和智力之间的区别，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分析所要得出的结果。我们的结论是：
有这样一些东西，智力可以独自去寻找，但它永远都找不到；而本能可以独自发现这些东西，但它却从不去寻找。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有关智力机制的一些前提性细节。我们说过智力的功能是建立关系，那么，就让我们更为精确
地确定这些关系的性质。关于这一点，只要我们还把智力看做一种旨在纯粹思辨的机能，我们理解的这种区别就必然是模糊的，或者是过于武断的。为此，我们把范围缩小，只考虑某种绝对的、不可化约的和难以理解的事物的一些普遍框架。这种理解力及其形式，必定全是天然形成的，就像我们每个人生来就有脸一样。当然，这种形式可能是确定的，但仅此而已，无法追问它为什么原本就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于是，可以这样说，智力的功能本质上就是统一，智力的全部运作其共同目的，就是为多种多样的现象诸如此类的东西引进某种统一性。不过，首先，“统一”
的含义有些模糊，它还不如“关系”，甚至是“思想”的含义那么清晰，也不包含更多的意义。其次，还可以这样提问：智力的功能会不会是分割大于结合。最后，如果智力由于希望结合，就进行结合，并且如果智力只是因为需要结合才去寻找结合，那么，我们的全部知识就变成了与思维的某种要求相关的东西，而与知识本身截然不同了——为不同的智力而形成的知识也必然不同。
智力不再依赖任何事物，但所有事物却都变得依赖智力，就这样，我们过分抬高了理解力，其结果自然是过分贬低了理解力给予我们的知识。一旦智力被视为绝对，知识就变成了相对。恰恰相反，我们认为，人类的智力关系到对行动的需求。从这里，我们可以推论出假想的行动和智力的真正形式。因而这种形式既不能化约，又难以解释。况且，正因为它不独立，所以不能说知识要依赖它：
知识不再是智力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变成了现实的重
要组成部分。
哲学家们会回答说，行动是在一个有序世界里产生的，这种秩序本身就是思维，我们用行动（行动已经事先假设了智力）来解释智力就是在证明这个问题。我们在本章提出的观点如果是最终的观点，那么，他们的回答就是正确无误的。这样一来，我们就像斯宾塞那样，被错觉愚弄。斯宾塞认为，智力足以解释物质的普遍特征给我们造成的印象，好像物质的固有秩序并非就是智力本身似的。然而，至于这个问题的范围，以及哲学通过哪种方法才能追溯智力和物质的真正起源，我们将在下一章加以论述。
我们此刻关注的问题属于心理学的范畴。我们正在追问，我们的智力尤其适应的那个物质世界所占的比例有多大。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无须选择什么哲学体系，用常识就可以做到。
因此，我们不妨从行动入手，设定智力的首要目标就是制造。
这种制造完全是用无机材料进行的，在这个意义上，即便使用有机材料，它也像处理无机材料那样去处理有机材料，完全不考虑它们身上的活力。在无机材料当中，制造也仅仅涉及固体材料，其余的材料由于其流动性而不在制造的范围之内。因此，如果智力的倾向是制造，我们或许就能发现：现实中所有流动的东西都不在制造的范围之内，生物中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也全都不在制造的范围之内。我们的智力一旦逃出了自然的掌心，就把无机固体物作为其最主要的作用对象。
当我们回顾智力的功能时，我们就看到智力从不会安享闲暇，
从不会彻底放松，除非它正在摆弄无机材料，更具体地说是正在摆弄固体材料。物质世界最普遍的特征是什么呢？是扩展性，它为我们展现对象之外的对象；同时，在这些对象内部，还有局部之外的局部。无疑，从我们下一步的操作看，把每个对象都看做可以被任意分割成碎片，而每个碎片还可以再次被任意分割，如此继续，无穷无尽，这对我们来说是有意义的。然而，为我们目前的操作起见，首先必须将眼下的真正对象，或是将我们已经从其中分解出来的真正要素，暂且当做最终的对象，并且将它们视为众多的单位。在谈到物质扩展的持续性时，我们指的是这种可能性：以我们喜欢的任何一种方式，把材料分解成尽可能多的部分。不过，这种连续性，正如我们看到的，并非其他，恰恰就是我们的能力，而物质允许我们运用这种能力去选择其中必然会被发现的非连续模式。实际情况总是这样，只要我们选择那种非连续模式，我们就会把它看成实际存在的模式。而它之所以引起我们的注意，正是因为它规范着我们的行动。所以说，非连续性仅仅为自身考虑，它只能思考自身；而我们则依靠思维的积极行动，形成了非连续性的概念。如果连续性的智力表现是否定性的，那么，从本质上来说，这只是我们的大脑在没有获得任何既定的分解系统时，拒绝把它视为唯一可能的表现而已。单是非连续性本身，就能让智力形成清晰的概念。
