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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长久地怀念着与一个人的名字相伴的那一段青春时光。那个人实则和我保持着好几种意义上的距离：在我出生之前，他业已完成了在这个世界上的旅行；我生活的地方与他的国度远隔数不清的森林、河流以及雪原；甚至我视若灵物的他的诗篇，并不是以最初的语言面貌出现于我眼前。但这一切并不妨碍我对他的名字感到亲切，随着沙沙的书页翻动声，我不止一次地触及过他时而热烈、时而忧郁的眼神。
“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所能造的纪念碑，在人们走向那儿的路径上，青草不再生长”，那颗不肯屈服的头颅缓缓抬起，正如我经常梦见的那样，“不，我不会完全死亡，我的灵魂在珍贵的诗歌当中，将比我的骨灰活得更久长和逃避了腐朽灭亡，我将永远光荣，直到还只有一个诗人活在这月光下的世界上”。也许我不可能成为那月光下最后的一位诗人，但那个人的语气我太熟悉了，狂热、自信而不时闪耀出天才的光芒。在他面前，我的每一下心跳都会变样的。
刚进中学的那年夏天，一本普希金诗选成为母亲送给我的小礼物。从此，我知道了世界上曾经有过这样一颗纯粹、美好的心灵。
后来读到某位同龄人写的《母亲的母校》：“母亲进了南京大学，选择的是俄语专业，自然与50年代的俄语热有关。俄籍教师给母亲起了个娜塔莎的名字。后来又有母亲的同龄人告诉我她年轻时读过多少多少遍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我觉得从这可以看出我母亲的气质。”我简直诧异于她的母亲与我的母亲气质上的相似。
我母亲50年代去苏联留学，在她就读的那座城市，一些街道曾经是普希金当年经常散步的，母亲向我描述过走在这些街道上的心情。“在俄罗斯，很少有人不知道普希金。”母亲概括着这个名字深入人心的程度。我惊奇了：“他是谁？为什么呢？”母亲的脸上有一种光彩：“因为他是诗人。”
那时我还小，尚不知晓诗人的确切含义，但通过母亲闲坐在书房里断断续续的解释，我朦胧地意识到诗人能把内心的激情以最美丽的方式表达出来，并感染更多的人，使他们激动，或者深思。做个诗人真是件幸福的事，能够让那么多人记住他，我当时这么想。
这么多年来，再也没有第二个名字像普希金那样成为我心目中诗人的代称——并非先入为主的原因，而是随着日积月累的阅读与思索，在我的认识中，普希金不仅仅作为一个名字，而且概括了一位杰出人物生命中的所有内容，以及比其生命更为持久存在的全部诗歌。它们太丰富了，使我下意识地比较出自己心灵的匮乏和单调。
这本封面很朴素、而且没有一幅插图的普希金诗选，是我中学时代放在书包中惟一的课外书。我习惯在疲乏或沉浸于幻想之时，在课间休息的空闲里一遍又一遍地翻阅它，使自己心跳的内容逐渐丰富，直至与之达成契合而快慰。这样的时候，世界的所有光线凝聚在我面前一本翻开的书上。同学们在窗外的操场上无忧无虑地喧闹，我却努力掩饰住内心的激动，像孩子隐瞒一桩微不足道的秘密：我比他们更早地知道了谁是普希金，或者什么叫做诗人。
每一个人的每一段生活，常常是以某一桩事物作为特征的，使其在回忆之时有所凭依。而手捧的普希金诗选，毫无疑问构成我那一段青春时光的重要道具。
