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研究得出了如下几点比较重要的结论：
第一，本书第四章以我国证券市场2002～2004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沿袭LAPORTA等人（1999）的研究方法，将上市公司按照其最终控制人的所有权性质进行了界分。全体样本公司的研究结果表明，国有、集体和民营这三种不同所有制形态最终控制人类别其公司价值并没有显著不同。国有控制样本公司的回归结果表明，随着政府层级的提高，公司价值增加，国有控制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托宾Q值呈正U形关系，资产负债比率与托宾Q值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民营控制样本公司的回归结果表明，金字塔控制结构下民营最终控制人的所有权比例与托宾Q值正相关，而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与托宾Q值负相关，分离程度越高，托宾Q值越低。与国有控制上市公司样本回归结果恰恰相反，民营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托宾Q值呈倒U形关系；民营上市公司资产负债比率的回归结果同样与国有控制样本的回归结果显著不同，其与托宾Q值显著正相关。
第二，本书第五章在第五章研究的基础上引入了市场化进程指数、政府干预指数、法治水平指数、公司是否海外上市以及公司是否受到过证券监管机构的处罚等变量，来考察外部治理机制是否能有效地改善公司的治理水平，减少代理冲突，从而提高公司价值。全体样本的多元回归结果表明，市场化进程越快的地区、政府干预越少的地区和法治水平越高的地区，其所属上市公司价值较高；公司在海外上市同样有助于提高公司价值；但是，公司受到过监管机构的处罚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我国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未起到应有的作用。国有控制上市公司样本的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化程度越快的地区、政府干预越少的地区和法治水平越高的地区，公司的价值越高；公司海外上市与公司价值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这表明海外上市并不能有效地改善国有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提高公司价值；公司受到过监管机构的处罚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我国证券监管机构对国有上市公司的监管存在严重的滞后性和无效性。民营控制上市公司的回归结果表明，市场化进程指数与民营上市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不显著，这与民营上市公司基本都在充分竞争的环境中经营有关；政府干预指数与民营上市公司价值之间也无显著关系，这说明政府干预主要会影响国有性质的上市公司，而对民营公司影响不大；法治水平指数和公司海外上市均与民营上市公司价值显著正相关，说明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确实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机制；我国证券监管机构对民营上市公司的处罚这种机制似乎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其作用仍然非常有限。
第三，本书第六章以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作为代理问题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研究了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对公司价值有何影响；不同性质的最终控制人所控制上市公司其对外担保程度是否有显著不同；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是否可以有效地抑制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从而减少代理冲突。全体样本公司的多元回归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相对发生金额与托宾Q值显著负相关；民营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相对金额要高于国有上市公司；法治水平高的地区，其所属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相对发生金额小；公司海外上市可以起到一定的正面作用，但作用并不显著；受到过证券监管机构处罚的公司和未受到过证券监管机构处罚的公司其对外担保程度并无明显差异。国有样本公司的回归结果表明，对外担保行为所造成的代理冲突并不十分严重，因此其对于公司价值不具有显著影响；不同类型的国有控制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其对外担保相对发生金额并无显著差异；法治水平高的地区，其所属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相对发生金额小；发行H股或N股对减少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作用不明显；受到过证券监管机构处罚的公司与未受到过证券监管机构处罚的公司其对外担保行为也没有十分显著的差异。民营样本公司的回归结果表明，对外担保相对发生金额与托宾Q值均呈负相关关系，且大部分模型中其具有相当的统计显著性，说明对于民营上市公司而言，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确实加剧了代理冲突，从而损害了公司价值。
第四，总的来说，实证研究结果基本支持我们第一章的理论分析，说明在我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下，不同类型最终控制人所控制的上市公司其公司治理水平可能并没有显著差异，上市公司的最终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代理冲突，这种冲突不利于公司价值；而竞争越充分，企业合约不完备和信息不对称程度越得到改善，企业的价值也更高；政府干预是一种产权未能得到明确界定的表现，这种情况在国有控制的上市公司更为明显，规范政府行为，限制政府不当干预，将极大地促进公司价值的提升；尤其重要的是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我们分别用各地区法治水平、公司是否在海外上市以及公司是否受到过证券监管机构的处罚来度量我国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研究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对于减少代理冲突、提升公司价值的重要性；研究结果也表明，我国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存在滞后性和无效性，说明这种保护投资者的机制尚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