另外，我们行动的作用对象当然是可移动的物体。不过，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必须清楚，就是这个可移动的物体要移动到
哪里，在它移动的任意一个时刻，这个对象又在哪里。换句话说，我们的兴趣首先指向对象的实际位置或将来位置，而并不指向对象从一个位置移动到另一位置之间的进程，而这个进程就是运动本身。在我们的行动（系统化的运动）中，我们的头脑所关注的是运动的目标或者运动的意义，是一个整体的运动图式，也就是执行运动的那个静态计划。只有在整体可能被中途的任何偶然因素加速、延缓或停止的时候，我们才会对行动中真正移动的那一面产生兴趣。我们的智力远离了运动性本身，因为它和运动性打交道，一无所获。如果智力注定要构成纯粹的理论，那它就会在运动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因为运动就是现实本身，而静止却仅仅总只是表面的、相对的而已。然而，智力还有着全然不同的其他意义。除非智力自己反对自己，否则它会采取相反的进程；它总是从静止开始，仿佛这就是终极的现实——智力试图形成运动的概念时，它就把静止的东西放在一起，以构成运动。这种运作在思辨领域不合逻辑且危险（这一点我们稍后再讨论。它没有出路，只能人为地引起无法解决的哲学难题），但如果我们把这种运作和恰当的目标联系起来，就能轻易证明它了。天然状态的智力，其目标是实用目的。智力将静止组合起来取代了运动，它并不假装自己真的按照运动原来的样子进行重构；它不过是用实用的等价物替换了运动而已。哲学家把一种原本为行动服务的思维方式搬进了思辨领域，这正是其错误所在。不过，我们以后再讨论这一点。现在我们只要说，我们的智力凭着天然的本性去喜爱那些
稳定的、不可改变的事物。智力只能对静止的事物形成清晰的概念。
因此，制造就是从材料当中雕刻出对象的形式。其中最重要的是那个即将获得的形式。对于材料，我们选择那些最容易得到的，不过，为了选择这些材料，也就是说，为了在众多材料中找出这些材料，我们必须进行尝试，至少得进行想象，把构想的形式赋予每一种材料。换句话说，旨在进行制造的智力，既不停留在物体的真实形式上，也不会把这种形式当做最终的形式。恰恰相反，它把所有材料都看成是能够随意雕琢的。柏拉图把优秀的辩证家比作技巧高超的厨师，他们切割动物却不会碰坏骨头，因为他们遵循着大自然在动物身上标出的清晰结构。a智力一贯如此行事，终将真正指向思辨。但是行动，尤其是制造行动，却需要与此相反的精神倾向：它要求我们把物体的每一种实际形式，甚至是天然物体的形式，都看做人为的、暂时；它让我们的思想舍弃感知对象（甚至是有机的、有生命的对象）的外在轮廓，这种轮廓从外部标记了它的内在结构。总之，它使我们把对象的材料看做和它的形式不同的东西。物质整体在我们的思维中就像是一块大布料，我们可以任意剪裁，并将它重新缝合在一起。我们要注意，我们说存在一个“空间”，也就是说，存在一个同质性的空虚媒介，它是无限的，且无限可分，中立于任何一种分解模a 柏拉图，《斐德若》。
式。当我们说到这样的空间时，就是在证实我们任意裁剪缝合的能力。这样的媒介从不能被感知到，只能被构想出来。我们能感知得到的，是具有扩展性的颜色和阻力，它们是由轮廓线分割出来的，而这轮廓线则把真实的物体或者它们的真实元素标记出来。
