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高校从事文学教育的缘故，常常有四面八方的朋友给我提出这样的要求：“能不能给我孩子讲一讲：如何才能学好语文？”面对这些急切的中小学生家长，我一时间真不知道该有怎样的回应，因为现实的教育体制不断提醒我的事实是：高等院校的文学教育与目前中小学的语文教育存在着深刻的隔膜，其教育目标、教育手段与教育过程都有着很大的不同，我其实并不能以一个高等院校的“体验”去说服另外一种教育体制的受教育者。于是，通常的应对就成了：请一位受教于我而目前又正在中学任教的小老师，由他去现身说法吧！
当然，这个时候的现身说法通常都是关于如何提高“语文成绩”的种种方法。
这些方法自然是我所不熟悉的，也无法通过传授这些方法来提高受教者的“语文成绩”。只是，对今天的“学好语文”就等于“语文成绩”的现实，我却常常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奈。我困惑的是，对于语文这样生动而富有感染力的学科，怎么就逐渐为各种考试的分数成绩所僵化起来？而且各级评价指标都莫不是以这样的阿拉伯数字的成绩作为主要的依据，各级老师纷纷以这样的分数成绩作为“语文好”的证据，各级学子也莫不以熟悉、习练各种语文试题为重要的“学习”方式！于是，充满艺术性与情感性的语文也就与数理化一样几乎完全等同于“做题”了，数理化有数理化的“题海”，语文也有语文的“题海”——连作文都在实际上成了一种特殊的“做题”，因为我们有“经验”的语文老师已经总结出了一整套通过若干句子与特殊的结构吸引阅卷老师、获得较高分数的“技巧”，按照老师们坦诚的表白：这其实与学生真实的写作能力无干！
于是，我真的觉得需要从另外的角度追问“语文的意义”了。
虽然在目前的教育评价体制当中，我们的中小学生还不得不沉浮于各种各样的“题海”，但是我依然想说，将语文等同于各种做题的技巧恐怕是相当不幸的现实。因为，这样一来，我们不仅不能进入语文的殿堂，而且还会因此逐渐丧失掉人生最可宝贵的东西：我们的激情、灵感、想象力与诸多对生命的体悟。习题是有限的，但与生命相关的这些东西却是无限的；语文作业终将会“随风而逝”，只有我们生命的体验与激情的想象是永恒的。
回想我自己的中小学时代，对于语文始终有着浓厚的兴趣。那个时候，我们的教育事业正遭遇空前的衰落，我们并没有更多的文学著作可读，《诗经》和《楚辞》，李白和杜甫，巴金和茅盾，莎士比亚和海明威……所有这些陈列在今天大小书摊上的经典著作我们都没有机会接触。但是，谢天谢地，我们也没有今天那些触目惊心的“题海”！于是，我们的感性心灵依然保持了相当的自由空间。我还十分怀念我的小学语文老师，虽然那时除了“毛主席万岁”和阶级斗争的语录她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教授的了，不过她却以那些美丽神奇的民间故事保存了语文课特有的魅力。在那个时代，我们国家的文化几乎被荡涤一空，倒是我们的语文课竟然还成为唯一闪烁着文化光彩的所在。这就不能不感谢我的语文老师们，正是他们以语文所特有的亲切和情感力量滋润了我干涸的心田，开启了我走向文学的大门。
在我的中学时代，教育已经开始了它的正常化道路。不过，在这个时候，“题海”还没有来得及“编就”，于是，我的语文课继续以亲切和感人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在数理化枯燥的演算之后，我捧起了科幻小说，捧起了鲁迅杂文，这是一个奇丽的艺术世界，足以让人流连忘返，足以让人如痴如醉。接着，就是在一种看似理所当然的情感逻辑中，我寻求把这样的感悟表述在自己的“作文”里——尚没有形威“考试工具”的模式化写作真是一项令人愉陕的活动，我那时是多么珍惜每一次作文的机会呀！我甚至还因此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在这样愉快的写作中成为一位杰出的作家！总之，在这个时候，在我的心目当中，语文就是作为那些过分理性和刻板的数理化知识的调剂而存在的。似乎，数理化是引导我们进入客观的物质世界，而语文却让我们走进了自己的主观世界。数理化让我们开始理解和掌握客观世界的“常识”，而语文吸引我们体味精神世界的丰富与多彩，让我们逐渐变得充实和有思想的能力。到后来，我甚至发现，自己对语文的这种兴趣还反过来推动了我的数理化学习，帮助我形成了对几何与空间概念的想象。这充分证明，一个人的情感世界、精神世界的开发同样有利于拓展他对客观世界的把握能力。
后来的事实是，我并没有按照中学时代的幻想完成自己的设计——成为一名文学创作者。不过，在那些由语文而生发的美梦中，我却步入了文学的宽敞的殿堂，直到最终成为一名文学研究者与语文工作者。即使是在今天这个时候，语文工作对我而言也并不仅仅意味着就是职业，在一个更重要的意义上，它还是我自己的人生的乐趣，是我精神的寄托！
今天的中小学语文已经置身于一个相当开放和宽敞的背景了，我们拥有那么多可读的文学，面对了多种人生的设计，在这个意义上看，人生盼决乐特别是我们精神世界的充实与快乐更有了实现的可能，不过，令人困惑的却是，恰恰是在这个时候，语文也如此紧密地与各种练习、考试连接在了一起；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有了更多的快乐，但许多的快乐却来自单纯的物欲或者感官的刺激，而并非来自像语文这样的精神追求的空间。在这个时候，除了应对未来社会角色的种种“工具性”需要之外，语文究竟可以在青少年的自我成长中承担怎样的精神使命，究竟我们的语文与我们精神的快乐之间应该出现怎样的良性的连接，这显然应该成为一个新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