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自己讲述的故事是丰富的。瑞典神经生物学家戴维·英格瓦博士曾将情景规划称为“关于未来的记忆”。他研究了酗酒者的行为，并试图去理解酗酒行为的生物化学和精神生理过程。他像威廉·卡尔文博士一样总结说，心智会经常告诉自身有关未来的故事。在其他时间，这些故事是有关几小时或几星期后的事情，从穿过房间去取一杯咖啡到支付房租。许多是在意识边缘的潜意识，有时它们沸腾了，并记起了我们计划要做的某些事。在早期医治脑伤患者的过程中，英格瓦博士就已观察到，患者之所以不能保持思维的流畅和把握事件之间的关联，是因为这些人无法想象关于未来的微小情景，他们无法理解事件的内涵，作出选择会有困难，付诸行动就更加困难。
英格瓦博士认为，造成酗酒者痛苦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情景讲述过程的中断，由于饮酒所造成的神经生物反应，使酗酒者失去了想象和行动之间的联系。并且由于他们不再应用自己的想象力去展望，所以也就失去了对时间连续性的感觉。酗酒者失去了辨别力，而酒精又使他们在这种状态下感觉很舒适。这样，我们就会经常听到人们这样说那些醉酒的人：“他(她)已脱离了现实。”想一下那些接近酗酒者(或者是有酒瘾的人，或者是像醉酒者一样失去知觉的人)的困境，恳求、唠叨或是抱怨都没有用处，另一个人会被信任，但是酗酒者没有关于明天的心智景象。英格瓦认为，当未来展现在酗酒者面前时，他们的的确确无法将之辨识。他们无法轻易地想象，在不同条件下，在他们身上将发生什么，诸如，“如果你不再去买酒，或者你将不再胜任工作，或者如果你的身体要垮了，情况会怎样？”当然，我们也会有认识现实上的盲区。阿里·德格斯是研究组织学习的先驱，他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部落的男子从遥远的蛮荒山区到了大城市，那个蛮荒山区里甚至还没有发明轮子，当那个部落男子回去后，他报告说最让他觉得了不起的事情是，’竟然有人用手推车运送那么多的香蕉，这个数量是他从未想象过的。部落男子的确没有认识到汽车和摩天大楼的重要性，他甚至都没准备要看这些，就像是酗酒者根本认识不到对酒精的依赖所造成的破坏一样。但是，部
落男子确实看到了空前的香蕉承载量。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这样说：“大多数人不愿意相信同他们的计划不相符或者与他们的预先安排相背离的情况。”什么样的事物是相当健康的西方人所没有准备去看的？
他们大概也是本书的读者，这一点因人而异，但也并非缺少例子。1975年，我在SRI领导了一个团队来为白宫科学咨询办公室研究潜在的危机，研究结果要提交给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这是一个由相当卓越的科学家和商界人士组成的小组。小组由当时贝尔实验室的负责人威廉·贝克博士领导，成员包括美国天合(TRw)的创始人西蒙·罗默、核物理学家爱德华·特勒、拍立得公司(Polaroid)的埃德温·兰德、激光的发明者查尔斯·汤斯、后来成为斯坦福大学校长的唐纳德·肯尼迪，以及著名的制药企业家、口服避孕药的发明者卡尔·杰拉西。白宫不想让美国再受到像石油价格危机那样的冲击。
于是我们的团队研究了许多有潜在可能的情景。在我们预想的问题中，其中有一个问题是社会充满了压力，使人感到紧张。所有的情景都指向了社会环境的更大压力——从犯罪、失业、通货膨胀、心理不平衡，或者由于太多成功而产生的压力等等。我们构想上述这些压力将会带来怎样不好的后果：也许是沉溺于毒品、烈酒，或者是遭受恶性肿瘤或其他重病的困扰，以及无家可归和社会暴力等。我们设计了这样一个场景：街头犯罪愈加猖獗，犯罪分子配备着高性能武器，到20世纪80年代，他们的火力可能会与军队相抗衡。
这项研究的结果一败涂地。那些卓越的科学家们对我们分析的每一个问题挨个进行了攻击。“这是不可能的，”他们每次都会说，“我们不会让这样的问题发生。”他们所：说的“我们”，既是指一个人，也是指政府，好像他们的立场代表了政府的立场一样。而今天，我们会看到，精明的商人手持乌兹冲锋枪在市内的街道上巡逻似乎已成为常事。
我们也为交通部门进行了情景规划，但遭到了更大的失败。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不修建足够通车里程的高速公路或公共交通，将会发生什么？或许会是市内交通的严重拥堵。结果，我们开展的项目被参议员威廉·普罗克斯迈尔选中作为其“金光奖”(GoldenFleeceAwards)的一个候选项目。因为在普罗克斯迈尔看来，没有人会愚蠢到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同时，参议员对情景规划的过程大加讥讽，认为这是在思考“让人难以置信”的可能性。我总结说，联邦政府不能系统地思考未来，他们认为自己制定的政策肯定是正确的，并且已经预见到了所有的问题，再考虑任何其他的可能性都意味着不可能，他们绝对不是无所不知，也并非那么强大有力。
在美国军界也同样存在着对情景规划的抵制。在本书第5章，我会向读者介绍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已有可能预见到前苏联的改革和对外开放。确实，美国情报部门和军方都至少听到了多次与此相关的预测，但他们的领导不肯接受。他们已经想象了有关冷战的每一个令人信服的情景，比如军备的逐步增加、新技术的应用、一国或多国施加的资产
冻结、军事协定的破裂，甚至是大规模的核战争。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设想过这样的场景：如果我们胜利了，将会怎样？
在美国取得了冷战胜利(或者说是美国的假想敌输掉了这场战争)之后，美国军方领导人对下一步该怎样去做却没了思路，因为他们没有准备好冷战胜利后该实施什么战略。
现在他们发现自己正在没落，于是开始拼命地去寻找新的敌人。有些人建议对毒枭开战，有些人建议向环境问题开战(建议者却全然不顾环境问题通过军事方式根本无法解决这一事实)。当我在1990年8月写书的时候，美国军方已在沙特阿拉伯建起了新的军事基地，但仍然没有实现总统制定的阻止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的目标。我们应当认识到，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应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新的军事行动都与应对一个敌对的超级大国的方式完全不同。
但是并非只有五角大楼拒绝正视现实，那些谈论和平时期公共事业经费的人并没有认识到这样的问题，即如果成千上万的新近遣散的士兵回到美国，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问题。结果可能是不清楚是否会带来社会问题。一个似乎合理的情景显示20世纪90年代美国将会出现熟练工人的严重短缺，在其他条件好的前提下，正在向服务行业转移的人可能会填补这种短缺。重要的是人们拒绝去思考这些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