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少年维特到浮士德，歌德走完了一生的道路。他笔下的人物也伴随着他本人逐渐衰老。作家永远是曾经的少年和未来的老人。
歌德也不例外。甚至可以夸张地说：他简直是为自己的人物而活着。
几乎所有伟大的作家，都是怀着一种类似于父爱或母爱的心情，来塑造从自身分裂的人物的，从上帝塑造亚当与夏娃开始。只不过上帝是徒手操作（那最古老的作坊是露天的），而作家则必须借助简单的工具，譬如一杆笔。一位当代的诗人也提出过相似的问题：“怎样从钢笔中分娩出一个海洋？”这所谓的海洋却是从墨水瓶里发源的。
跟某些短命的天才相比，长寿的作家（譬如歌德）是痛苦而沉重的。歌德塑造的是两个完全矛盾的人物：一个是纯情少年，一个是江湖术士。这至少暴露出他本人也是矛盾的。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位文学青年是怎样变成宫廷诗人的，这和他笔下人物的成长同样有趣。
当然，对于歌德这样的老同志，我们只能宽容地理解：他至少拥有过两次生命，他的前半生是属于维特的，后半生才属于浮士德（那著名的跟魔鬼打交道的人）。
维特自杀的时候，歌德刚刚24岁，还必须接替着继续活下去。作为维特的替身，他接受了前者所提供的衣冠与荣誉。他与自己的主人公同时成为名人。只不过他很快就摆脱了青春期的烦恼，应邀去魏玛大公国做官去了。维特的死亡促成了歌德的生活：他在维特的坟前对金钱美女来者不拒，厌世者摇身变成了享乐主义者。可以说从那时起，他的生命中就出现了魔鬼的影子，糜非斯特取代了天使般的绿蒂在其心目中的位置。和魔鬼的赌博，比和天使恋爱要刺激得多、快乐得多。难怪他要把浮士德、把自己的后半生抵押给魔鬼呢？并且再也未能赎回来。从维特那至洁至纯的蚕蛹里，飞出了一只以浮士德命名的蛾子，但千万不要误以为：又一只蝴蝶诞生了。魔鬼的力量只能在俗世中有效，是上不了天堂的。浮士德就这样被诱离真理之路。
与其说这是歌德的安排，莫如说是命运的安排。甚至歌德本人也不得不服从这一安排。
歌德于59岁出版了《浮士德》第一部，但此书之开始制作，远在30年以前；完成第二部时，他已经82岁了。他在书的末尾写到了浮士德之死。然而在浮士德死去的第二年，歌德也死了。歌德在自己的预言中死去，在自己的宿命中死去。他再也找不到替身了，也再不用担任别人的替身了。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死了两次。他分别给维特与浮士德安排了不同的死亡方式。歌德毕竟是伟大的——这是一位死了两次（等于活了两次）的大师。矛盾的大师。
歌德与席勒，拜伦与雪莱，普希金与莱蒙托夫，兰波与魏尔伦，当然，还包括中国的李白与杜甫，白居易与元稹……他们通过诗歌而缔结了伟大的友谊。后人也经常将这一对对联袂而出的诗人相提并论。
席勒之所以与歌德齐名，还在于二人的志同道合：他们的文学经历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都拥有从狂飙突进到古典主义的创作轨迹。他取材于中世纪传说的《潜士歌》，和歌德的《迷娘歌》一起，被誉为德国诗歌的珍品——这是分别镶嵌在王冠上的两颗相映成趣的明珠。“骑士啊，侍从啊，谁有勇气，敢潜水到这深渊底？我若是抛下一个黄金盏，黑洞口就把它吞噬。谁能给我把这金盏找回，他就拿去吧，拿去作酒杯。”或许，诗神也像诗中的帝王一样，把黄金盏抛入深不可测的漩涡，以悬赏勇于下海捕捞的骑士。席勒本人仿佛也在传说的海洋里游了个来回，而又不是一无所获——他赢得了《潜士歌》那奇妙的灵感。
