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兰波，我常常会联想到中国的李贺。在唐诗中，李白有诗仙之誉，李贺则有诗鬼之称，在某种程度上，鬼才比人才更能独辟蹊径。同样，诗歌能超凡脱俗的两大境界即仙境与魔境。兰波跟李贺一样，是成不了仙的，却无法自控地走火入魔了，这对于他们的作品倒不算件坏事。他们发挥了诗歌中的魔幻现实主义，从思想到意象都诡秘多变。兰波和李贺还有一点相似之处：都是早夭的天才。兰波于1891年因癌肿扩散（魔鬼的病灶）而夭折，年仅37岁。
按常规的说法，诗仙来自天堂（又叫谪仙），诗鬼则应该来自地狱。所谓的魔境，是地狱扩大化的投影。或者说，魔幻诗人的内心自有一座微型地狱，终年不见阳光，却执拗地笼罩着某种冷冽彻骨的阳柔之美。读兰波的诗是需要勇气的，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可视为幽灵的歌吟。恰巧他的第一部散文诗集就叫《地狱一季》，似乎证明了作者非同凡响的履历。地狱一季，相当于人间百年吧？“我已经习惯于单纯的幻觉：那分明是一座工厂，我在那里却看到一座清真寺，天使组成的击鼓队，天宇路上驰行的四轮马车，沉没在湖底深处的厅堂；还有妖魔鬼怪，还有种种神秘；一出歌舞剧的标题在我眼前展示出令人惊骇的景象。我用词语幻觉解释我的各种像中了魔法那样的诡论！”兰波仿佛确曾作为黑暗的狱卒，在结绳纪事中度日如年，用幻觉来代替实际的生活。
关于《地狱一季》，还有一则轶闻：兰波于1873年10月自费印制五百册，欠款不还，也不提货就逃之夭夭；此书直至1901年才侥幸被某位收藏家从出版商尘封的仓库里发现，就像从地狱里发掘出来的文物。然而瓶塞一旦被开启，禁锢在瓶颈里的魔鬼便脱颖而出，显灵于人间。读者们惊讶地发现：这位已病逝的法国小伙子，曾经以撒旦式的激情，宣泄过对丑的钟爱和对恶的礼赞。他在青春华年是如何与撒旦为伍的？不，他甚至比撒旦还要偏激。
“我把自己武装起来，反对正义。‘你还是做你的豺狼去。’魔鬼给我戴上罂粟花花冠，这样叫道，带着你的贪欲，你的利己主义，带着你所有的大罪，去死吧。啊！我得到的太多了，不过，亲爱的撒旦，我请求你，不要怒目相视！稍等一下，卑怯随后就出现，你是喜欢作家缺乏描写才能或没有教育能力的，作为被打下地狱的人，这是我的手记，这几页极为可厌的纸我撕下来送给你。”这位自称为被打下地狱的人，企图把人类的全部希望在思想里活活闷死，而又慷慨地把所有的珍奇财富都交付给女巫、灾难，仇恨，他在这种自渎的行为中完成着自己的撒旦诗篇。兰波追求感官刺激，希望成为万能的通灵者，表现在诗歌创作中，他极像一位昏迷在炉膛前的语言炼金术士，成了魔幻的牺牲品。在他的理解中，噩梦、晕眩、幻觉乃至热病，具有相同的属性，是一位诗人应该体验并且能够娴熟驾的种种病狂。这一切似乎说明：只有偏执狂才能写诗，并且通过写诗自圆其说。兰波曾经以“醉舟”自况——仿佛醉意才是他的桨橹、他的罗盘以及他的动力。
想起兰波，我看见的是一张苍白的脸，额发像乌云一样低垂着。这张苍白的脸上有着人类最伤痛的表情。他为什么把地狱作为自己的精神别墅，在饱受折磨之后依然坚持自己的选择？难道地狱里有着他在人间无法获得满足的东西？问题在于，这地狱的概念是他自己圈定的。1872年，另一位诗人魏尔仑，抛弃了妻子与兰波出亡，结伴在布鲁塞尔和伦敦等地流浪。这就是他们轰动文坛的“畸恋”。后来因经济拮据，两人很尴尬地维持着这段奇特的情谊，但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系列冲突。魏尔仑的妻子拒绝与身患重病的丈夫和解，加上兰波又决意分手，只身赴巴黎，这一切使魏尔仑精神濒临崩溃，甚至开枪击伤了兰波的右腕。随后出版的《地狱一季》，很明显带有这一事件的阴影，至少兰波觉得自己，在地狱里度过了漫长的周期。他的《流落》一诗流露了往事的痕迹，“可怜的兄弟！幸而有他，多少惨怖的夜晚，多亏他在身边守护。我怀着一片赤诚，我自承担一定使他恢复太阳之子原始状态，于是，我们四处流浪漂泊，渴了喝岩洞里的酒，饿了就吃路上吃的干饼，我自己，我本急于去寻找那应去之地，寻求那必在的理式。”这就是兰波的魔境：一边寻找着自己，一边又错失了自己；一边诅咒着地狱，一边又离不开地狱。他的诗篇是地狱里开出的罂粟花，愈有毒性，也愈加美丽，那份妖娆与神秘，非人间的国色天香所能比拟。这畸形之美达到极致的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