好像也是在那时候，我开始把颤抖的手伸向缪斯的诗笔，尝试着描摹稚嫩的心迹。只要理解了什么是诗人（哪怕凭借的仅仅是直觉），那么诗是什么就不再构成问题，这两者往往构成连锁反应。那样的年龄，花落花飞，连一声叹息都梦一样缠绵且幽远，我时常独自徜徉在梅花烂漫的校园小路上，被一种灵感的光芒照亮，直至通体透明。而普希金的诗，无疑是最初的催化剂。它使我面前的世界生发出至善至美的光彩，连路边的任意一根枯枝都生动得像是谁故意安排的。我终于察觉到现实的生活之外还有另一种生活，即诗化的生活，它并非空中楼阁，却包容了我们置身于现实之中所缺乏的全部诗意。
印象最深的是在图书馆外的一棵梅树下读《皇村回忆》，不时有零星的花瓣飘落在翻开的书页里，仿佛冥冥之中偶然吹来的风，使我从骨子里体会到某种震颤。这首诗是普希金在皇村中学读书时，参加命题考试而当场朗诵的，语惊四座：“沉郁的夜的帷幕，悬挂在轻睡的天穹；山谷和丛林安息在无言的静穆里，远远的树丛堕人雾中。隐隐听到溪水，潺潺地流进了林阴，轻轻呼吸的，是叶子上沉睡的微风。”普希金少年时生活的皇村像一幅油画在我眼前铺展开来，稀疏的房舍、村外辽阔的田野以及林中小路，真切得可以设想出诗人黄昏漫步所留下的足迹。
我一边阅读一边往前走，仿佛只要继续下去，就能一直通向那里，向正在散步的诗人脱帽致敬。诗真是个奇妙的东西，使我们置身于一种不可思议的旅行，那远在天边的，或早已消失的仍可以被完满地想像出来，而身边的一切虚幻得根本影响不了我们的视觉。我想像着自己正处于诗人的少年时期，我简直觉得自己胸膛里，和朗诵《皇村回忆》时15岁的普希金跳动着同样的一颗心。如果那瞬间我确实微笑了的话，那恐怕也是我一生中最明媚的笑容。
在此之后，我接触到更多诗人的名字，可阅读普希金的诗总是唤起我独特的感受，他不可能被其他人所代替。我知道普希金是喜欢朗诵的，他的许多诗都曾经当面读给自己的抒情对象听，因而阅读时我总觉得诗人坐在离我很近的地方（甚至就是一把古旧的红木椅上），头低低地垂在凌乱的诗稿上，发出炽烈、略微有点沙哑的声音。他右手可能还握着未来得及搁下的羽毛笔，不时做几个动作，以加深语气。
从中学到大学，也就是在最灿烂的学生时代，普希金的诗给我的生活增添了更多的魅力，每读一遍都发掘出更深沉的诗意，而丝毫没有重复的感觉。我至少读过四种译本的普希金诗选，带着比较的态度：查良铮的凝练明确；戈宝权的行云流水；刘湛秋的文采飞扬；而花城出版社所出、汤毓强等译的《普希金爱情诗选》，则轻盈活泼，装帧设计方面尤显秀丽。
同样一首普希金原诗，在不同译者手中呈现出迥然有别的风韵，这魔方一样的审美效果，使我联想到语言的神奇、复杂和瑰丽。真想把一首印在纸上的诗拿到阳光下照一照，看看里面是否藏着什么秘密，我在另一位俄国人的书里读到过这样的比喻。普希金的诗确实使我青春的心灵产生过类似的痴迷。
可以这么说，我主要是通过普希金的作品来认识其本人的，那芬芳不散的诗篇恰是对其已逝生命的复述，任何一个断句都可能使我猜测出他在那特定时刻的状态。一切我都很熟悉，像面对一位常年生活在身边的人。
“再见吧，自由奔放的大海，这是你最后一次在我的眼前，翻滚着蔚蓝色的波浪，和闪耀着骄美的容光”，我随之看见站在浪花四溅的礁石上的诗人，手拿芦杖和礼帽向大海致敬，《致大海》一诗正是对这一仪式的解说词；“风暴吹卷起带雪的旋风，像烟雾一样遮蔽了天空”，置身于《冬天的夜晚》的普希金，和挚爱的老奶妈相对坐在破旧的小茅屋里，表情随着壁炉中火焰的跳动忽暗忽明；而翻开《为了遥远的祖国海岸》，诗人的背影在蓝天白云映衬下反倒显得孤独且忧伤，因为一场别离正在不易察觉地发生，“就在那个地方，天空还闪着蔚蓝的光辉，橄榄树的阴影铺在水上，而你却永远静静地安睡”。