但是，当想到我们对材料的这种能力时，也就是说，当想到我们随意分解和重组这种材料的能力时，我们就把所有这些可能的分解与重组，投射在了真正的空间扩展性背后。这种空间扩展性处于同质空间的形式中，空虚而客观，并且假定潜藏在所有这些分解与重组之下。因此，这种空间首先就是我们可能加诸物体之上的行动计划，尽管物体实际上也的确有进入这种框架的天然倾向（这一点我们会进一步解释）。这是思维采取的一个视角。动物极有可能对此毫不知晓，即便它们能像我们一样感知到扩展性的物质。这个观念象征了人类智力的制造倾向。不过，我们现在绝不能再次逗留过久。总结这一点就够了：智力的典型特征就是，按照任意法则分解材料的无穷力量，以及把材料重组为任意系统的无穷力量。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列举了人类智力的几个基本特征。不过，我们考察的仅仅是孤立的个体，还不曾考察过社会生活。实际上，人是一种社会性生物。如果说人类的智力旨在制造一个事实，为增加这句话的正确性，也为了其他目的，我们还需要加上一句话：这种智力还联系着别种智力。很难想象有哪个社会的成员不依赖符号进行交流。昆虫社群大概也有某种语言，这种语言
必定也像人类的语言那样，适用于共同生活的必然需求。只有借助语言，共同行动才有可能。但是，蚂蚁王国对共同行动的要求和人类社会完全不同。昆虫社群常常存在同质异形的现象，劳动的次级分工是天然形成的，每一个体都因其结构被固定在它行使的功能上。无论如何，这些昆虫的社群都是建立在本能的基础上，因此，它们也建立在多少依赖器官形式的某些行动或制造活动的基础上。举例来说，如果蚂蚁拥有语言，那么，构成这种语言的符号数量就必定很有限。因为物种一旦形成，每一个语言符号就始终联系着某个对象或某种操作，符号和它表达的事物紧密相连。
人类社会则恰恰相反：制造和其他行动的形式多种多样，每一个体还都必须学习自己的行动，因为他的自身结构并不预先赋予他行动的能力。因此他就需要一种语言，以便不断地从已知走向未知。必须有这样一种语言，有无穷多的符号，并扩展到无穷的事物上。人类语言的特点是，其符号总是能够从一个对象转移到另一个对象上。这种特点在刚开始说话的幼儿身上就能看得到。他能够将他学到的词语含义，直接而自然地扩展开来，用最偶然的关联或最遥远的类比，把符号从原先的对象中分离出来，用到其他对象身上，而那些符号其实也不过是他听人们谈到某一个特定对象时学来的。“任何事物都指代其他任何事物”，这就是幼儿语言的潜在原理。这种特点总是会被错误地混同于概括的机能。动物自身就能概括，不仅如此，一个符号，哪怕是本能的符号，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一个类属。然而，人类语言的特点，不在于
其概括性，而在于其运动性。本能的符号是固定的，而智力的符号是运动的。
因此，词语的运动性使得它们能够从一个事物转移到另一个事物，也能使它们从事物扩展到概念。智力完全外化，不能返回自身，语言当然不可能将反射机能赋予智力。能够反射的智力，从一开始就拥有多余的能量用于消耗，这种消耗已经超越了实用的努力。它是一种虚拟的、重新征服自我的意识。不过，虚拟的必须得转变为真实的。没有语言，智力大概一直会集中关注它感兴趣的物质对象上。没有语言，智力大概还处于梦游状态，忘却了自己，沉迷于自己的工作。语言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智力。词语就是要从一个事物转移到另一个事物，实际上，它天生就是可转移的和自由的。因此，词语不仅能从一个感知对象延伸到另一个感知对象，甚至能从一个感知对象延伸到对这个对象的回忆上，从一个确切的回忆延伸到一种更加短暂的表象上。最后，它还能从这个短暂的表象（尽管依然是描绘出的形象）延伸到描绘表象的那个行动上，也就是说，可以延伸到观念上。这样一来，词语就向智力展示了一个完整的内心世界，即对自身工作的沉思，迄今为止总是向外界展示。智力渴求的就是这个机会，而语言最终提供了这个机会。它受益于一个事实，即词语是外在的东西，智力可以牢牢把握词语，同时又能把握一种非现实的东西，借助于这个东西，智力甚至能够进入自身工作的最深处。智力的首要工作的确是制造工具，但是，其使用的特定工具，不在于切合对象
的精准尺度，而是要超越这个尺度，因而使智力得以增补。也就是说，允许智力进行无私的工作，这种制造才可能进行。智力反映着自身的活动，当它把自身视为观念的创造者，或是视为普遍意义上的表现机能时，它就希望将概念赋予一切对象，即便是那些与实际行动没有直接关系的对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某些东西只能通过智力去寻求。的确，智力只为理论烦心，其理论乐于包罗一切——不仅包括它天然就能把握的无机材料，甚至还包括生命与思维。
