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8月9日上午，陈独秀新居上海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二号闯进了一帮不速之客，这些人是法总巡捕房特别机关探目长西戴纳、督察员黄金、探子程子卿、李友生和包探曹义卿等。他们以陈独秀家藏有违禁书籍名义，将陈独秀逮捕。同时，将在陈家抄查的书籍一起带到上海芦家湾总巡捕房。记讯问笔录时，他们还量了陈独秀的个子：一米六三。高君曼高一米五八。
8月11日，法公堂预审时，法国探长说：“我们接到探报，陈独秀家中藏有违禁书籍，现已查出违禁书籍、鼓吹过激主义书刊报纸多种。”替陈独秀辩护的是巴和帮办和博勒律师，他们说：“巡捕房称陈独秀私藏违禁书籍和过激书刊，我们尚未研究，请法官延期审讯。”法官宣布陈独秀仍拘留在押，七天后复审。
陈独秀被捕后，上海《晨报》刊登“大法律家谓其无罪”短讯，引用一位大律师的话说：“陈独秀著作中对共产主义谈及甚多，但他认为中国目下的情形，还没有到实行共产时期，实与鼓吹共产者不同。”
在北京的胡适8月13日收到汪孟邹快信，说陈独秀案11日开庭，法捕房呈出许多证据，公堂不准交保。夜里，李大钊打电话给胡适，谈陈独秀的案子。隔日，《晨报》刊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会”等十个团体《为陈独秀被捕事敬告国人》的宣言。
8月16日，大雨终日不止。胡适为陈独秀的事，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顾少川。他根据汪孟邹提供的材料，详细说明陈独秀案内的证据，并说法国人近年作的事，实在大伤中国青年的感情，请他以此意劝告法公使，请他们不要如此倒行逆施，惹出思想界“排法”的感情。他写道：“我并不是为独秀一个人的事乞援：他曾三次入狱，不是拍坐监的人，不过一来为言论自由计，二来为中法两国国民间的感情计，不得不请他出点力。”给顾少川写过信，胡适请蔡元培和法使约谈一次。
8月18日，继续法庭辩论。博勒律师说：“捕房讲陈独秀是共产党，证据不足。陈独秀在著作中提到共产党，只是说说而已，并无共产党之实……陈独秀家中确实有《新青年》杂志，但他家仅有此书，并无印刷设备，因此也不违背法租界条例。”这次，在陈独秀家搜查到了陈独秀写的四万元收条，法庭要陈独秀说清此款用途。博勒说：该款是广东政府用来办教育的，陈独秀是原广东省教育委员长，由他经手拨给学校。最后，法官判罚陈独秀大洋四百元，由保人保出，所抄书籍，一律销毁。
这张四千元的收条因广州战乱，写好后没有寄出，也没有毁掉，因为是很平常的公务，陈独秀不当一回事。没有想到法国巡捕房横插一杠子，闹得他与陈炯明关系不干不净。
陈独秀出狱这天，外交总长顾少川的秘书打电话告诉胡适，陈独秀已经放了。放下电话，胡适给顾少川写了一封信，感谢他出面营救陈独秀。
陈独秀被捕，全国舆论沸沸扬扬，身价再次提高。汪孟邹抓紧时间编辑了陈独秀的几十篇文章，准备出版《独秀文存》。去年，汪孟邹出版《胡适文存》第一集，以后数次劝陈独秀出版《独秀文存》。但陈独秀总觉得胡适是教授，是专门著书立说的，自己的东西虽说不少，却没有文学价值，也没有著书传世的价值。但汪原放认为，仲叔的文集谈的多是民主与科学话题多，同样有印行的价值。
8月，陈独秀写《独秀文存》自序说：
我这几十篇文章，不但不是文学的作品，而且没有什么有系统的论证，不过直达我的种种直觉罢了，但都是我的直觉，把我自己心里要说的话痛痛快快的说将出来，不曾剿袭人家的说话，也没有无病而呻的说话，在这一点，或者有出版的价值。在这几十篇文章中，有许多不同的论旨，就此可以看出文学是社会思想变迁底产物，在这一点，也或者有出版的价值。
这次被逮捕，法庭为什么在这四千元收据上大做文章呢？后来，陈独秀才知道，自己的逮捕，与旅沪湖南劳工会分子王光辉、谌小岑和几个无政府派造谣说自己拿了巨额卢布有关。去年年底，上海华探杨某听信了王光辉、谌小岑等人的谣言，向陈独秀的朋友董、卣二人示意，要敲竹杠。陈独秀哪里有钱？穷人被敲，只有挺身就捕一条路了。
陈独秀被捕后，王光辉、谌小岑等人诈骗不到钱，就在《四民日报》造谣，说陈独秀假借工人名义，向俄罗斯骗钱。但王光辉、谌小岑二人始终不肯承认自己曾造此谣言。
因陈独秀被罚四百元，9月24日，登蔡元培、李石曾、蒋梦麟、胡适、邓仲澥、刘仁静、张国焘、高尚德、李大钊、林素园、范鸿劫、黄日葵、蔡和森、缪伯英在《晨报》刊登《为陈独秀募集诉讼费启事》。签名的人中，主要是共产党人。这个启事含有另一层作用，即告知天下，陈独秀（以及中国共产党）很穷，没有收到俄国人给的所谓巨款。
半年后，胡适写《这一周》短评，谴责了法国人随便罚款的事：
《新青年》不被禁于北京，不被禁于广州，而两次被禁于上海法捕房！陈独秀在北京虽曾被捕，然北京军警拘捕独秀于亲见他布散传单之时，而后来安然出狱，不曾受半文之罚金。而陈独秀在法界两次被拘，罚金与讼费使他破产还不够。这种比较不够使我们反省吗？
三年后，陈独秀在《向导》周报发表《我们对于中伤者止答辩》：
说我们得了俄罗斯的巨款。这个谣言远在二三年前，造谣言的人，本是旅沪湖南劳工会分子王光辉、谌小岑辈和几个所谓无政府派，王、谌二君虽然不承认曾造此谣言，而无政府派的宋仙却有一封致郑州工人的信可以作证。我前年在上海被法捕房逮捕时，华探杨某曾于年前向我的朋友董、白二君示意要敲竹杠，就是因为听了他们的谣言，穷人无钱被敲，我当时只得挺身就捕。
陈独秀的话有分寸，不说完全没有得到俄罗斯的援助，只说没有巨款援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1921年10月到1922年6月，共产国际的确援助了16655元，但这显然不是巨款，而且，这一万多元早就用光，其中，这年5月在广州开劳动大会，就花了一千余元。
6月30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写报告，汇报了收支情况：
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计国际协款一万六干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用途，各地方劳动运动约一万元，整顿印刷所一千六百元，印刷品三千元，劳动大会一千余元，其他约二千余元。
同一天，陈独秀给吴廷康（维经斯基）写信，希望共产国际继续援助：“今后国际协款究竟如何，也请示知，以便早日设定计划，我们希望明年（一九二三）中国共产党能自行筹款，但本年内尚望国际有所接济。”有所接济”说明，陈独秀对共产国际是否支援，心中无底。对于援助的额度，更无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