在诸多闲暇或烦躁的时刻，我随意地翻动普希金诗选，那里面清新明快的旋律、那里面的天空、那里面的笑容，使我驿动的心平静下来，抚慰既往的辙痕，幻想不断递升的道路，而渐趋充实和彻悟，像一块明矾放进混浊的水里所产生的效果。我通过自己的心跳来感受普希金喜怒哀乐时的各种姿态，带着一份崇敬、好奇去想像它们，想像诗人生活的片断，使心目中的偶像真实得简直可在身边走动。
大学四年，宿舍同伴们的床头不断更换着影星招贴画，我书桌玻璃板下自始至终放置着一小幅普希金的油画像，它实则是我母亲留苏时带回的明信片性质的印刷品，边缘已经有点泛黄了。这恐怕暗合我心室中为诗人所保留的位置，画像上的普希金与我初读其诗时所想像的简直一模一样：缭乱不羁的卷发、络腮胡须、紧抿成一条缝的嘴唇，以及那双忧郁而深沉的眼睛，我最欣赏他刚毅的前额，皱纹使之呈现出石刻般的效果。有人这么描写过普希金：“有时候，他在一阵沉郁以后，会像狮子耸动鬃毛似的突然摆摆头，想把郁悒的阴云逐开。”
这个动作我能够想像得出，并且以为它最能代表诗人的个性。那800首秀丽得甚至略显纤弱的诗篇，就是从这样一个躁动不安的脑袋里诞生的，真像一个奇迹。凝视普希金的肖像我常常作如是想。
我所理解的普希金具备诸多极其可贵的品质，有些甚至是被其他人所忽略或正在不易察觉地失去的。正基于此，普希金的心灵比芸芸众生敏感得多，也丰富得多。这正如他诗中常出现的竖琴，哪怕置之于人去楼空的荒郊静夜，也会因为某一缕过路的风而怦然心动，其回声足以绕梁三日，使迟来者在门槛之外驻足悬听，无限神往。他那份童话般的真挚、激动、易于感触，于我等凡夫俗子看来不无天真幼稚，如若生硬地模仿，在现实社会中甚至可能格格不人，但“此曲只应天上有”，普希金所终生吟咏不倦的，实则是人类情感领域里真正的牧歌。
正因越来越深切地感到普希金诗化的心灵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这份神圣的距离，恰是诗人与常人的本质区别，我心目中的诗人渐趋完美，甚至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生活中的普希金。他业已被我的愿望剔除了一个真实的人所难以避免的任何缺点。涉世未深的我，一向把书籍视若最高法律，对人世间诸多事物皆存有疑问与幻想，自然一厢情愿地把心目中的偶像神化了。但我坚信普希金那些高尚的诗歌并未欺骗我，至善至美的东西是永远值得信仰的。在我眼中他简直就是缪斯的化身，或所有诗人的最高代表。
还有一点我相信自己判断准确，那就是普希金身上的忧郁，忧郁不见得是一种坚强、优秀的素质，但我总是幻想出诗人微皱眉头、陷入沉思或感伤之中的面孔，及其心灵在脆弱之时、受伤之时怎样地颤抖。他的诗篇为之作出一系列证明。“别问我为什么忧思满怀，常常在快乐时郁悒又悲哀，为什么看一切都用忧愁的眼光，为什么生活的甜梦也不可爱”，还有“美人啊，请别对我歌唱，格鲁吉亚的歌曲太凄凉，它使我想起另一种生活，它使我想起遥远的地方”。或许诗人的心灵承载了太多的回忆太多的梦，宛若被积雪压弯垂向地面的枯枝，随时可能砰然断裂。但这危险的平衡渲染了这份沉重，这份沉重亦使这种平衡显得更为珍贵。
直到阅读了别林斯基的评论，证明我当初对诗人忧郁一面的想像并非错觉：“普希金所特有的因素就是主宰这些诗的一种哀歌式的忧郁。从起头就可以看出，忧郁比欢乐和玩笑更投合、更切近于普希金的缪斯。普希金的忧郁决不是温柔脆弱的心灵的甜蜜的忧愁，不是的。它永远是一颗坚强有力的心灵的忧郁。”
这时，我已成熟了许多，对书本外的生活有了更多的感受与理解，有过成功，也经历过失败，不再觉得忧郁是脆弱的同义语，相反，我意识到忧郁从某一方面代表了普希金诗歌的力量，而且也体现了一种美。我偏爱普希金的那份忧郁，坚强人物身上的忧郁，反而令人深深地感动。
