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著名哲学家任继愈先生在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论集》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这样说：“过去的华夏族，是中原地区众兄弟民族不断融合的结果。汉族也是秦汉以后，经历了若干世代众兄弟民族不断融合的结果。我国民族在历史上有多次的大融合：殷周时期为第一次大融合，当时主要是东方、西方各民族的大融合；秦汉时期为第二次大融合；隋唐时期为第三次大融合；宋、元、明、清为第四次大融合。由殷周上溯，龙山文化，仰韶文化，已经说不出是汉族的前身还是其他兄弟民族的前身，应当是黄河流域各族共同创造的。”哲学家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作出了准确的论断。任继愈先生提到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融合是在殷商时期，主要是东、西方各族的融合，从大量史料及考古发现看，这次融合乃是华夏族与由西向东迁徙到黄河流域的古羌族的融合。羌人携羊图腾文化东进而来，与华夏文化融为一体，共同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
（一）伏羲氏于羊角图腾柱上观象画卦
《方舆纪要》卷五十九《陕西·成纪废县》引《帝王世纪》云：“伏羲生于成纪。”刘尧汉先生经大量调查、考证，认为成纪即今甘南天水地区，且这里是古羌戎活动的地区。因为渭水源出天水地区渭源县，东流经天水县入陕西境，为古羌水，由此可知这里为古羌居地。伏羲又写作“跦遊”，二字均从“汙”，它象征伏羲是远古羌戎虎氏族部落的图腾名号。从刘尧汉先生的考证中我们知道，以羊为图腾的古羌后来出现了虎图腾部，但并未完全失去羊图腾制，伏羲的“羲”字从“羊”即可为证。
伏羲是传说中教民捕鱼畜牧，以充庖厨的部落酋长，更重要的是他曾“观象画卦”。《易·系辞传》云：“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庖羲”即伏羲。伏羲氏观象画卦所凭借的工具是什么呢？这个问题需从图腾民族的图腾柱说起。丁山先生在《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一书中说：“在氏族社会，以图腾为宗神，每个家族的闾里之口都立有图腾柱（Totem pole）以保护他们的氏族。所谓图腾柱，大抵雕刻为鸟兽怪物形。”这“鸟兽怪物形”就是该家族的图腾的形象。图腾柱所立之地一般为氏族成员祭祀的地方，人们在图腾柱下跳图腾舞，向神灵献祭。图腾柱之所以为长杆形，意即可以通天、通神灵。丁山先生根据图腾祭对“示”字进行了解释：“示所从二或一，是上帝的象征；其所从|正象祭天杆；杆旁之八，盖象所挂的彩帛；示字本义，就是设杆祭天的象征。”也就是说“示”字所象之物为图腾柱，也称祭天杆。立图腾柱是为了保护本氏族，在图腾柱或称祭天杆下祭祀当然也是为了祈福于神灵和天。那么“示”所象之图腾柱或祭天杆只有这一个作用吗？我们来看一下《说文》中的“示”字：“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古文上字），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那么“示”的本义到底是什么呢？分析一下丁山和许慎的解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图腾氏族所立之图腾柱或祭天杆，本义是为了祭天，但祭天杆随着日出月落而在地上有不同的投影。这本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但没有什么天文知识的原始先民把这看成了天所表现出的吉凶之象。因而“示”也具有了“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的作用。伏羲氏为传说中的第一位“观象于天”、“观法于地”之人，根据上面的分析，伏羲亦应是在图腾柱上观天观地的。
