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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司马迁与《史记》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不单记载中国本土的事,也兼载国内少数民族和邻国的民族源流与历史发展,为史书开辟了“外国志”的道路,开辟了“学术史”的道路。由此可见史记于史学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出生于史学世家。他的先世是周朝的史官,其父司马谈在汉武帝前期官为太史令,著有《论六家要旨》,有志于著述汉史,临终嘱咐司马迁记汉事、修史书。

司马迁博通典籍、掌握史书,善于诗赋,精于散文。他20岁开始远行,到处调查访问,搜集资料,了解风俗,为修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太史公书》约于汉武帝太初元年至征和二年间(前104~前91年)撰成。这书后人通称它为《史记》,共130篇,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分传记为本纪、世家、列传,以八书记制度沿革,立十表以通史事的脉络,为后世各史所沿用,成为二十六正史之传统体例。天汉二年(前99年),他的同僚李陵出征匈奴时被围,在矢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匈奴。消息传到长安,武帝大怒。朝廷的文武百官,都大骂李陵投降可耻。司马迁不作声。武帝问他有什么意见,书生气十足的司马迁百言不讳地说:“李陵转战千里,矢尽道穷,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他虽投降,尚属情有可原。臣以为只要他不死,他还是会效忠汉朝的。”盛怒中的汉武帝听了司马迁这番话,认为他是为李陵辩解,是在故意贬低当时正在打匈奴而又很不顺利的李广利,于是命令把司马迁判为死罪(以宫刑代替)经过6年的囚禁生活后,武帝任命他为中书令。从此他埋首奋发著述,终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巨著──《史记》。

《史记》上迄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全面记叙中国上古至汉初3000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概貌。《史记》严谨求实,被认为是“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亦为后代史籍之楷模。郑樵所说“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实为至公之论。《史记》成三家之言气有着独特的思想高度。“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这种有悖儒学传统观念的强烈批判精神,为后代思想家所鲜有。

司马迁42岁那年,开始夜以继日地着手写作《史记》,几年以后,写出了《史记》的部分手稿。司马迁把它呈给武帝,武帝先是很高兴,但翻了一下,就皱起了眉头,接着是大发雷霆。因为司马迁在书稿中毫不避讳地举出了武帝的错误,便立即召集文武大臣,将《史记》手稿交给大臣们传阅,大家都不敢讲话。老丞相跪地为司马迁求情,御史大夫也站在丞相一边。武帝无奈之下,从轻发落,让司马迁修改《史记》。

司马迁得知让他修改《史记》,无比痛苦,肝肠寸断,一怒之下要去辞官,并说:“不求苟活于世,但求无愧我心。”但是,这时他又想起了在父亲灵前的誓言:“一定要完成老人家著史的遗愿”,于是,他决定修改手稿,并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将武帝的过错分散在诸多章节中,这样就不易被发现了。

不久,汉军北伐匈奴胜利而归,武帝吩咐司马迁将此事记入史书。司马迁本来只为卫青立传,但是他经过调查,发现李广威武无敌,战功显赫,却含恨而死,决定也为他立传。有人善意地提醒司马迁:“你这样做,只怕又会引来祸端。”而司马迁却一笑了之。

《史记》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地位,实为中国纪传文学之鼻祖。其人物描写极为成功,尤擅长于冲突中展示人物丰富、鲜明的性格,情感充沛。《史记》语言生动,极富感染力,堪称纪传文学之典范,对后世散文传奇、戏剧小说的创作有直接影响。鲁迅先生更是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