已经不止一次有人问我：“你最喜爱普希金的哪一首诗？”我总是毫不迟疑地回答：“致凯恩》。”
“我记得那奇妙的瞬间，你出现在我的面前。犹如昙花一现的幻影，犹如纯洁之美的精灵。”我了解到当时诗人被幽禁在米海洛夫斯克村，心情抑郁，前路坎坷，凯恩铭记往日的友情前去探望他，在他心里掀起美丽的波澜。爱情能够使任何人获得新生，何况对于我们多梦的诗人呢？“我的心跳得非常高兴，心中的一切又重新苏生，既有了灵感，又有所崇拜，有了生命，有了眼泪，有了爱。”
不知为什么，记住这样一个爱情故事之后，再读《致凯恩》，体会诗人蕴涵于语言表面下的一往情深，心不由自主地为之颤栗，仿佛那样一个动人的故事并未随着岁月而中止或消失，反倒清晰如初地再次发生在我身边。
在大学时代，我对爱情也充满憧憬和设想，通常一个小小的细节就能串联出更多的内容。我心目中的爱情自然是艺术品性质的爱情，完美无缺，只能镶嵌于镜框之中，以供站在十步开外冷静地鉴赏。
我曾为普希金与凯恩的那次相会，用散文诗的笔法在读书札记里记述过：“俄国女郎凯恩，光洁地站在木头窗户前面，用梳子拉直蓬松的金色阳光。往壁炉里浇上半瓶香槟，屋子里便升起春天的声音。这真是奇妙的瞬间，窗外有一队雪橇抒情地滑行。她想起普希金就是在这铃声中走的，用沙哑的嗓音留下一句诺言，于是换上曳地的黑丝绒长裙，轻盈地穿过葡萄架覆盖的庭院。在那排沸腾如银汁的白桦林里，诗人答应要送她一件礼物。俄国女郎凯恩坐在黑篷马车上，就这样带着好奇的微笑，驶上米海洛夫斯克村新铺的道路。”
在这篇题为《俄国女郎凯恩》的小随笔里，我安置了这样一个悬念：普希金究竟要送给凯恩什么样的礼物？其答案是很明显的。普希金的许多爱情诗都这样和一个美好的人物或事件相联系，有些甚至直接写在某位女孩儿的纪念册上，我想谁都会以接受这种馈赠为幸福的，因为我们的诗人毕竟曾经热烈地凝视过她的眼睛。
至今我仍这样相信：在恋爱的时候，送自己的恋人一本普希金诗选，也许比其他礼物更有意义。你想说的一切，普希金都会以诗的方式代为表白的。它不会过时，不会显得陈旧，哪怕在物质文明高速发展的今天和明天。我暗自把普希金的情诗视若爱情的圣经，它宣扬了对待爱的虔诚、善良和无私，这样的态度是相当纯粹、并且不该被遗忘的。
在初恋时读普希金的爱情诗，我产生过类似的震动。爱情与诗，使我经历了双重的净化。当时我悄悄喜欢上同班的一位美丽的女孩儿，她的一眸一笑，都可能使我的心境波动如水，一切都告诉我，这就是爱了。初恋总是羞涩的，内心的秘密难以启齿，我默默守护着它，然而翻开普希金的爱情诗，发现自己爱上一个人时的各种感觉，在里面都能寻找得到，并获得验证：“我站在她面前陷人沉思，无力将目光从她身上移开，我对她说：您多么可爱！而想的是：我多么爱你！”“你就装一次假吧！你的两眼能够神奇地表现一切，唉！骗我并不会有困难，我自己就乐于受你欺骗！”。我发现这样举例是永远没有结束的，它太多了，除非把普希金诗选复印一遍。
“我们每个人从小就感到普希金在我们身边，他时时刻刻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为了彻底了解普希金对于我们的意义，必须设想一下：假定从来就不曾有过普希金其人。果真如此的话，我们该变成怎样的穷光蛋！我们的生活该失去多少智慧、欢乐和美妙的诗歌啊！”巴乌斯托夫斯基写过这么一段极富说服力的随笔性文字。
同样，也可以把这一设想移用到我个人的生活之中，反证出普希金对我成长的心灵潜移默化的影响，它向我打开了世界的另一扇门，非现实主义的门。如果那时未接触到普希金的诗歌，我的青春年华将失去多少内容，而我的兴趣、性格都不会发展得和现在一模一样的。就像一次最普通的散步，可能使我们获得发现一条新路的机缘，旅行的方向将因之更改；同样，如若与将指示你一生的路标失之交臂，虽然途中你也不会觉得少了点什么，但客观上的遗憾是存在的。