陆思贤先生在《神话考古》一书中认为，伏羲氏是在羊角图腾柱上观象画卦的。伏羲是古羌羊图腾转化为虎图腾的部族，但考古发现很少有虎图腾柱，却有羊图腾柱。西安半坡遗址上发现一图案，考古报告定名为“弯角羊头正面形象”。内蒙古阿拉善右旗曼德拉山最高点上有羊角柱与牛角柱并列在一起的岩画。辛店文化遗址上有羊角柱、牛角柱彩陶图案。上述地方可以说都是古羌的活动范围，当然也应是伏羲部的居地。另外，在甲骨文中，表动物名称的字一般取象全形，如致清和马、虎、鹿等，而牛、羊二字却部分象物，且都有贯通上下的竖笔画。羊，甲骨文作□；牛，甲骨文作□。突出羊（牛）角，以角概全体。《说文》对“羊”的解释是：“从□，象头角足尾之形。”也就是说，在“羊”字出现之前，已先有了“□”字，而枟说文：“□，羊角也。”说明当时人们在“羊”字前，已普遍接受了“□”即这个符号，而这个“□”就是羊角图腾柱。再者，“□”和“观象画卦”的“卦”字音相近。《说文》：“□，羊角也，象形……读若跦（乖）。”《说文》：“卦，筮也，从卜圭声。”也就是说伏羲所画之“卦”与羊角图腾柱“□”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基于上述种种，陆思贤先生提出，伏羲氏的立杆测影、观象画卦是从羊角图腾柱上开始的。
关于八卦为谁所画有几种说法，如伏羲八卦、文王八卦等，但对于八卦究竟是凭借什么所画，却很少有人论及。陆先生提出的“伏羲氏于羊角图腾柱上观象画卦”的观点可说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一说，也是很有道理的一说。因为伏羲氏不可能凭肉眼观天测地，甚至可能不会想到观测天地。正是羊角图腾柱在地上的投影启发了他，使他开始利用图腾柱进行观象画卦的工作。而产生于羊角图腾柱下的八卦图对华夏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炎帝姜姓
炎帝是古史传说中人类的祖先，影响很大。至今我们仍说中国人是“炎黄子孙”。炎帝部族也是传说中最早从事农业的部落，所以，人们也称炎帝为“神农氏”。那么炎帝姓什么呢？史书记载，炎帝姜姓。《后汉书·西羌传》说炎帝乃“西羌之本……姜姓之别也。”炎帝出生的地方在姜水。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云：“炎帝神农氏，姜姓，母女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于姜水，是其地也。”《水经注》“渭水”条对“姜水”作了解释：“歧水又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又有说炎帝出生地在常羊、羊头山等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春秋纬元命苞》云：“少典妃安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之于常羊，生神农。”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十五引《后魏风土记》云：“神农城在羊头山上，山下有神农泉。”姜水、常羊、羊头山，三者当为同一地之山水，且皆以羊命名，而炎帝又为姜姓，可见炎帝部与羌是融为一体的。当然，史书中并没有记载说炎帝氏族以羊为图腾，《帝王世纪》说炎帝母亲“有神龙首，感生炎帝”，而炎帝本人是“人身牛首”。说明羊图腾已开始向牛图腾、龙图腾转化。这个转化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相应的。当人类处于采集、狩猎阶段时，羊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是巨大的。但进入农业社会后，牛渐渐取代了羊的地位，而成为人们的图腾，图腾的形态也在发生变化，不再是动物的自然形态而是半人半兽，而且出现了并不存在的、集各种动物之形态为一身的动物——龙。可以看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希望所崇拜的对象更强大，更能适应目前的生活。