我们很容易就能猜到，智力是依靠哪种手段、借助哪种工具，总之，是使用哪种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初，智力的形成是为了适应材料的形式。能把智力扩展到其操作领域里的语言，原本是用来标记物体的，并且只标记物体，这仅仅是因为词语是运动的，因为词语从一个事物跳到另一个事物，而智力早晚必定会寻求它的帮助。这时，智力便悬置起来，不再固定在任何物体上，而将语言运用在不是物体的对象上。这种对象此前一直被隐藏着，等到词语来临，将它们从黑暗送进光明。但是，指代了这种对象的单词，却再次把它转变成物体。因此，即便当智力不操作它自己的对象时，它还是按照其操作习惯行事：智力所使用的形式，其实就是无机材料的形式。智力天生就是为了做这样的工作。也只有做这样的工作，智力才能充分满足。当智力表明，只有这样它才能把握明确性与清晰性时，它所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
因此，为了明确而清晰地思考自身，智力就必须以非连续性
的形式来感知自身。事实上，概念和空间里的物体一样，彼此之间是外在的，同时，概念也和这种对象一样，其塑造过程具有稳定性。概念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可被智力把握的世界”。
这个世界的基本特征和固体世界非常相似，只是它的元素更轻更透明，它的形象比具体物体的形象更易于用智力处理。实际上，它们不是物体的概念自身，而是智力加诸物体之上的行动表现。
所以，概念不是形象，而是象征。我们的逻辑学就是在运用象征符号的时候必须遵守的一整套规则。这些象征来源于对固体的考察，将这些象征结合起来的规则，也只能表达出固体之间最一般的关系。因此，我们的逻辑学在以实体的固体性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中取得了成功，这个科学就是几何学。我们不久就会看到，逻辑学与几何学是相互引发而来的。自然逻辑学正是由某种自然几何学延伸而来，这种自然几何学就暗含在固体身上那些最普遍的、可直接感知到的特征之中；反过来，这种自然逻辑学又产生了科学几何学，它不断地拓展着关于固体外部属性的知识。a几何学与逻辑学仅能用于物质材料，在这个领域，这两门科学游刃有余，并且可以各自向前发展。但是，在这个领域之外，纯粹的推理就必须由常识进行监督，而常识则完全不同于纯粹推理。
因此，智力的全部基本力量都倾向于把物质变成行动的工具，也就是说，把材料变成词源学意义上的器官。生命并不满足于制a 我们还会在下一章讨论这一点。
造有机体，它很乐意把无生命物质附加在有机体的身上，通过生物的努力，把无生命物质变成一种巨大的器官。这就是生命赋予智力的首要任务。这就是为什么智力的活动看起来就好像是它非常迷恋于研究无机物质。智力就是生命在向外观望，它把自己放置于自身之外，主要采用了无机物性质的种种方式，以便在实际中对这些方式做出指导。因此，当智力转向有生命体并面对有机组织时，它就不知所措了。智力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它把有机物分解成为无机物，因为，智力若是不违逆自己的天性，不自我纠缠，它就无法思考真正的连续性、真正的运动性和对象之间的相互渗透，总之，它就无法思考创造性的进化，也就是生命的进化。
现在来考察连续性。能被智力把握的那个生命侧面（实际上就是感觉能把握的那个侧面，智力是感觉的扩展），就是为我们的行动提供支撑的那个侧面。因此，要改变一个对象，我们必须把这个对象看做可分割的和非连续性的。从实证科学的视角看，有机组织被分解为细胞，就实现了一个无可比拟的进展。反过来，对细胞的研究也表明：越是对细胞进行深入研究，就越会发现细胞这种有机体的复杂性。科学越是进步，就越能看到同质性元素的数量增加，这些元素放置在一起，彼此独立，构成了生物。
科学是否就因此更了解生命了呢？相反，当科学深入研究联合局部的细节时，难道没有发现生命体中真正的生命似乎在逐步减少吗？科学家当中确实已经产生了一种倾向，认为有机体的物质是
连续性的，而细胞则是一种人为划分的实体。a但是，即便这种观念能获得广泛的认可，它也只不过是在更深入的研究之上，带来了一种分析生物的不同模式而已，并因此产生新的非连续性，尽管这种非连续性也许离生命真正的连续性稍近了一点。事实上，只要智力遵循天然的运动，就无法思考这种连续性。智力同时还意味着元素的多样性以及所有元素之间的相互渗透，而在我们能够努力的范围内，因而也是我们智力的范围内，这两种条件几乎不能协调一致。
