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5月，陈独秀化名“钟英”给北方区委写信，通知推荐出席三大的代表。
共产国际为这次大会拨了一千美元（金卢布），陈独秀认为，召开四百人的大会，须有一万五千墨西哥元。尽管马林同意陈独秀的意见，承认一千美元不够大会花销。维尔德7月6日给维经斯基写信也说，中共三大经费为1000美元：
5月底，我收到从莫斯科经北京寄来的3500美元和278英镑，其中用于工会国际工作278英镑，帮助因铁路罢工而受难的中国工人1000美元，按4、5、6月的给中国共产党预算1500美元，用于召开代表大会1000美元。全部款项都已按指定用途转交和花掉。根据我收到的陈独秀的来信称，现在极需7、8、9三个月的预算经费。需要利用中国的局势加强宣传工作。关于这一点，日前我已发电报给您。陈独秀同志请求您在这方面采取坚决措施。
在中共中央三大上，陈独秀在工作报告中，通报了此次大会花了一千六百元：“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说明不够的部分，在其他方面周转了六百元。
6月初，出席广州中共三大的全国代表已陆续到齐。北方区委代表中，李大钊、罗章龙是“钟英”（陈独秀）点名要求出席的。第一次预备会是在太平沙看云楼召开，第二次是在马林寓所春园召开。6月12日，正式会议在东山恤和院后街一幢两层灰白色砖瓦房举行。
瞿秋白出席了中共三大，并参与了三大材料的起草工作。徐海坤曾详细地回忆了代表的衣着和吃饭情况：
到会代表穿的衣服不一样。穿长衫的有：李大钊、毛泽东和我。毛泽东衣着很朴素，穿一件很旧而且打了补丁的湖南蓝布长衫。我和李大钊穿北京蓝布长衫。我们三人都穿黑布鞋。穿西装的有：蔡和森、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马林。穿学生装的有罗绮园、王振一、谭平山、陈潭秋、冯菊坡。穿短衣的有：王俊，孙云鹏、沈茂坤、阮啸仙、邓培。
会议期间，马林、毛泽东、张太雷、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等住在“春园”，并在“春园”吃饭；其他外地代表沈茂坤、于树德、王振一，徐梅坤、金佛庄、王俊、孙云鹏、陈潭秋等住在会址楼上，吃饭在楼下。广东代表都在家住，吃饭在会址。谭平山回家吃饭。
二七罢工失败后，马林和张国焘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马林讽刺张国焘说：“你的职工运动现在在哪里？吴佩孚已经把你的职工运动打垮了。”这次争论，促使张国焘和蔡和森、刘仁静一起到莫斯科汇报情况。维经斯基不赞成张国焘去莫斯科汇报工作，汇报可以用书面形式，就是打电报也要省不少钱。
张国焘回来后，对马林说，在中国的工作问题上，拉狄克、萨法罗夫属于左派，布哈林属于中派，越飞和马林属于右派，并说马林错了。马林大为生气，立即给拉狄克、萨法罗夫写信说：“我并不像你们认为的那样热恋于国民党。”他准备三大一结束，就回莫斯科申述自己不同意上述划分的理由。
陈独秀穿了一件白色无领褂子，情绪饱满，作工作报告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同志由于不了解党组织，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只有湖南的同志”，即表扬毛泽东。
陈独秀到莫斯科一趟，受了俄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在工作报告里增加了批评的话。他批评了要求退党的李汉俊、沈玄庐等人，说：我们忽略了教育党员的工作……我们党内存在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党员往往不完全信赖党。即使有些地方不对，也不应当退党。
蔡和森1926年写《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谈到沈玄庐的情况：
玄庐比汉俊煽动能力高，而他与戴季陶关系很深，但他与汉俊的消极是一样的，因为在党内也是没有占着地位，所以也不满意独秀。他的生活非常奢侈，后来他到浙江作议员。最初他作过农民运动，而到做议员时，他就联合了一派议员，所以渐渐变成了浙江省宪派，因此他影响一般的群众，所以在政治上的势力日高，渐渐就表示脱离党，不久就请求退出党……第三次大会派人请他，结果他不到。
受马林的影响，陈独秀在报告中狠狠地批评了张国焘。他说：“张国焘同志，无疑地是忠于党的，但是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的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一个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