感谢普希金，在我伫立于青春门槛上的时候，送来了诗与美，一笔不可估价的财富，使我发现并相信了茫茫世界所潜藏的无穷诗意。我一生对美的事物将保持的信仰，与普希金高尚诗歌的最初启发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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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彼得堡市南35公里处的皇村，原为俄国历代沙皇的行宫。但它真正地出名，却是因为一位诗人。这位诗人长期统治着另一个俄罗斯，一个诗歌的帝国，因而他的形象也就理所当然地比所有的沙皇都要高大且清晰。他的预言果然也不曾落空：“我的名字将传遍整个伟大的俄罗斯，它现存的一切语言，都会讲着我的名字，我所以永远能为人民敬爱，是因为我曾用诗歌，唤起人们的善良的感情。”直到现在，也没有谁敢于忘却他的名字——普希金。十九世纪时，沙皇政府在皇村设立了贵族子弟学校，普希金是该校第一期学生，但后来也成为最著名的一个反叛者。他十九岁时写诗致自己在皇村中学读书时相识的好友恰达耶夫：“同志，相信吧：迷人的幸福的星辰，就要上升，射出光芒，俄罗斯要从睡梦中苏醒，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将会写上我们姓名的字样！”这首以手抄本形式流行的诗篇，在十二月党人中起过鼓舞作用。
普希金反对沙皇的暴政，但对孕育了自己少年时代的皇村还是很有感情的，一生中写过许多跟皇村有关的诗篇。写于1814年的《皇村回忆》，本是诗人在皇村中学由初级班转入高级班考试的命题作文，十五岁的普希金面对众多前来旁听的贵宾（包括大诗人杰尔查文），令举座皆惊。这有点类似于中国唐朝的少年天才王勃写《滕王阁序》时的情景。皇村，属于普希金的“滕王阁”。在这首一两百行的长诗里，普希金一开始就描绘了皇村的实景：“在远处，一排雄伟的宫殿静静地倚着一列圆拱，直伸到白云上。岂不是在这里，世间的神自在逍遥？这岂非俄国的敏诺娃的庙堂？这可不是北国的安乐乡，那景色美丽的皇村花园？”而相隔五年之后写的《皇村》，更体现出诗人的成熟：“优美感情和昔日欢乐的守护，林野的歌者久已熟悉的精灵，记忆啊，请在我的眼前描绘出那迷人的地方，我曾以整个心灵在那儿生活过，在那儿，我的青年和童年交融，在那儿，被自然和幻想爱抚着，我体验到了诗情，欢笑和平静。”他还自喻为“缪斯的无名友人”，要向皇村的美丽树林奉献出平静的歌唱和恬适的悠闲。
我虽然从未身临其境地去过皇村，但皇村对于我，一点也不陌生啊。我能想像出那宽阔、泥泞的村路，因为那上面留有普希金的足迹。我甚至明确无误地知晓皇村花园（今已改作普希金公园）的一隅，至今仍屹立有索克洛夫根据拉封登寓言《送牛奶的女郎和瓦罐》的主题塑造的雕像。谁告诉我的？还是普希金。他写过《皇村的雕像》：“少女掉落了水罐，罐子在峭壁上打碎，她悲哀地坐下来，拿着无用的碎片。奇怪！那清水从碎罐里总流个不完，而少女对着永远的水流，永远地伤悲。”我相信，普希金的灵魂会一直陪伴着那已变成石头的送奶女郎，像流水一样低吟浅唱，这本身就是对她最大的安慰。皇村是普希金的精神摇篮，也随之而进入了人类的诗歌史。在普希金的一生中，有两个地名是难以磨灭的，一个是皇村（他诗歌的起点），另一个则是波尔金诺，他通过脍炙人口的“波尔金诺之秋”达到了创作的高峰。正因为如此，我觉得皇村象征着普希金的春天。