然而，图腾的产生不是一朝一夕的，当然也不会转瞬即逝。有时，几种图腾是并存的。所以，尽管炎帝部有牛图腾，有龙图腾，但并不能说没有羊图腾。至少人们对羊是崇敬的，怀着美好感情的。这种心理代代相传，历久犹存。史传炎帝部曾作过大规模迁徙，“初都陈（河南淮阳），又徙鲁”（《帝王世纪》）。说明炎帝部是由发祥地渭河流域沿黄河向东发展。东徙的炎帝姜姓部落后来建立的国家有申（河南唐河境）、吕（河南南阳境）、许（河南许昌境）、齐（山东北部）。随着迁徙，他们也将自己的风俗惯制、宗教信仰带至迁徙地。据《墨子·明鬼》载，齐国有一只与皋陶的“獬豸”一样的神羊，能别曲直，竟使不直者折脚乃至身亡。这正是羊图腾观念的反映。山东临淄是齐国故都，这里出土的器物上常有表现着羊图腾内容的对羊和树的图案。这一带出土的汉画像石上，也可以看到以羊头羊角为中心、双凤双鸟朝向羊头的画像。河南洛阳一带西汉墓壁画上也有羊头形雕绘。
另外，黄帝似也与羊图腾之姜羌有一定的联系。《国语·晋语四》：“昔少典氏娶于有娇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也就是说，黄帝与炎帝乃同母异父兄弟。
《封禅书》中所封的战神兵主蚩尤乃炎帝之裔。《路史·后纪四·蚩尤传》说：“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其“出自羊水”（《初学记》卷九引《归藏·启筮》）。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晋陶潜《读山海经》）的刑天乃炎帝属臣，与黄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山海经·海内西经》），大概是还其故处之意。
（三）夏商周族与羌
1.大禹出于西羌
《史记·六国年代序》中有：“故禹兴于西羌”的记载。陆贾《新语·术事》中说：“大禹出于西羌。”《盐铁论·国病》中也有：“禹出西羌。”由此可知，夏之祖禹是出自于羌的。关于禹与羌的关系，我们要从尧说起。《潜夫论·志氏姓》曰：“炎帝苗胄四岳伯夷为尧典礼，折民惟刑，以封申吕，裔生尚，为文王师，克殷而封之齐，或封许向，或封于纪，或封于申……皆姜姓也。”从这段话我们知道，炎帝的后代四岳、伯夷为尧制典与刑，维护天下秩序，尧封四岳、伯夷于申、吕。后裔中有名为尚者，也就是吕尚，曾为文王师，又助武王伐纣建周。周封之于齐、许、纪、申等地，但都为姜姓。后人也称吕尚为姜尚，即由此而来。说明姜姓部族在尧时是非常重要的一支，姜姓之四岳、伯夷为尧之重臣，相传尧传位于舜时，是经四岳推荐，而舜挑选贤人时，又咨询四岳，最后选中了治水有功，“出于西羌”的禹。正因尧、舜与姜羌的密切关系，所以禹出于西羌是完全可能的。史学家徐中舒也论证过“夏王朝的主要部族是羌”，“夏族属羌”。
汉代王充《论衡·是应》记载了一个尧时的“神羊”的传说：尧时有一个大臣皋陶，是法务官，他有一只袖羊，即“汍听”，“汍听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所以“皋陶敬羊，起坐事之”。后世的法官们为了使自己具有羊的神力，皆戴羊角帽来断案，此风影响到秦汉。这个神羊的传说是羊图腾向羊神崇拜的转变。人们崇拜的羊已开始脱离其自然属性而被赋予一定的社会属性，这是社会发展之必然。但由此我们却可了解羊图腾崇拜在尧时是存在的，且很有影响，故而才会有这样的传说。
如果说尧、舜只是任用了姜姓之人为重臣而有“皋陶敬神羊”的传说，那么对于其祖“出于西羌”，而且“主要部族是羌”的夏来说，羊图腾文化的流播是可推想而知的。
2.殷商与羌
殷商之时，商王频频发动战争，羌人常被俘掠，并作为祭祀的牺牲。对此，卜辞多有记述。而羌也向商称臣，《诗·殷武》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莫敢不来享。”《竹书纪年·武丁》：“三十四年，王师克鬼方，氐羌来宾。”《竹书纪年·成汤》：“十九年，氐羌来贡。”但同时，卜辞中也有商王娶姜姓女子为王后的记载。据于省吾先生考证，卜辞中“坏于小乙三姜”（《京津》771）是说小乙娶女姜为冥妇；“姜力”（《乙》5405）是商王娶女姜为妇之证；金文《矢令簋》与《抆卣》中有“王姜”之称谓，这是说王后为姜姓。也就是说，殷商时，商与羌有着战争的对立，但同时也有君臣、婚媾的关系。
甚至商王名号也是与“羌”有关的字。卜辞中有“□甲”，如“……于□甲”（甲119），又有“……祭□甲”（前1·41·7）。“□甲”是商王名号。郭沫若释“□”为“□”，并认为“□甲”是史书中的“沃甲”。那么“□”是什么意思呢？于省吾先生作了正确解释。他认为“□”乃是古“敬”字，是从羌字孳乳而来，意为戴羊角而跪，以示虔恭。戴羊角而跪当是羌人举行图腾仪式时的服饰及动作，商王以此为名号，足见羌人羊图腾文化对商的影响。