我们在时间里固定，在空间里隔离。智力本不是为了思考进化——就进化这个词的专门意义而言，是指纯粹运动的变化连续性。这个观点，我们并不打算在这里讨论，后面专门有一章来讨论它。我们只需说明，智力把变化表现为一系列状态，而每一种状态都与本身同质，因而没有变化。我们的注意力能察觉这些状态中的一个发生内部变化吗？我们立刻把一个状态分解成另一系列的状态，而当这些状态重新组合时，却被认为组成了这种内部变化。这些新状态中的每一个都必然是不可改变的，如果我们非得去注意它的内部变化，那么，这种变化也会立刻再次分解成一系列不可改变的新状态，如此继续下去，以至无穷。这里，思考同样也是重构，并且自然是用给定的元素进行重构，因而也就是用静止的元素进行重构。因此说，尽管我们不断运用加法来竭力a 我们还会在第三章讨论这一点。
模仿变化的运动性，但是，恰恰是在我们以为紧紧抓住它的时候，变化自身还是从我们的指缝中溜掉了。
恰恰因为智力总是企图重构，并且用给定的东西重构，它才让一段历史中每一刹那的新东西溜掉了。智力不承认不可预见的东西；智力拒绝一切创造。确定的前件产生确定的结果，而作为前件函数的结果则是可以计算出来的，这些就能够满足我们的智力了。我们同样也能理解，确定的结果需要通过确定的手段来实现。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得与已知的东西打交道，而这些已知的东西，也是用另一些已知的东西结合而成；简单来说，就是用重复的旧东西结合起来的。我们的智力对此运用自如。并且，无论遇到哪种对象，智力都进行抽象、隔离和排除，以便在必要时用这些方式产生的事物的近似等价物，来代替对象本身。然而，每个瞬间都是一个新的赐予，新事物不断涌现，刚刚产生的形式（尽管它刚一产生就可能被看做由原因决定的结果）永远不可预见。
因为在这里，原因独此一种，它就是结果的组成部分，与结果相伴出现，并且结果相互决定彼此——所有这一切，我们都能在内心感觉到，也可以被他人借助于同情的原理从我们外部凭直觉感觉到。但是，我们既无法思考（就这个词的严格意义来说）它，也不能用纯理解性的术语来表达它。毫不奇怪，我们必须牢记智力本来的功能。智力到处寻找并发现的因果性，就表达了我们努力的根本机能，凭借这种机能，我们不断地把同样的整体分解为同样的局部，我们重复同样的运动，以获得同样的结果。智力最
能理解的目的性，就是我们努力的目的性，根据目的，我们用事先给定的模式工作，也就是说，我们使用的是原有的或者是由已知元素组成的模式。然而，说到严格意义上的发明，却是一个和努力自身分离的点。我们的智力无法成功把握发明的蓬勃的发展，即整体性，也无法把握其炽烈的热情，即创造性。对发明做出解释，总是会把这个不可预见的新东西分解成按照新次序排列的旧有元素或已知元素。智力不再承认全新的东西，也不承认真正的变化，也就是说，智力又一次让生命的真正侧面逃之夭夭，好像它原本就不打算去思考这样的对象。
我们所有的分析都让我们得出了这个结论。不过，我们几乎没有必要对智力的运作机制做出如此详细的阐述，只要考察结果就可以了。我们看到，智力在处理无机物质的时候十分娴熟，而一旦接触有生命的对象，它就变得笨手笨脚了。无论智力想处理的是身体的生命还是头脑的生命，它都采用那种死板僵化并且残忍的工具，而那种工具原本就不是为了这个用途造就的。在这方面，卫生学或教育学的历史给了我们不少教训。当我们想到，为了保养身体或提升灵魂而产生的那些重大紧急且持久的需求；想到在这个领域里，赋予我们每个人的那种不断在自己和他人身上进行实验的特殊机能；想到一些明显的损害既暴露了医疗或教育实践的错误，也惩罚了二者；想到这一切，我们就会震惊于这种愚蠢，尤其震惊于这种错误难以消除。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些错误的根源就在于我们天生的固执，我们固执地把有生命对象当做
无生命对象去处理，并且用界限分明的固体形式去思考全部现实（无论其流动性如何）。只有在处理非连续性的、静止的和僵死的对象的时候，我们的智力才能轻松以对。智力天生就不能理解生命，这就是智力的典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