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公元1368-1644年)、清(鸦片战争前)(公元1644-1840年)，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后阶段。这个时期，封建统治者建立了最为完备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也在前代的基础上近乎完善。在思想文化和教育上，表现出浓厚的专制主义色彩。明清统治者推崇程朱理学，以八股文取士，加强对各类学校的管理和控制。在这个过程中，封建教育制度一方面臻于成熟和完备，另一方面它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发生着蜕变。程朱理学日益空疏无用，八股取士制度越来越呆板僵化，遭到世人的尖锐批判，一些进步的思想家积极主张变革这种教育和取士制度，并躬行实践，创办书院，讲求实学，于是实学教育开始崛起，给这一时期的教育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第一节）明清时期的文教政策
一、尊孔崇儒，推崇理学
明清两代都尊孔崇儒，推崇程朱理学。据《明史》记载，洪武元年(1368年)，明朝初立，朱元璋就下诏表示“愿与诸儒讲明治道”。次年，又“命儒臣纂礼书”。这一年还规定，国家取士，以宋儒传注为标准。洪武三年(1370年)，又诏儒士为武臣讲经史。陈鼎在《东林列传》中说：我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后，就下令学者要以朱子之学为宗，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还令儒臣辑录《五经》、《四书》及《性理全书》，颁行天下。为了进一步抬高程朱理学的地位，明朝还曾多次表彰程朱后裔及其门人。
清朝是满州贵族建立起来的少数民族政权，为了统御数十倍于自己的汉人，他们在尽力维护本民族传统的同时，注重学习中原文化，对儒学也采取尊崇的态度，利用它来扩大统治基础。早在入关以前，他们就曾派遣官员祭奠孔子，翻译儒家经典。入关以后，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就急忙封孔子第65代孙孔允直为“衍圣公”。第二年，又为孔子加上“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的封号，并举行隆重的祭孔典礼。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御书“万世师表”匾额，悬挂于各地孔庙大成殿，并于次年亲自到曲阜祭孔。乾隆也曾为孔庙御书匾额，还多次到曲阜朝圣。清朝在尊孔的同时还大力提倡读经，把“六经”说成是“帝人修身治人之道”、“万世不易之理”。但在诸儒中，清朝统治者推崇程朱理学，把它作为支配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最高纲领，人们只准学习和奉行，不得有一丝一毫的违背。并且和明一样，优待朱熹的后裔，进一步提高朱熹的地位。还召集理学大臣编纂《朱子大全》。清朝尊孔崇儒，得到了汉族大地主、官僚和文人的拥护，不仅缓和了满汉之间的矛盾，也加强了清王朝在思想领域的统治。
二、广设学校，培育人才
朱元璋认为，人才是国家的宝贵财富，而“人才以教导为先”，主要依靠学校培养。因此，在明朝立国之前，就于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将应天府学改为国子学，创建了中央最高学府。以后，又改国子学为国子监。并且明朝建有南北两个国子监，规模相当宏伟。
在积极创建中央学校的同时，明朝统治者也十分重视发展地方教育。在全国各府、州、县纷纷设立学校。同时，对于各学入学人数、师生待遇等做了明确规定。洪武八年（1375年），因乡社之民未睹教化，又下令设立社学，以教民间子弟。这样，从京师到郡县以及乡村地区，建立起了学校教育网络。明初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
清朝沿袭明制，在中央和地方广泛设立学校，积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清史稿·选举制一》记载，顺治帝刚刚定都北京，即“修明北监为太学”，设置祭酒、司业、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籍、典簿等学官，设立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和广业六堂为讲学之所。随后，又陆续创立了宗学、觉罗学、景山官学、咸阳宫官学、俄罗斯文馆、算学、八旗官学等。在地方上，也沿袭明制，设立府学、州学、县学、义学、井学等。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完备的学校体系，以培育国家所需要的治术人才。
三、网罗士人，钳制思想
