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三卷本巨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终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首先推出了上、中两卷，这让我们得以窥探这一学术构想的大要。在“二十世纪”业已结束的今天，重新检验我们学术史的这一大收获，真令人浮想联翩，除了发自内心的真诚祝贺之外，我又觉得，这倒是一个让我们回酋和反思有关学术问题的好时机。
自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三位先生在1985年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以来，国内以这一名称为题的文学史著作不断出现，仅就我眼界所见，就有孔范今（山东文艺出版社），王晓明（东方出版中心），朱栋霖、丁帆、朱晓进（台湾文哲史出版社），张俊才、李扬（河北教育出版社），乔福生、谢洪杰（杭州大学出版社），苏光文、胡国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多种版本，新近又加入了德国汉学家顾彬的同名新著（范劲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其他专史有张毓茂《二十世纪中国两岸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谢冕《新世纪的太阳——二十世纪中国诗潮》（时代文艺出版社）、朱德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山东教育出版社）、张永健《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史》（辽宁少儿出版社）、郭久麟《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等，至于以“二十世纪”领题的文学史论著就多得不胜枚举了。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诞生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严家炎先生作为这一概念倡导人的导师辈学人，显然对此怀有一种长者的关怀与呵护。旱在1990年代，他就组织出版过两套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命名的大型丛书：一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由湖南教育出版社推出，一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由安徽教育出版社推出。到目前为止，这两套丛书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依然关乎百年中国文学的重要环节，笔者作为《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的作者，有幸加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在自我学术积累的同时也算是步入了“二十世纪论述”的学术视域。
中国现当代文学可以使用的描述性概念多种多样，迄今最有影响力的包括“新文学”“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现代中国文学”，以及这里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学术史上，最具有理论冲击力和广泛影响的就是我们的这一概念了。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如此需要“二十世纪”呢？这里关涉到一个学科如何确立自己的独立性的问题。
“新文学”曾经是一个得到广泛认可的历史概念，到现在也依然有它的生命力，但是，这样的新/旧对立的命名其实充满了历史的不确定性：究竟什么是“新”，什么又是“旧”？这在新文学与新文学理所当然居于文坛正统的时代似乎不成为问题，但是如果继续放眼未来则有了问题：中国文学的“新”历史肯定会长时间地推进下去，未来还将发生怎样的变动？其革故鼎新的浪潮未必不会超越晚清，五四一代，到那时，我们当何以为“新”？“新文学”又该怎么延续？或者，回首过去也会疑窦丛生：新与旧的比照却从来没有一个确定不移的标准，就像“新学”在中国学术史上一直都是一个标举自身的概念，从古文经学、荆公新学到清末西学，其内涵不断变化，不严格界定已很难作为一个名词一样，晚清以降的文学，时间不长却“新”路不定，至五四已今非营比，“新”能够在多大的范围内、在多长的时间中确定“文学”的性质，实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学术难题。当然，在1950年代，当“中国新文学学科”得以进入国家教育计划之时，“新”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这就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定位：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文学开始在国家政治的框架内生存。
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的概念同样充满了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而且内涵还格外的清晰和明确。正是在1949年以后，中国文学研究界找到了清晰辨析近代/现代/当代的办法，更确立了这几个概念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在西方学术界，一般是以地理大发现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及社会文化的兴起作为“现代”的开始，Modern Times一般泛指15至16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的历史，这一历史过程一直延续到今天，并没有近代/现代之别，就是所谓的“当代”（Late Modern Time或Contemporary Time）也依然从属于Modern Times的长时段。但苏联的历史划分有所不同，它是根据“革命史”的阶段来区分历史的，其依据就是由斯大林亲自审查、联共（布）中央审定、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由苏联史学家集体编著的多卷本的《世界通史》。中国的历史概念也沿袭了这一思路：马列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进化论成为划分近代与现代的理论基础，由近代到现代的演进在苏联就是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发展；在中国就是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而耐于标志着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五四，中国的史学家更在“现代”之中另辟“当代”，以彰显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由此确定了中国文学近代/现代/当代的明确格局——不仅时间分段上不再模糊，而且更具有明确的思想内涵与历史文化质地：资产阶级文学（旧民主主义革命文学）、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就是近代一现代一当代文学的历史转换。