有人说，席勒17岁时创作的《强盗》（被称为“德国第一部政治倾向戏剧”）和歌德的第一部戏曲《葛兹·冯·伯里欣根》很相似。他们彼此都有着对方的影子，使建立深厚的友情成为可能。1787年，席勒前往魏玛公国，却得不到官爵。幸好当时歌德已担任魏玛的大臣，由于歌德出面斡旋，席勒得到了耶拿大学历史教授的席位。正是在耶拿，他完成了向古典主义的转折。
贝多芬给我的印象是个忧郁的人，可是他谱写了属于全人类的《欢乐颂》，歌词正是席勒写的。这两位巨人，通过音乐拥抱了，同时拥抱了你我。欢乐其实才是人性的极致。但是，贝多芬和歌德又非同一种人。谁都知道，歌德路遇魏玛王公时连忙脱帽致敬，贝多芬却视若无睹，昂首直行。
我们也无法判断歌德与席勒谁最伟大，谁更重要。总体上来说，席勒带有反贵族的倾向，尤其表现在他讽刺宫廷生活的剧本《阴谋与爱情》里，而歌德多多少少沾染了官场的气息。这是他们的区别，但没有妨碍彼此的相互欣赏。
后来还有个德国人——尼采，一贯反感将歌德与席勒相提并论。博尔赫斯据此而演绎：“我们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将时间和空间相提并论，是件有失谨慎的事情；因为我们的思维可以没有空间，但却不能没有时间。”
那么，歌德与席勒，还包括拜伦与雪莱，普希金与莱蒙托夫，李白与杜甫等等，究竟谁属于时间，谁属于空间？
我们至少可以肯定（根据时间与空间的关系）：他们，谁也不是对方的背景。
“像席勒和我这样两个朋友，多年结合在一起，兴趣相同，朝夕晤谈，互相切磋，互相影响，两人如同一人，所以关于某些个别思想，很难说其中哪些是他的，哪些是我的。有许多诗句是咱俩在一起合作的。有时意思是我想出的，而诗是他写的，有时情况正相反，有时他作第一句，我作第二句，这里怎么能有你我之分呢？”这是歌德在回忆他与席勒的合作，因为当时有人为某些诗既印在席勒的诗集里又印在歌德的诗集里这个问题争论不休。
但在另一个场合，歌德还无意中说过，席勒对写作计划总是反复琢磨，逢人就说个没完，一些剧本都一幕接着一幕地跟歌德讨论过。而歌德的情况则恰恰相反：“我从来不和任何人，甚至不和席勒，谈我做诗的计划。我把一切都不声不响地放在心上，往往一部作品已完成了，旁人才知道。我拿写完了的《赫尔曼与窦绿苔》给席勒看，他大为惊讶，因为我从来没有就写这部诗的计划向他泄漏过一句话。”
这两段话似乎自相矛盾。至少说明了，席勒对歌德是毫无保留的，而歌德则更加忠实于自我。
歌德与席勒的性格迥异，志向却是一致的，“所以结成了亲密的友谊，彼此都觉得没有对方就根本无法过活”。（歌德原话）
爱克曼整理的时间跨度为1823～1832年的《歌德谈话录》，其中提及席勒的段落颇多，尽管席勒已于1805年去世了。歌德对已置身于另一个世界的老友给予了高度评价：“席勒特有的创作才能是在理想方面，可以说，在德国或外国文学界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他具有拜伦的一切优点。贯串席勒全部作品的是自由这个理想。随着席勒在文化教养上向前迈进，这个理想的面貌也改变了。在他的少年时期，影响他自己的形成而且流露在他作品的是身体的自由；到了晚年，这就变成理想的自由了。”对自由的酷爱，恐怕跟席勒少年时代就学于军事学院所受到的拘束有关，正因为自由是他生活中最缺乏的东西，他才会加倍地渴望。直至最终渴望的已不仅仅是身体的自由而是心灵的自由。当然，也正是“这种理想断送了他的生命，因为理想迫使他对自己提出超过体力所能及的要求”。席勒晚年时，生活负担更重了，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每年赶写两部剧本，只好借助于酒精刺激自己的灵感，这大大地损害了健康。所以席勒虽比歌德年轻，但又比他早逝，跟席勒相比，歌德十足是个幸运的老寿星了。同样，在席勒的作品里，也比歌德多一份焦虑、痛楚乃至挣扎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