朱元璋很重视网罗人才，在率军起义过程中就罗致了一批文士。明王朝建立以后，更加重视人才的选拔。据《明史·选举志》载：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下诏开设科举，并规定务必取“经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洪武六年(1373年)，他在诏书中说：“贤才，国之宝也。”此后，他经常向全国访求贤才，招纳明经儒士，给高官厚禄。所设的荐举科目有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儒士、孝廉、秀才，等等。因此，“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胜数”。为了禁锢士人的思想，加强文化专制统治，朱元璋还创设了八股文取土，题目只能出自《四书》、《五经》，必须以固定的格式“八股文”作文，而且不能发挥己意，必须以古人语气，代圣贤立言。并且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答案。明成祖永乐十三年(1415年)颁行《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作为钦定教本，这也是禁锢士人思想的重要步骤。此外，明代还采取一系列的专制措施来禁止不同思想的传播，使人们只能遵从信服孔孟之道、程朱理学。如国子学和地方官学都制定了严密的学规，对师生的言行严加管制，国子监还设有兼学校、法庭和刑场三位一体的“绳愆厅”等，令师生不敢越雷池一步。与此同时，明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用血腥的屠杀来扼杀知识分子的不同思想，使其臣服于明朝的统治。
明代文教政策的精神均为清朝所承袭。清朝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加强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控制。一方面采取各种怀柔手段，笼络士人。他们不仅普遍发展经学教育，还大力开科取士，扩充科举名额。甚至对那些不愿参加科举、隐逸山林的学者，也想方设法搜罗出来，授予官职。其根本用意在于笼络汉人中的优秀知识分子。如康熙十七年(1678年)特设博学鸿儒科，录取50人，都授予翰林院官职，令他们修纂《明史》。这些笼络政策的确很有效果，士人以学有专长受到朝廷重用为荣。另一方面清统治者在笼络士人的同时，亦采取高压手段，进行严厉钳制和残酷镇压：严禁立盟结社，不允许任何人对朝廷有丝毫不满的言论；对那些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进行销毁；大兴文字狱，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曾大兴以思想、文字定罪的文字狱。据不完全统计，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字狱有108起。清朝文字狱株连之广，处罚之重，都是历史上罕见的，给知识分子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总之，明清两代在文教政策上对知识分子采取又拉又打、恩威并重、软硬兼施的政策，最终的目的是要实行文化专制，禁锢读书人的头脑，压制他们的个性，遏止他们的反抗精神，使他们俯首帖耳，做封建统治下的忠臣顺民。
（第二节）明清时期的教育制度
一、官学制度
(一)学校系统
明朝官学体系（参见图8-1）由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所组成。中央设立的主要有国子监，此外还有宗学、武学等。地方设立的主要有府、州、县学以及都司儒学、行都司儒学、卫儒学、转运都司儒学、宣慰司儒学、按抚司儒学，此外还有武学、医学、阴阳学和社学等。各府、州、县学以及都司儒学、行都司儒学、卫儒学、转运都司儒学、宣慰司儒学、按抚司儒学相当于中等学校性质；社学属于小学性质；宗学是贵胄学校。
清朝官学体系（参见图8-2）基本上沿袭明朝旧制，亦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大类。中央设立的主要有国子监，此外还有宗学、觉罗学、景山官学、咸阳宫官学、俄罗斯文馆、算学、八旗官学等。地方设立的主要有府学、州学、县学、卫学、社学、义学、井学等。
明清时期的私学教育也很兴旺，不过，这个时期的私学主要承担蒙养教育的任务，高层次的私学和一般的读经教育多被书院所取代。
书院在明清虽几经波折，仍有很大发展，官学化是这一时期书院管理的主要特点，同时，也创建了不少有特色的书院。
(二)教育行政机构
明清时期，掌管全国教育行政的机构仍是礼部，其职能与隋唐时期基本一致，即管理全国学校、贡举等事项。
明清地方官学(包括地方的一切教育事务)，由中央任命各省提学官(清朝称提督学政、学政)全权负责领导，强调地方行政长官“不许侵伊职掌行事”(《明会典》卷七十八)。提学官(学政)是省教育行政长官，其任务便是“奉敕专督学校”，于其三年任期内巡视省内各府州县学，对每所学校生员进行一次“岁试”和一次“科试”，以检查教学质量，选拔以备送国子监学习和参加乡试的生员。提学官还有考核府州县学教师的职权。明朝政府授权提学官从德行、文学和教学状况等方面来考核地方教师。如有学问疏浅而且怠于训诲但有德行的教师，令其改过；如德行有缺之教师，则不必考其文学即行革退，并送有关部门处置。
(三)学校管理体制
中央官学的行政机构仍然是国子监。如《明史·选举志一》记载：“(永乐)十八年迁都(北京)，乃以(原)京师(南京)国子监为南京国子监，而太学生有南北监之分矣。”又据《清史稿》载：“世祖定鼎燕京，修葺明北监为太学。”清朝的国子监，二门悬挂的匾额即为“太学”。可见，明清国子监既是中央官学的行政机构，也是全国最高学府。
国子监的行政和教学机构的设置相当完备（参见图8-3）：国子监设有国子祭酒1人，为国子监最高行政长官；设国子司业1人，为祭酒之副职；祭酒、司业之下，设有“五厅”、“六堂”。
