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2月1日，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赶到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几天前，吴佩孚突然下令禁止开会。北洋政府依靠铁路得到几乎中央政府的全部收入，吴佩孚也从中获得供应部队六十万军饷。尽管越飞一直努力斡旋吴佩孚和孙中山结盟，但因关系到直系的切身利益，吴佩孚坚决地制止这次会议的召开。
昨天夜里，京汉铁路总工会中共党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今天按原计划开工会成立大会。北京的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负责人罗章龙、史文彬、吴雨铭、陈潭秋、项英、林育南、李震瀛等到郑州出席了会议。
郑州警察局黄殿宸得到消息后，率领警察包围普乐园大会会场，宣布严禁开会。张国焘提出改时改地举行，但此建议未被通过。数百名来自各地的工会代表不顾军警阻拦，进入会场，在“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的口号声中，宣告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当天下午，军警捣毁工会驻地，占领工会会址，夺砸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牌子。
2月4日，在张国焘、项英领导下，总工会下令举行全路工人总同盟罢工，并将总工会移往汉口江岸办公。2月7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汉口、郑州、长辛店等地对罢工工人进行了血腥屠杀，杀死四十四人，打伤三百多人，逮捕六十多人。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和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惨遭杀害。在施洋被捕前一小时，国民党总务部副部长林伯渠还在施洋寓所。
当晚，张国焘、项英和其他工会负责人躲进大智门熊秉坤家临时开会。经过激烈争论，为避免更大牺牲，决定复工。
惨案次日，陈独秀写下《为自由而战》一文。中共中央开紧急会议，发出《为吴佩孚惨杀京汉铁路工人告工人阶级与国民》宣言。此后，愤怒的北京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工人。“二七”惨案后，吴佩孚一不做，二不休，下令通缉逮捕共产党人。中共中央被迫迁出北京，迁往广州，李大钊仍留在北京领导北方局的工作。
吴佩孚镇压工人运动后，一向反对吴佩孚的孙中山并没有表示抗议，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2月22日，维经斯基在海参威给共产国际书记处写报告，抱怨孙中山说：“国民革命的政党及其领袖孙逸仙却至今尚未对枪杀工人一事表示任何态度。在这里回想一下1919年时的情况也不是多余的，那时全中国掀起了抵制日本的浪潮，根据当时的条件来说，这无疑是革命的因素，国民党和孙逸仙却没有参加这一运动。”3月9日，维经斯基写信问马林：“为什么国民党对罢工被镇压和工人学生惨遭迫害没有提出正式抗议？”言下之诣，你不是极力证明孙中山是革命的吗？
倒是张作霖，出人意外地在马林面前表示，愿意与苏俄驻北京代表处建立联系，愿意有一名苏俄代表在他那里，并说准备对北满的白卫分子采取坚决措施。此外，张作霖也表示愿意对受难工人家属提供一笔抚恤金。陈独秀同意收下张作霖这笔抚恤金。这年7月1日，陈独秀给萨法罗夫写信，谈到他接受了张作霖对罢工家属的一万元援助的原因：
依我看，可以无条件地接受所有人——军阀、资本家——对京汉铁路罢工运动受难者的帮助。没有这种帮助，我们对受难者就无所作为。这样，我们就从张作霖那里得到l万元的帮助。我们认为，这种办法对于工人没有什么不好，而对恢复组织只有好处。
吴佩孚镇压工人运动后，海参崴工会委员会拨款三百金卢布（美元）给死难者家属。这笔钱显然不够花。而且，陈独秀接受张作霖的救济，得到了维经斯基的同意。
张国焘认为，应该拒绝张作霖的救济。俄罗斯通讯社驻华记者斯列帕克也不赞成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缓和与张作霖矛盾的倾向，因为张作霖毕竟是军阀。他于8月25日给共产国际远东部副部长维经斯基写信说，共产党在执行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意见，做越飞、马林的尾巴。
2月21日，孙中山抵达广州，就任大元帅。广州成为南方革命大本营后，因二七惨案逃到上海的陈独秀等人，根据马林的极力主张，决定把中央机关迁到广州。
孙中山对于工人运动的冷淡，增加了维经斯基对马林的加入国民党主张的怀疑。他不赞成马林将中央局迁广州的意见，而宁愿迁香港、上海或留在北京。他认为广州与上海、汉口、北京没有铁路交通，从海上到上海需要五天，通信不便，从上海打电报到海参威，每字要五十五分。在汉口、上海、北京这些罢工运动主要城市，必须有最大数量的中央委员，防止共产党领导机关脱离工人运动，而且，太靠近国民党中央，会造成共产党对国民党的依赖性。3月8日，维经斯基在海参威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写信，仍站在陈独秀立场，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有不同的看法。他说：
看来，国民党首领们继续把希望主要寄托在同著名的军阀结盟并借助同样著名的军国主义国家的帮助来取得军事上的成功。我们党能否无条件地支持孙逸仙的联盟呢？我断言，不能。
此外，维经斯基不赞成中共“三大”在广州开，而应该在北方开。
3月27日，就在陈独秀和中央机关到广州的次日，维经斯基给萨法罗夫拍电报，提出支持国民党的几个条件：孙中山不把重要精力放在督军的联盟上、支持工人和学生运动、断绝与张作霖和段祺瑞的联系。维经斯基的观点得到萨法罗夫的支持。他于4月4日在莫斯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写报告，强调铁路罢工表明，共产党在不远的将来人数和威望将迅速提高。因此，把共产党限制在国民党内是不适宜的，须采取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工人运动的方针。同时，他建议采取组织措施，撤销对马林的委任。
4月11日，孙传芳抵福州任福建督理；4月16日，沈鸿英在北京通电就任广东军督理，宣言驱逐孙中山，起兵进攻广州。看到孙中山被其他军阀围攻，陈独秀似乎看到了孙中山的革命性，热情洋溢地写下了《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在这篇文章里，陈独秀提出：“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到苏联一趟，陈独秀对于国民革命的基本问题，终于理清了一个眉目。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不能不思考这样全局性的问题，再说，中共中央新的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他需要有一明晰的基本意见。
陈独秀的观点，是根据马林的报告和共产国际的文件得出来的。在此之前，陈独秀不赞成马林关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主张；西湖会议上，陈独秀与马林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到莫斯科前，陈独秀准备材料，仍然希望不留在国民党内。到莫斯科后，陈独秀明白，马林的个人意见，已转变为布哈林、斯大林等人的意见。他不得不转变观念，转向了全力支持国民党。
这篇文章，刊登在《向导》第二十二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