诂经精舍在杭州孤山，嘉庆初阮元任浙江巡抚时建，选拔浙江经学修明、学有功底或已通一艺的学子30余人肄业其中，书院以“专励品学，非以弋功名”为宗旨，不学八股帖括，讲求实学，专修经史辞赋，兼习天文、地理、算学、兵刑、漕河、航运等经济之学，还兼习西学。阮元与孙星衍、王昶等大师都曾在其中主讲，特别是大师俞樾担任主讲达32年之久。教学中实行学长负责制，即大师主讲启发为主，主要由学有专长的教师进行辅导，注重学生的自学讨论，而且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两浙许多名士，如黄以周、崔适、戴望、章太炎等都曾就学其中。
学海堂在广州粤秀山，是阮元于道光初任总督时创建的，是继诂经精舍后又一所讲求实学的书院。阮元亲自制定《学海堂章程》，确立学长制：以学长代山长，由学长指导评点学生课业；季课制：每年分四季考核学生，依名次发给膏火；刊刻制：专门编辑刊印经籍和师生着作；专课肄业生制：院中高才生于经史子集中，自选一门修习，由有专长的学长辅导，以3年为期，后又增加算学一科。该堂先后共招生十六届，计260人。郭嵩焘、张之洞等都曾亲自主持过该堂的教学。
综观诂经精舍和学海堂在办学宗旨、教学内容和方法等方面，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概而言之，有以下三点：
第一，以励品学，非以弋功名。书院作为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其创立的初衷是专志于学术研究，而不事科举。但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政府的控制和利禄的引诱，逐渐官学化，成为科举的附庸。而阮元一反当时书院教育的腐败之风，强调书院的宗旨是“以励品学，非以弋功名”。因而在诂经精舍中不学八股帖括，讲求实学，专修经史辞赋，兼习天文、地理、算学、兵刑、漕河、航运等经济之学。在学海堂同样不事举业。
第二，各用所长，因材施教。诂经精舍和学海堂在对教师的使用上，贯彻“各用所长”的原则，即充分发挥教师学术专长，对学生因材施教。
第三，教学与研究紧密结合，刊刻师生研究成果。诂经精舍和学海堂既进行教学活动，又从事学术研究。两所书院均组织师生合作编书，学生也可独立从事着述，对优秀的文章，书院编辑刊刻，甚至还出学生的专着。诂经精舍和学海堂刊刻了许多师生着作。
2．官学化的书院
书院发展到明清，虽然有不少倡导实学的书院，但是从总体情况来看，已被纳入官学体系，即官学化。官学化书院的制度与官学几乎没有差别。书院的教学以应举为目的，有些主张自由讲学的书院，也是讲学与应举兼顾。明代后期，书院与科举的关系更为密切，教学内容、考课制度，基本上是与科举的要求相适应的。特别是“洞学科举”的实行，使书院完全与官学一样，成了科举的预备场所。天启年间，南康推官李应升主持白鹿洞书院，首倡“洞学科举”，即选拔书院的学生，保送其参加科举。不久又规定，书院与官学一样分配一定的名额参加科举。
书院的师长由政府聘任，直接归各省督抚或学政掌握。有的书院的山长，就是由地方官学的教师兼任的。乾隆时明令对山长、教师的考核、惩罚、提调，都得由政府官员处理。如福建张甄陶掌握昆明五华书院5年，移掌贵阳贵山书院6年，成绩卓异，议叙赏给八品官职衔。
不仅对山长、教师如此，就是学生也要由政府官方选拔录取和考核。清政府明文规定：书院的生徒，由各州县选拔，经驻省道员会同省级最高官员布政司严格考察，确实是才堪造就者，才准许到书院肄业。
书院的课程，明文规定为“四书”、“五经”之义或进而求史之类。
书院的经费由政府定期拨给，或置学田，或筹备赏银。
鸦片战争以后，在新教育的冲击下，书院也开始在教学、管理等方面进行改革。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下令将书院改为学堂，书院这种教育组织形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三、蒙养教育制度
蒙养教育在我国古代主要是由私学来承担的。私学在我国古代一直比较发达，是我国封建社会，与官学并存的一项重要教育制度。
明清时期的私学，是汉唐私学的继续和发展，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识字和学习基本知识为主的“蒙学”，相当于小学；一类是在蒙学基础上，学习儒家经典、理学着作，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经馆”等，相当于大学。两类私学，有的分别设置，但多数统一于一校之内，阶段划分亦不明显。从宋代开始，私学明显地呈现出蒙学化的特征，高层次的私学和一般的读经教育多被书院所取代，私学便主要承担蒙养教育的任务。
明清时期，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识字读书成为普遍的社会风尚。加上明清统治者对蒙童教育的重视和提倡，蒙学遍布城镇、乡村乃至穷乡僻壤。
明清时期，在民间比较经常和普遍设置的蒙学主要是“私塾”。私塾一般按其设立的情况分三种：塾师在自己家里，或借祠堂、庙宇，或租借他人房屋设馆招收附近学童就读者，称“门馆”、“家塾”；由一族一村延请教师择址建馆教其子弟者，称“村塾”、“族塾”；由富裕人家独自聘请教师在家设馆专教自家子弟及亲友子弟者，称“坐馆”、“教馆”。明清时期的私塾，是府、州、县学的重要补充。