殷墟出土了大量的羊形青铜器、玉器。如著名的四羊方尊，尊肩四面以圆雕形式各铸一卷角羊之前躯，形象宁静而不失威严。器形与动物形象浑然一体，造型雄奇，铸造精良，堪称殷商青铜器中之精品。另外还有双羊尊、羊头匕等等。有的青铜器上还刻有羊形族徽。许多祭器、酒器上也都刻有羊头纹，羊角纹。这都反映出羊图腾文化对殷商文化的渗透。
我们知道姜尚姜太公是助文王、武王伐纣灭商的大谋士，而在事文王、武王之前，姜尚曾是纣的大臣。《齐太公世家》云：“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而卒西归周伯。”可见殷商大臣中也不乏羌人。相传，殷商将亡时，商之牧野曾出现了一只为了审判商纣王的罪而来的神羊——夷羊。《周语》：“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韦昭解：“夷羊神兽。”高诱注云：“夷羊土神，殷之将亡，见商郊野之地。”（《淮南子·本经训》）传说毕竟是传说，但从中却正可窥见羊图腾观念的存在。
3.后稷之母为姜嫄
周的建立是在姜姓之姜尚的帮助下实现的。《尚书·牧誓》中还有武王率羌人伐殷的记载：“王曰嗟，我友邦杗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及庸、蜀、羌、沖、微、沍、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矛其誓。”
更有传说周的祖先、教民稼穑的农神后稷，其母为羌族姜姓之姜灶。姜灶出野履巨人迹而感生后稷。《诗·大雅·生民》对此作了详细描写：“厥初生民，时维姜灶。生民如何，克鄗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坼不副，无菑无害。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鄗祀，居然生子。诞鉋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鉋之平林，会伐平林；诞鉋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沘，厥声载路……”《史记·周本纪》对此也作过记载：姜灶踩着上帝的脚指印，心中突感欢欣，于是怀了孕。姜灶生后稷时，《诗·生民》以“先生如达”喻之。《笺》曰：“达，羊子也……生如达之生，言易也。”意思是说姜灶生稷乃头生，却非常容易，如羊胎，胎衣不裂，也未难产。这虽是一个比喻，然而周祖如羊生却不能不说是羊图腾观念的反映。姜灶因怀孕已深感不安，且如此容易，无灾无害就生下了儿子，以为不祥，所以打算遗弃后稷，后稷又名弃，原因即在此。然而姜灶三弃后稷而不成，其中一次弃后稷于狭窄简陋的小巷，却有羊、牛来保护后稷，给他喂奶，羊保护了周祖后稷——又一羊图腾观念的反映。这使人想到古希腊最高神宙斯，宙斯生下来后被其父扔掉，以后由母山羊阿麦尔特亚养大，宙斯的化身是双角弯弯的绵羊。不同的地域而有几乎相同的传说，这个现象大概只能以原始社会普遍存在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图腾说解释。经过三弃三收后，姜灶认定后稷为神，再不准备抛弃他了。这样的经历对后稷来说正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时，对其肌肤、筋骨、体魄、意志的考验。后来在母亲的指导下，他致力于稼穑之事，成为周之始祖及农神，对中华民族贡献很大。而姜灶也被周人、羌人尊奉为“老祖母”，称她为大地的母亲、生殖和丰收女神。传说中姜灶氏族所在地在现陕西武功一带，每逢农历正月十六，人们都要在姜灶祠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以纪念姜灶。感谢姜灶对中华民族发展所作的贡献，感谢姜灶之子后稷教人稼穑。姜灶祠在上阁寺顶端，位置极高。这一天，男女老幼列长队举旌旗来到这里，陈五谷，燃香烛，焚黄表，并宣读祭文，整个祭祀活动显得异常神圣。
以上对羌与华夏民族的关系作了一个简单勾勒。于省吾先生曾指出：“古代华夏民族在很长时期内，与羌族即有婚媾血缘的联系，又有战争上的频繁接触，比任何其他外族的关系都较为密切。”的确如此。羌文化与华夏文化水乳般交融在一起，形成了华夏民族共同的文化源头。羌人羊文化作为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