新时期以后，中国学界不再满足于这样的“革命史”内涵，他们试图在更大的世界思想发展的版图中寻找“现代”的资源。特别是1990年代，中国学术界恶补“现代”课，从西方思想界直接输入了系统而丰富的“现代性知识”，特别是现代性批判的思想及其相关的知识结构给人印象深刻。现代、现代性、现代化、现代主义，这些从来不曾区分的概念第一次得到了深入而细致的辨析，中国现代文学史似乎由此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现代性”的文学史，或者说是“现代学”意义的文学叙述。
但是，我们的尴尬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无论是苏联的“革命史”观念还是新近的“现代性知识”，知识结构和话语形式都取自国外，这就产生了一个潜在的然而越来越重要的疑问：中国作家的主体经验是否存在？百年来的中国文学是否是中国作家独特经验的结果？我们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学创造，有没有以自己的理论话语描述文学发展的可能？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价值似乎也因此获得了展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既是努力探索中的让文学回归自我独立性的方式，同时也是中国学人尽力提取自身的文化经验的尝试。
“二十世纪”作为一个时间概念也曾经为国外的史学家所征用，但是外国人常常是在“纯物理时间”的意义上加以使用，相反，我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却更愿意准确呈现文学自身的性质，这就是要自觉地排除苏联“革命”史观的影响，寻求文学自身的规律。黄子平、陈平原与钱理群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中指出：“政治和文学的发展很不平衡。还是要从东西方文化的撞击，从文学的现代化，从中国人出而参与世界的文艺之业，从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从这样的一些角度来看文学史，才比较准确。”“‘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自问世以来，其概念的有效性就已经引起了绝大多数学界同仁的认可，到今天，可以说它已经成为了我们学术研究的核心术语，发挥的作用毋庸置疑。但是，是不是这样的研究方式就没有自身的问题，就是我们一劳永逸的历史叙述框架呢？这样的研究方式到今天，有没有需要我们重新检讨和反思的地方呢？
我觉得是有的。
比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本身的革命性和创造性似乎一直没有在实际的文学史书写中得到充分体现。我们今天看到的百年文学史的叙述，不少仅仅是博有“二十世纪”之名，而其实不过就是过去的近代文学史 现代文学史 当代文学史，这里既缺少关于百年历史的内在理念的探讨和分析，往往又无法提供更新的文学史素材，似乎只要题目一更换，文学史的新意就跃然纸上了。殊不知，真正的有创造性的历史叙述总是同时在理论与史料两大方面展开，没有关于历史的新的理念，历史就没有骨骼，没有新的史料，历史也就没有血肉。而要真正为我们奉献“二十世纪文学”的叙述，就需要对这一对象提出新的认识。
严家炎先生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目前同类课题中最厚重、最扎实、最富有启示意义的著作。其原因便在于他以自己长期深入的思考完成了上述的两个方面的思考：新的理念的寻找和新的史料的发现。全书虽然出自多人之手，但内在理路清晰、完整而统一，这就是“现代性”的发生与发展，从晚清萌芽到后来的逐步生发。不仅有清晰的理念的建构，而且更有大量新的史料的发现和呈现，例如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严家炎先生经过深入考证，为我们披露了陈季同的《黄衫客传奇》与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在目前所有的现代文学史著中，这还是第一次论述。此外，为了展示“世纪初”中国文坛的复杂性，著作就不仅追踪了“新”文学的创立过程，同样也观照了“旧”文学的演变过程（如旧派小说与日派诗歌），这在过去的文学史中也不多见，只有将中国文学的新/旧状态加以全面的把握和分析，我们才能真正看清文学“现代性”的内在逻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在这方面的探索值得我们关注。
当然，该书所取得的成就也并不妨碍我们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基本概念提出进一步的追问：为什么一定是“二十世纪”？我们还有没有文学史叙述的新思路？
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在于：“二十世纪”到今天已经结束，我们走进“新世纪”也十年了，这一业已结束的时间概念能否继续涵盖一个新世纪的历史情形，而“新世纪”是否又具有与“旧世纪”迥然不同的特征？如果还需要继续使用，那么其内在的逻辑性又在哪里呢？
也许是“现代性”吧？但这里的问题又出来了，归根结底，现代性从概念到知识体系都来自西方，一个异域的理论模式是否可以完全呈现我们自己的体验？我们是否已经就属于了一个世界统一的“现代”命题？晚清以后，中国遭遇了“现代”的冲击这肯定没有问题，问题是遭遇这些“冲击”之后的中国精神是否就可以在“全球一体化”的层面上借助外来的文化命题加以解释，或者我们还是应当回过头来，重新清理中国文化与中国精神自己的应变机制与调整过程，而这样的“应变”与“调整”，与其说是对西元计年的18-19-20世纪的延伸，还不如说是对先秦一两汉一南北朝一唐一宋一元一明一清等历史既有过程的追溯和延续，当“清”的历史在外部世界——一个正在推进“现代化”的外部世界——的冲击下难以为继的时刻，中国历史需要在“民国”的框架中获得新的生机，中国的知识分子也需要在“民国”的想象中开启一轮新的文学之梦。在这个时候，“民国”作为历史发展特殊的意义就显示了出来。
我以为，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考察中引入符合历史实际的国家形态的视角，不仅仅是呼应了“中国文学史”固有的秦汉一唐一宋一元一明一清的以国家社会形态为基础的叙述模式，而且更有利于在一个准确的时空范围内厘清中国作家的特殊人生体验、社会遭遇、政治处境以及他们所依托的文化传播方式——事实证明，恰恰是在这些对文学影响甚深的领域，中国文学因为有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而呈现出了一系列的重要差别。
以此区别现代与当代，似乎更为切实和有效，而且，在过去“新文学”“现代文学”乃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论困难也出现了新的机遇。
民国文学，新中国文学，这能否成为未来文学史研究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