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提问12月9日是怎样一个节日，恐怕大多数读者都难以准确地回答，其实很简单，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诺贝尔奖，每年都选择这一天举行授奖仪式。12月9日，阿尔弗勒德·诺贝尔逝世的日子，在世界各地众多拭目以待者眼中，这一天和一项至上的荣誉有关。它是对人类文化各个领域内劳动和成绩的一种肯定。于是我不禁猜测：当每位获奖者在天涯海角获知喜讯的瞬间，会有怎样的心情和态度？如果描述出来，足够写一本书。实际上它是无法传达的，这样的心理活动太丰富了，也太微妙了，荣誉的桂冠天外飞来，并非幸运、欣慰、惊喜之类词汇能概括，那份芸芸众生无法想像的感受永远徜徉在字典之外。
1933年初冬，侨居法国的俄罗斯作家蒲宁去市区看电影，路上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也许此时此刻，在欧洲的另一边，正决定着我的命运？”然而一跨进剧院，他就把遥不可及的斯德哥尔摩忘到了脑后了。正看得津津有味，黑暗的放映厅里响起一阵放轻了的脚步声，一道手电筒光照过来，有人碰碰蒲宁的肩膀，压低声音，庄重而激动地告诉他：“斯德哥尔摩来长途电话！”这个电话立刻使他本来贫困潦倒的生活戛然而止，以至后来他站在巍峨的领奖台上，在演讲中（无线电正把他的声音传向整个欧洲）也承认：“在我作家生涯中所有欢乐中，现代科技的这项小小的奇迹，也就是从斯德哥尔摩挂到格拉斯的这个长途电话，给予作为一个作家的我以最大的喜悦。”
在讲坛上蒲宁还追忆道：他从剧院返回家时走得很快，但心情十分平静，甚至还有隐约的遗憾，为没能看完那部精彩的电影。他说：“此外就是抱着一种超然物外的态度，不相信通知我的是真事。”然而事实打消了他的怀疑，远远地可望见郊区的山坡上，他的家宅从上到下灯火通明，而平日里这幢坐落在荒芜的橄榄园中的贫寒农舍，一向是寂寞冷清的。他在日记里写道：“于是我的心一下子忧伤地揪紧了，我的生活发生了某种转折！”
读到这一段文字，我深深同情作为流亡者栖身异乡的蒲宁，因为我从他身价的瞬间万变中联想到灰姑娘和冰晶鞋的故事。看来，童话永远不可能从无法评说的生活中绝迹。
还有一幕激动人心的场景，对于几乎所有获奖者都是相似的：从各国首都陆续挂来的长途电话，用不同的语种表达着同样的意思；而邮差也会不停地按响门铃，送来从世界各地发来的贺电；客人携带的花篮、记者高举的镁光灯，使获奖者恍然以为处在世界的中心，接受全世界的注目。这些，都与荣誉俱来，都是荣誉的表现形式。
难怪希腊神话里特意安排了一位幸运女神，以手持金苹果的姿态，裁判着芸芸众生的心潮起落。那落在头上的彩球能使某个人一生产生出戏剧性效果。想到这里我有点感叹，记起了那个拾捡到百万英镑的美国青年（马克·吐温小说中的人物），他获得了很多浮华的赞誉，然而其实什么也没有，至少在内心深处一贫如洗。一切并非仅依靠运气就唾手可得，否则它无法构成真正的信仰。
通向诺贝尔领奖台的路究竟有多长？只有心灵知道，只有脚步知道，如果把所有亲自领奖的获奖者的演说稿搜集在一起，相信那将是一部可歌可泣、百感交集的心灵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