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我国正处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在农业问题上，由于1958年所谓的“大跃进”，加之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搞得太急太快太粗，特别是片面强调“一大二公”，以致出现“一平二调”，“共产风”严重泛滥，极大地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农村生产力。1962年7月，邓小平针对当时安徽省等农村出现的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而党内又有严重争议的包产到户等形式的生产责任制，阐述了他对改革农村经济体制、调整农业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问题的独特见解。他说：“生产关系是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他还说：要“调整公社、大队、生产队的体制，这也是一个大政策。”在这里，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提出了调整、改革农村经济体制、农业经营方式以利于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论点，充分反映了他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以及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5．全党要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1975年3月5日，邓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说：“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6．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这是一个大政策
1975年8月18日，邓小平在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说：“要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这是一个大政策，等中央批准了再办。总之，要争取多出口一点东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1978年10月还说过：“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
7．关于以农业为基础，加强基础工业薄弱环节的工业化道路和战略目标的构想
1963年8月，邓小平在工业决定起草委员会会议上对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和战略目标发表了重要讲话。他重申毛泽东关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同时，强调指出：“关于工业的发展问题，我主要考虑的是如何立足现实，瞻望前途。”“制定发展工业的方针和规划，要考虑农业基础、工业基础、科学技术基础，加上管理水平。”他还说：“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从长远看会发展得快一些、好一些。我考虑，在一定时期，我们工作的重点必须按照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适当解决吃、穿、用的问题（当然是低水平）；工业本身必须着力解决基础工业薄弱的问题。”
8．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要抓教育，使教育事业有一个大发展
1977年5月，邓小平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还在1975年，邓小平就尖锐地指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1978年3月，他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说：“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是教育。我们要全面地正确地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端正方向，真正搞好教育改革，使教育事业有一个大的发展，大的提高。”
此外，在这一时期的领导工作中，邓小平在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外交、党建等诸多领域，都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战略思想和理论观点，也是其初步形态的发展观的组成部分。
三、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92年初南方谈话前，这是邓小平发展观创立、形成、成熟阶段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以此为标志，我们的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实际上这是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篇重要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根据邓小平报告的精神，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明确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全会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指导方针，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并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这就为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影响历史弥深：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会议揭开序幕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从这里开始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在遭受严重挫折之后开始在这里重新焕发生机。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至1992年初南方谈话前，邓小平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完整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观。其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主要有：邓小平经济发展观、邓小平政治发展观、邓小平军事发展观、邓小平教育发展观、邓小平科技发展观、邓小平文化发展观、邓小平外交发展观，等等。这些在导论中已作过简述，不再重复。贯穿所有邓小平发展观核心的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一切从实际出发，最根本上就是一切都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起来的思想结晶，是总结国内外历史经验作出的科学论断。1981年6月，邓小平主持制定、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以后，党的十二大和十二届六中全会等形成的决议都对这个论断作过论述。1987年8月29日，邓小平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时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系统地论述了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高度评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意义，认为这是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历史飞跃之后的第二次历史飞跃。十三大以后，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从历史经验和现实意义的高度继续进行深刻的阐述。他说：“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说来，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又说：“党的十三大的特点之一是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坚定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