“五厅”包括绳愆厅、博士厅、典籍厅、典簿厅和掌馔厅。五厅为管理机构，分别设有监丞、博士、典籍、典簿和掌馔等职，负责监督、教学和服务。
“六堂”指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和广业六堂，有初、中、高三级。六堂为教学单位，设助教15人(从八品)、学正10人(正九品)、学录7人(从九品)，具体掌管六堂的教学工作。详情见下表：
清代，任祭酒、司业、监丞、博士等职者，均有满、汉之分，各设1人。任助教、学正、学录、典籍等职者，也都有满、汉、蒙之分，往往并列而设。八旗官学、琉球官学和算学，均属国子监管辖。宗学和觉罗学，均属宗人府管辖。明代国子监隶属于礼部，而清代在名义上是由皇帝直接管辖。
明清地方官学则府学设教授、州学设学正、县学设教谕各1人，作为正教官，各学皆设训导；作为副教官，府学4人，州学3人，县学2人。
(四)教育教学制度
1.教学制度
国子监的教学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标准的教材是《四书五经大全》，此外还必须学习《性理大全》，要加习《说苑》、《大明律令》、《御制大诰》和书数，朔望还要习射。教学有计划，每日晨旦由祭酒主讲；下午或会讲或复讲或背书、论课、作文，由博士、助教主持。此外还有课外作业。
地方学校课程分礼、射、书、数四类，颁经、史、律、诰、礼仪等书要求生员熟读精通。清代规定的教材也不外乎《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十三经》、《历代名臣奏议》、《资治通鉴纲目》等。
明清时期国子监在教学制度方面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实行坐监制度和监生历事制度。坐监，即教官在监内教书，学生在监内读书。监生历事，即监生到监外“历练政事”，或称实习历事，这是一项培养官吏的重要措施。《明史》记载，此制是洪武五年(1372年)为满足当时官吏不足的需要创立的，规定凡是在监10余年者，派到“六部诸司历练政事”，诸司教习政事，并考察其勤惰。历练3个月进行考核，勤谨者送吏部备案待选，仍令历事，遇到官缺，依次取用；平常的再令历练；下等的送还国子监读书。监生历事制度，对提高官吏的治事能力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二，实行积分制。明清时期国子监教学中有考核制度。地方官学的生员，入学要经过严格的考试(童试)。入学后也有“考课”，除月考、季考和岁考外，还有毕业考试，也称科考。月考、季考由学校教官主持，岁考和科考由提学官(学政)主持，岁考按成绩将生员分为六等，一等前列者视廪膳生缺额依次充补，其次充补为增广生。一二等者皆有赏，三等者如常，四等者挞责，五等者，廪膳生、增广生降一等，附学生则降为青衣，六等者则黜革。科考是地方官学的毕业考试，也是科举的预备考试，成绩得一二等者，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乡试，或被贡入国子监，再由国子监参加科举或历事任官。毕业考试不及格，就取消应乡试的资格。除考核德行以外，还有对生员课业的考试，称为“考课二，有月考、季考和岁考。学生入学后，仅通《四书》者，入低级班(正义、崇志、广业堂)学习，一年半以后，文理通者升中级班(修道、诚心)学习，再过一年半，“经史兼通，文理俱优”者，升高级班(率性堂)。监生升率性堂，则采用“积分制”，按月考试，文理俱优者得1分，理优文劣者得0．5分，纰漏者无分。一年积满8分为及格，积分及格给予出身，不及格仍坐监肄业。清朝基本沿袭此制。
2．教师制度
明清教育的目的仍然是要培养“忠君”的官僚，因此，对教师道德、学问和言行的要求很高，监督也很严格。如国子祭酒必须遴选博学通经、德高望重、闻名遐迩的大儒。即所谓“务选天下学明行修望重，海内所向慕，士大夫所依归，足以师表一代，名盖一时者”(《明会典》卷七十八)。祭酒必须“整饬威仪，严立学规，表率属官，模范后进”(《明会典》卷二百二十)。司业则常由特简大学士、尚书或侍郎充任。博士、学正，也必由德高望重者充任。教师在教学中必须“依先圣先贤格言教诲后进，使之成材，以备任用”(《明会典》卷七十八)。同时，教师要以身示范，为人师表，即《大明会典·国子监》所说的“各堂教官，所以表仪诸生，必当躬修礼节，正其衣冠，率先勤谨，使其有所观瞻，庶几模范后学”。总之，教师要言传身教，做学生的表率。地方教官则要求由举人担任(由于待遇过低，举人多不愿就，故多由贡生担任)。
教官若有怠惰失职，致使监生有戾规矩者，举察到官，定有责罚。国子监监丞对教官负有“纠举惩治”之责，教师衣冠不整，神情倦怠，有失威仪者，也在纠举之列。地方教官则由提学官检查惩治。严厉禁止教师自由发表意见，违者不仅本身受罚，全家都要受到牵连，发配外地。博士讲义要送朝廷审查，经再三修改批准后才能使用。
明朝对教师的考核，既有和其他官吏相同的考满、考察之法，又有特殊的“学官考课法”，还有平时的考核。
考满分三步进行：自任职日起满3年初考，满6年再考，满9年通考。既考核平日工作表现，又举行考试，划出称职、平常、不称职三个等级，称职者予以升迁，平常者复职，不称职者降职。考满侧重褒奖提升。
考察是对全国官吏统一进行的，京官6年一察，外官3年一察，由吏部会同都察院及有关主官主持进行。考察侧重惩罚不称职官员。不称职者分为贪、酷、躁、不及(不胜任现职)、老、病、罢(软弱无能)、不谨等几种情况。一般来说，贪、酷者，削职为民，严重的送司法部门判刑；罢、不谨者，免职但仍保留官员身份；老、病者，令其退休；躁、不及者，降职留用或保留品级调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