明清私塾的教学，基本上沿袭传统的教学方法，重视背诵和反复练习。教学的内容主要包括识字、写字、读书和作文等几个方面；在此基础上攻读儒家经典及注疏文字，教材以“四书”、“五经”以及《四书集注》为主，同时兼习史书选编和历代名家散文。从中学习古文、作诗赋和八股文章，作为科技应试的预备。
蒙学的教师一般称“蒙师”，在中国古代，蒙师的社会地位很低。明清时期，随着蒙学教育的发展，蒙师的作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蒙师”教学水平相差极为悬殊，志趣也有很大不同。有的是“不屑仕进”“耻事权贵”；有的是当朝士大夫以“传道授业”为儒者要务而“授徒讲学”；有的是屡试不第，为了养家糊口而“教授乡里”。
明清私塾学规极严，订有严格的罚规，除罚站、罚跪外，经常使用戒尺“打手心”、“笞臀”等，严重影响了儿童身心的发展。
明清时期，随着蒙学的“普及”、印刷术的进步以及蒙养教材编写经验的积累，蒙养教材更加丰富多彩，大致有以下几类：
1．以识字为主的教材。这类教材以识字教学(包括读写训练)为主，其中也往往讲述一些知识和道理。明清时期这类教材主要有前代流传下来的“三、百、千”。
《三字经》相传为宋代大学者王应麟作，全书1068个字，采用以三字为一句，句句成韵，朗朗上口，易于成诵。内容非常全面，先言学习的重要意义，次叙伦理道德，接着分别介绍名物常识、历史沿革及其兴衰原因、读书次第、勤勉好学范例，被誉为“小百科全书”。
《千字文》为南北朝时梁周兴嗣撰，唐代已经盛行于世。是从王羲之遗书中选录1000个完全不同的字，按四言韵语编成的，共250句。每一句都有实际内容和意义，其内容包括天文、博物、历史、人伦、教育、生活各方面。
《百家姓》相传为宋初人所作，内容以名字姓氏，通行本472字，集有单姓408，复姓30，四字一句，隔句押韵，便于记诵。
此外，还有《古文观止》、《文字蒙求》、《正字千文》、《虚字说》等。常用的工具书有《养蒙针度》、《同文字汇》等。
2．以伦理道德教育为主的教材。流传较广而且有特色的有：明朝吕得胜、吕坤父子编的《小儿语》、《续小儿语》，是吸取流行的格言、谚语编成的道德教育课本，分四言、六言、杂言，如“一切言动，都要安详；一差九错，只为慌张”，“自家过失，不消遮掩；遮掩不得，又添一短”，均以白话写成整齐押韵的警语，易诵易懂。清朝李毓秀以学规、学则的形式编写的《弟子规》，也是主要进行道德教育的课本。
3．诗歌类教材。以《千家诗》、《神童诗》为代表，所选多名篇，题材广泛，文字浅显，很适合儿童朗读、背诵。《千家诗》有多种刻本，明清时流传的《千家诗》，是在宋刘克庄选编的《千家诗》基础上选录编订的。《千家诗》与教识字的“三、百、千”合称“三、百、千、千”，是社会上使用最为广泛的蒙学教材。《神童诗》初名《汪神童诗》，辑录宋代汪洙幼小时诗作，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补入他人作品。清朝孙洙编的《唐诗三百首》，由于选诗精当，流传甚广，是较高年级的教材。
4．综合知识类教材。介绍掌故、名物、各科知识的蒙学课本始创于唐朝李翰的《蒙求》。这本书一直流行到清初，以后许多同类的书就称为“蒙求”。明清私塾普遍采用的蒙求一类的书，除《蒙求》外，还有《龙文鞭影》，是以介绍自然知识、历史典故为内容的蒙学课本。还有《史韵》，是一种介绍历史知识的课本。还有一种是介绍自然和社会常识的，以宋朝方逢辰编的《名物蒙求》为代表。清朝邹圣脉在明人程登吉《幼学须知》基础上增订的《幼学琼林》，是以解释成语典故的形式介绍自然、社会、历史、伦理等常识的知识性课本，在蒙学中流传亦很广。
蒙学在经过初步的识字、读写训练后，即开始教授《孝经》和《论语》以及《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这也是蒙学主要的教材。
古代蒙学教材，渗透着浓郁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但是，其编写的原则和经验有不少规律性的因素，如考虑儿童的兴趣和心理特点，注意节奏明快，朗朗上口，易记易诵。还注意“文以载道”，让儿童在识字读书中，懂得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这些经验，值得借鉴。
（第三节）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
一、明清科举概况
明代始终对科举极为重视。科举考试制度更为完善，更加注重形式，规条更加繁琐，而科举地位却更加提高。尤其是八股取士的创行，导致教育呆板，思想僵化，学校完全成为科举的附庸。
明朝科举常科只有进士一科，每三年举行一次。考试为三级：乡试、会试和殿试。清代大体沿袭此制，然而其考试办法比较前代更为繁杂而周密。正式科举考试仍为乡试、会试和殿试，但在正式科举考试前尚有“童试”，这是参加科举考试的前提。
童试。既是地方府、州、县学的入学考试，也是获取“秀才”资格的考试。清代规定，童生经过县试、府试、院试及格者称为“秀才”，同时可入地方府、州、县学为生员。获得秀才资格才能参加乡试、会试和殿试的逐级考试。
