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问怎样做才是仁。孔子说：“克制自己，一切都照着礼的要求去做，这就是仁。一旦这样做了，天下的一切就都归于仁了。实行仁德，完全在于自己，难道还在于别人吗？”颜渊说：“请问实行仁的方法。”孔子说：“不合于礼的不要看，不合于礼的不要听，不合于礼的不要说，不合于礼的不要做。”颜渊说：“我虽然愚笨，也要照您的这些话去做。”
在企业文化建设中，我们同样可以对“克己复礼”进行全新的诠释。在现代企业里，我们可以把“礼”理解为企业制定的一切规章制度和员工日常行为规范礼仪。也就是说，企业中的“礼”包括两方面的内涵，一是指企业的规章制度，二是指员工日常行为规范的礼仪。那么“复礼”则是指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和坚持员工日常行为规范礼仪。“克己”可以理解为克制自己的主观随意性，约束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符合公司的规章制度和日常礼仪。
克己复礼曰仁。在孔子看来，仁是一种经过自我修养所到达的道德境界。那么，在现代企业中，“仁”又是指什么呢？“仁”其实指的就是一种企业精神。也就是经过“克己”和“复礼”的企业文化建设形成的符合企业发展的企业精神。
在当今这个时代，企业文化已经成为管理者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它作为企业软实力的核心，已经越来越得到企业的重视。企业文化的最高境界是让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变为员工的自觉行为。从文化理念到自觉行动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企业需要通过制度的约束使价值观贯彻到员工的行为中，从而形成习惯，再从习惯变为员工的自觉行为。因此，制度是价值观落实的重要保障。加强制度文化建设，对于保障企业正常经营、协调各方面关系、保证团结协作、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和创造性、制约各种消极因素和越轨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个企业有一个企业的文化，而且这种文化会影响到员工的日常行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有什么样的企业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员工日常行为。这是因为，任何人都无法脱离自己所处的环境影响，这种环境对员工的影响有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一些员工在一个管理比较规范、制度执行比较严格的企业里，会自觉遵守企业的制度；但是到了一个管理比较混乱、大家都不把制度当回事的企业里，时间长了也会变成一个不把制度当回事的员工。由此可见，在企业中“礼”的作用是多么大，它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员工的思想，使他们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自觉地去履行企业的制度和自己的职责，从而使企业每天的工作都井然有序，每天的计划都能如期落实。
宋代名臣富弼克己奉公，为官清正，很有廉洁的名声。《宋稗类钞·品行》记载，富弼出任枢密使时，宋英宗赵曙刚登上天子的宝座。赵曙上台后，将父亲仁宗皇帝的遗留器物，都拿来赏赐给朝廷重臣。众臣叩头感谢领赏之后，一起告退。赵曙却单独请富弼留下，又在惯例之外，特别赏赐他几件器物。富弼先叩头谢恩，然后坚决推辞不接受这份额外的赏赐。赵曙有些不高兴地说：“这些东西又不值什么钱，你没有必要推辞呀！”富弼恳切地说：“东西虽然很微薄，但关键是额外所赐。大臣接受额外的赏赐而不谢绝，万一将来皇上做出什么例外的事来，凭什么劝谏呢？”最终，富弼还是推辞掉了这份赏赐。
尽管宋英宗的额外恩赐，并没有违反什么相关的国家制度，但是富弼还是拒绝了赏赐，这一行为表明他具有高度自觉地遵循克己复礼原则的优良作风。如果他接受礼物，就相当于和群臣拉开了距离。一个管理者，如果不能和同事、部下、员工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彼此隔阂，心存芥蒂，就会严重影响管理者和员工的沟通，从而影响到管理效果。尽管富弼的做法根本不会涉及到违反怎样的制度，但是，他出于未来管理的需要，克制住了自己的做法，超越了制度的约束，充分地体现出一个管理者应该具备的道德修养。由此可见，他对于“礼”的实践，是一种超越制度的自觉性，是一种既崇高又主动的行为。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这个故事还说明了自觉胜于制度的事实，假设每一个员工都能做到想工作之所想，急工作之所急，那么，员工的工作状态就不会只局限在一种被迫服从的管理状态，相反每个人都会焕发出一种积极主动的精神，他们的工作一定能比制度规定的做得更好。
1940年5月，朱德到洛阳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警卫部队是385旅的三连。康克清后来回忆说：“到了星期天，战士们可以轮流上街购买日用品，战士们自觉遵守纪律的行动，进一步扩大了八路军在群众中的影响，到处流传着八路军战士的美谈。卫立煌知道了，就问朱总司令：‘你们的兵这样随随便便上街，如果乘机开了小差，怎么办？’朱老总听了，哈哈一笑说：‘我们在红军时期就是这么办的。我还没有听说过星期天上街开小差的事。’看着他不解的神情，朱老总接着又说：‘道理很简单，就是一条，他们都是自觉的革命战士，懂得只有抗日救国才是自己的出路。抗日救国最光荣，当逃兵是最可耻的。’卫立煌连连点头：‘是啊！我们现在治军，要都能达到你们这样的标准就好了。’”
想想那个年代，那些可爱的战士们即便自己肚子再饿也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即便心里再有一些额外的愿望，也会坚决遵守部队的命令。正是他们这种自觉的行为，成就了建国的伟业，也成就了他们作为军人的光荣。在非自愿的情况下，采取强制的手段来达到管理的目的，并不是十分理想的方法和举措。毛泽东认为：“党的纪律是带着强制性的；但同时，它又必须是建立在党员与干部的自觉性上面，绝不是片面的命令主义。”
有许多企业老板常常抱怨：自己在场时，公司一切正常，运转良好。可刚一出门，甚至刚一转身，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一天八小时盯着员工干活真的是一件不现实的事情。对于这一管理难题，当下热销的很多管理书籍给我们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措施，归结为一点就是：不能靠加大奖惩力度来解决，更不能靠发动员工互相告密来解决，而要靠员工自觉遵守纪律来约束。
人必须有克制自己的能力，通过克制自己不好的行为和想法，从而达到自觉的境界。自觉的主动的工作态度对工作和员工本身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在现实生活中，对待工作和事业，有的人充满热情、积极主动；有的人却马马虎虎、消极被动。这种态度上的差别，往往与人们的认识水平和思想境界密切相关。从一定角度看，能不能够克己复礼，关键就在于员工是不是能够主动自觉。
有些企业家也承认自觉纪律的优越性，可认为员工素质太差，让他们自觉遵守纪律很难。甚至说，对一些素质不高的员工，没什么道理好讲，只有罚点钱，甚至踢一脚，他们才能长点记性。这种观点并不新鲜，与旧军队“棍棒底下出好兵”的说法如出一辙。说到底，还是没有掌握正确的观念和方法。
自觉，不仅可以激发出主体的创造热情和力量，还能够保证行动在正确思想的支配下进行，从而有效地实现目标。不自觉，懵懵懂懂、茫然无措、毫无创见，不但事倍功半，还可能会给企业造成巨大的损失。所以对于企业而言，任何目标的实现，任何规则的遵守，既需要外在力量的约束，也需要内在的自觉。只有克己才能达到复礼的理想管理境界，才能让企业的发展更加尽善尽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