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大确立了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策略后，陈独秀认为，胡适是这个联合战线的联合力量。因为中国国民经济基础，还停顿在家庭的农业、手工业上面，所以政治仍然是封建军阀的，社会思想仍然是封建宗法的。无论胡适与欧美联系多么密切，但只要他反封建，就应当他看作是国民革命联合的对象。
1923年7月1日，陈独秀在《向导·寸铁》上发表了《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表达了这个思想。他说：
号称新派的学者如蔡元培、梁启超、张君劢、章秋桐、梁漱溟等，固然不像王敬轩、朱宗熹、辜鸿铭、林琴南等那样糊涂，然仍旧一只脚站在封建宗法的思想上面，一只脚或半只脚踏在近代思想上面，真正了解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人，只有胡适之。张君劢和梁漱溟的昏乱思想被适之教训的开口不得，实在是中国思想界一线曙光。
陈独秀知道，胡适信奉实验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有很大不同，但在扫荡封建迷信宗法思想的革命战线上，“实有联合之必要”。在这个杂谈里，陈独秀第一次把胡适和蔡元培、梁启超、张君劢、章秋桐、梁漱溟区别开，说他是“中国思想界一线曙光”，这差不多是对胡适把陈独秀列为中国十二个大人物的回报。
在同期《向导》上，陈独秀还写了《国学》杂谈，对胡适的国学称赞了一番。他认为，真正的国学大家，只有几个人，如胡适长于中国哲学史，章太炎长于历史和文字音韵学，罗叔蕴长于金石考古学，王静庵长于文学，除这些人的国学外，陈独秀就不承认其他人有什么国学了。对胡适国学的肯定，是陈独秀争取胡适到联合战线思想的一部分。
胡适向北大请假一年，此时在杭州养病，成全了与小表妹曹诚英的一段婚外恋情。此时，他烟霞洞花前月下。见到陈独秀的文章，他按习惯剪下，粘到了1923年7月31日的日记后面。胡适有一个习惯，把相关的材料，夹在当天的日记里。
7月，瞿秋白离开广州去上海前，绕道杭州烟霞洞拜访了胡适。今年2月离京前，陈独秀将瞿秋白一部书稿交胡适，请他帮助出版。4月，陈独秀在广州给胡适写信，请他关心瞿秋白的著作出版。
这次瞿秋白去杭州见胡适前，陈独秀7月5日给胡适写了一封信，请瞿秋白面交。陈独秀在信上说：“我们发行的《前锋》（月刊）由弟编辑，三四日内即出版，收到时求吾兄细看一下，并求切实指教。此报为我们最近思想变化之表现，视前几年确有进步，尚望吾兄不客气地指示其缺点。”
瞿秋白到了烟霞洞，见到了胡适。胡适写《山中杂记》道：“仲甫近来的议论，颇有变动，似稍有觉悟了。秋白也如此说。”
商务因有胡适的推荐的信，答复瞿秋白说：“容纳（各杂志）稿子并编小百科丛书以及译著。”瞿秋白到上海，任上海大学的教务主任。7月23日，他给胡适写了一封感谢信，说：“我以一个青年浅学，又是病体，要担任学术的译著和上大教务两种重任，自己很担心的，请先生常常指教。谨祝康健精进。”
对于陈独秀认自己为联合战线的观点，正在杭州养病的胡适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过了七年，1930年11月27日，胡适在北京写《胡适文选》的自序《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否定了陈独秀的上述观点。他说：“从前陈独秀先生曾说实验主义和辨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这两种方法能合作一条联合战线。这个希望是错误的。”
胡适认为，辨证法出于海格尔的哲学，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方法。实验主义是生物进化论出世以后的科学方法。这两种方法所以根本不相容，是因为中间隔了一层达尔文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