乡试。每逢农历子、卯、午、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由各省提学使(学政)主持，各省乡试的场所称“贡院”。考期在秋八月，考生为府、州、县学生员(俗称“秀才”)经考试合格者。乡试考中者统称“举人”，第一名为“解元”。举人有参加会试的资格，也可以就任小京官、州县属官或教官。
会试。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于乡试的第二年在京师举行。这时，各地举人会集京师应进士考试，考期在春季，考中者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乡试和会试的考试内容大致相同，考试分为三场：第一场考试《四书》义1道，每道限200字以上；经义4道，每道限300字以上；第二场考试论1道，限300字以上，判语5条，诏诰表内科1道；第三场考试经史时务策5道，均限300字以上。
殿试。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考期在会试一个月以后。殿试没有淘汰，只是通过考试把应试者(即贡士)排出名次。应试者均被正式赐出身“进士”。“进士”一般分为三甲：一甲有三名，赐“进士及第”，一甲第一名曰“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有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兼解元、会元和状元于一身者，称“连中三元”。殿试放榜后，皇帝赐诸进士“恩荣宴”，一甲的三名进士放榜后即授予官职，状元授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予翰林院编修。在我国历史上，从科举制开始到废除，“连中三元”者一共有13人。
明清特别重视科举取士，明朝曾规定非进士莫入翰林，非翰林莫入内阁。明朝一代宰相170多人，由翰林出者十分之九。所以，当时士人竞相参加科举。明朝还规定，参加科举者必须由学校出身，因此，科举对学校教育及学风具有直接的影响。学校完全成为科举的附庸，学生入学受教育，目的就是参加科举考试。
二、八股文取士
明清科举考试最大的特点就是八股文取士。考试的题目只能出自《四书》、《五经》。作文者必须“依经按传”，用“古人语气”，代圣贤立言，不能作任何发挥。考生作文一律采用八股文。
八股文通称制艺，或时文、八比文、四书文，是一种严格注重内容和形式的文体，包括破题、承题、起讲、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和大结等几个部分。破题、承题和起讲为八股之前的格式，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才是八股正文，八股正文必须有四段对偶的句子，每段两股，合起来为八股。大结为全文的结束语。文章必须采用固定格式的对偶文体。
八股文源于宋代。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罢诗赋、帖经、墨义，采用经义取士，即以儒家经典为依据，阐发政治、道德等方面的思想。王安石试图通过这样的文体，既能考察士人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又能考察其思维的敏捷性、政治才能、应变能力和文辞表达能力。
八股文本身具有一定的优点：八股文严密的程式、严密的结构，培养锻炼了人的严密的逻辑思维和作文做事的严谨。严格的程式和标准化的内容有利于评分的客观性，这就促进了考试制度本身的逐步完善。但是，八股文也有一定的缺点：科举八股重而学校轻，人才废。把经义考试发展到极端，规范化、标准化，对其内容和形式进行了严格的限定，使它成为束缚士人思想的文化专制的工具，使其日益僵化而走上穷途末路，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明清八股文取士，对教育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当时，教育内容、教学方法，仅局限于训练八股文，学校完全变成了八股文的训练基地。读书人终日沉溺于八股的套术之中，严重地败坏了学风。八股文有固定的文章格式，考试的题目又必出于《四书》、《五经》，这就助长了一些读书人的侥幸心理。他们想方设法搜集一些乡试、会试考中者的答卷作为范文，终日描摹，不仅不务经世致用之学，就连《五经》、《四书》也不认真去读。特别是到了清代，《四书》、《五经》中的题目出了几百年，已经没有新鲜题目可出了，为了避免士人抄袭成文，就出一些离奇古怪的题目。为了应付这种考试，读书人更是用心去钻营，不求真才实学，只求侥幸中举。这种侥幸奔竟之风，严重地妨碍学术的进步。
因此，八股取士自明朝末年开始，不断遭到早期启蒙思想家的猛烈抨击。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为代表，掀起了一场反对科举和八股取士的高潮。顾炎武、颜元甚至将八股取士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相比较。他们在痛斥八股之害的同时，纷纷发出改革科举的呼声。但由于科举制度从根本上说，是适应封建专制制度的，因此，一直得以维系下去，直到社会制度发生根本的变化才得以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