1831年10月19日，普希金回到母校参加了“皇村中学的周年庆祝”，发现已有六位同学因为战争、疾病抑或忧郁而死去。面对六张失去了主人的坐椅，他惆怅万端：“仿佛该轮到我了。”其实这时候普希金也只有三十二岁。这种灰色的预感并不能算来得太早。仅仅在六年之后，普希金在皇村的席位也将永久地空缺下去——只有风栖息在上面。但对于皇村而言，普希金的缺席恰恰证明了他永远的存在。
普希金的出现，使他之前的所有俄罗斯诗人都黯然失色了——包括他所尊敬的杰尔查文、茹科夫斯基和巴杜式科夫。“普希金被公认为俄国第一个艺术的诗人，他给俄国带来了作为艺术的诗，等你读着他的独创风格的诗时，你就不得不相信，而且完全忘了在普希金以前俄国还有诗的这一回事。”如果别林斯基的这段评述不算夸张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皇村不仅构成普希金创作的起跑线，而且也为俄国诗歌提供了新的起点——俄罗斯的诗神被普希金惊醒了，迈着少年迅疾的步伐，从皇村的街道上跑过，这就是俄罗斯文学中的‘皇村’，一个具有经典意味，又富于活力的概念。一块圣地。”因为普希金的缘故，皇村成为后世的所有俄罗斯诗人的故乡，或是精神家园。普希金是俄罗斯的男神，具有女神形象的则是阿赫玛托娃。只不过她比普希金迟到了近百年。大约在1900年，尚是周岁婴儿的阿赫玛托娃，就被退伍的父亲从敖德萨带到了北方的皇村，并且在那儿住到了十六岁：“我早年的回忆都与皇村有关：苍翠碧绿而又未经人工布置的花园、保姆携我玩耍的牧场、毛色斑驳的小马跑来跑去的跑马场、旧的火车站以及其他，这一切后来都写入《皇村礼赞》。”她曾就读于皇村女子学校。她有条件觉得自己离普希金很近。阿赫玛托娃的这种“普希金情结”，被布罗茨基表达过：“戈连科家族并非皇亲国戚。但这家人还是住在皇村中，而皇村是沙皇一家夏季的居所，这一地理位置也许对那位父亲有所影响。对于他十七岁的女儿来说，这个地方则具有另一种意义。皇村是皇村中学的所在地，一个世纪前，在皇村中学的校园里，无意中绽开了年轻的普希金。”在阿赫玛托娃眼中，皇村并不是属于沙皇的，而是属于普希金的，是诗神的领地。她并不羡慕什么皇亲国戚，却宁愿做普希金的邻居。没有什么地方能像皇村那样，使人以为普希金仍然活着——并且丝毫不敢加以怀疑。她珍惜自己与一位前辈诗人的心灵感应。正是在那段难忘的生活之后，她开始研究普希金的生平与创作，撰写了《普希金与涅瓦河之滨》、《普希金在1828年》、《亚历山德林娜（普希金妻子的妹妹）》等一系列文章，结为《普希金之死》一书。
阿赫玛托娃晚年时曾回忆十月革命以后的皇村：“皇村，那时改称‘以乌里茨基同志为名的儿童城’，几乎家家户户饲养山羊；不知为什么把这些山羊都叫做塔马拉。二十年代的皇村，令人无法想像。所有木栅栏都当柴火烧了。无盖的水道漏口上摆着生了锈的床，这些床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病房里搬出来的。大街小巷杂草丛生，各种颜色的公鸡走来走去，叫个不停，施腾博克·费莫尔伯爵的楼房，不久前还富丽堂皇，如今它的正门上挂着一块醒目的大招牌：牲畜配种站。但是，希罗卡亚街每到秋天，橡树的芬芳仍然是浓浓的，这些橡树是我童年的见证人，教堂十字架上的乌鸦呱呱的叫声仍然像我上学经过教堂小花园时所听见的声音，公园里的雕像仍然是一十年代的样子。有时，我也能从衣服褴褛的可怕的人影上，认出皇村的居民。货栈封闭了。‘尽是石头圆规和石头的弦琴’，我一生总觉得这是普希金指皇村而说的。”普希金若再次出现在这里，肯定也会迷路的。虽然十月革命后，皇村更名为普希金城。皇村已不是那个皇村，正如整个俄罗斯都已改变了。
皇村接待过多少诗人啊，更不用说它影响的了。1916年，应征入伍的叶赛宁就住在皇村，并且曾经读诗给来此避暑的皇后听。皇后听完朗诵后评价：诗很美，但是太忧郁了。叶赛宁回答：整个俄罗斯就是这样。他拒绝写诗歌颂沙皇。“诗人与沙皇”的主题，终于由普希金身上延续到叶赛宁身上。后来又在曼德尔施塔姆等人身上重演。布罗茨基曾谈论曼德尔施塔姆的创作轨迹：“到本世纪二十年代末，罗马的主题渐渐超过了希腊的主题和圣经的主题，这主要是因为，这位诗人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了‘诗人与帝国’的原型窘境。而且，除了当时俄国局势中纯政治的因素外，使曼德尔施塔姆产生这一态度的，还有他本人对其作品与当代文学中其余作品之关系的估计。”民族的道德和精神堕落信令使人想到罗马帝国。二十年代，曼德尔施塔姆多次居住在皇村。他对皇村的几位所谓的名士（如果日杰斯特文斯、戈列里巴赫）利用普希金的名字进行的投机活动，感到很愤慨。他尊敬普希金，却厌恶任何一种普希金主义。他这样比喻普希金：“黑色担架上抬着昨日的太阳”。几乎所有俄罗斯诗人，心目中都有着皇村的影子，哪怕置身于千里之外。曼德尔施塔姆则是极为特殊的一位。难怪曾经在皇村与曼德尔施塔姆毗邻而居的阿赫玛托娃要说：不存在《曼德尔施塔姆在皇村》这一主题，也不应该存在，这不是他的养料。那么他真正的养料是什么？答案是：曼德尔施塔姆根本没有师承。不仅如此，他还是惟一有勇气批评普希金的诗人，称其诗风是“希腊式的苍白”。
作为皇村的客人（或者说普希金的客人），阿赫玛托娃是伟大的，最完善地继承了普希金的衣钵，曼德尔施塔姆，同样是伟大的，因为他还在皇村的街道上迈出更为关键性的一步：渴望摆脱或超越已成为雕像、纪念碑、口号的普希金。这并不见得会给普希金带来耻辱，这恰恰是普希金的光荣，或者说，是普希金光荣的传统。俄罗斯诗歌的起跑线需要不断地刷新，甚至普希金也不应该成为美学的极限。曼德尔施塔姆拒绝承认偶像，他也就不会为了成为新的偶像而写作，这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像普希金拥有波尔金诺一样，曼德尔施塔姆在沃罗涅曰流放时期完成了创作的顶峰。他在“沃罗涅曰诗篇”中有这样的一首：“偶像在大山里无所事事，眈于关切、无边、守护的安宁，他裂开自己的大嘴发出微笑，他以骨骼思考，以额头感觉，竭力要回忆自己人的形象。”是的，该到了让偶像无所事事的时候，让偶像恢复人的随和与人的尊严的时候。安·陀·西尼亚夫斯基在《和普希金一起散步》中写道：“对普希金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一尊尊皇村学校的雕像，他是伴着这些雕像长大，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把它们看成是自己的真正的养育者……使他迷上雕像的是灵魂的相通和慰想上的契合，想抓住飞逝的瞬间，同时将它重铸成无与伦比的永恒的姿势，雕像是普希金精神存在的形式之一。”他也不知不觉地成为雕像群中的最后一座。但曼德尔施塔姆则出现在另一个时代，一个雕像纷纷下岗或失业的时代，他别无选择，只好采取了背离普希金而去的姿态。因为他实在不愿绕着被废黯的偶像转圈，在他眼中这无异于误入迷津。他开拓了一条远离普希金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