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12月10日，马林和张太雷去西南了。张国焘、王尽美、邓恩铭、高君宇去了莫斯科，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他们离开后，陈独秀、毛泽东等人在上海举行了黄爱、庞人铨追悼会。与此同时，陈独秀等人还就非宗教同盟事，和昔日的朋友钱玄同、周作人、沈兼士、沈士远和马叙伦进行论战。
马林到桂林拜访了孙中山，回上海后，和陈独秀再次闹僵。他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里写道：“这次南方旅行，我觉得是我在中国逗留期间最重要的时期，在上海我听到关于中国运动及其发展前景的印象是消极的，但在南方我却看到那里有可能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并会取得成功的。”马林认为，南方所做的一切，正是中国革命所不可缺少的，而中国共产党“诞生得太早了”，应该尽快与国民党合作。他向陈独秀建议，中国共产党采取加入国民党的方式，与国民党实现彻底的合作。
陈独秀不同意马林的意见，认为国民党有很多毛病，投机取巧，易于妥协，勾结土匪，联张作霖、联段祺瑞，在广东之外，国民党被视为争权夺利之党。马林坚持要和国民党合作，陈独秀提出，需要征求广州、北京、上海、长沙、武昌等地区同志的意见，结果是大都反对马林关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方案。
为了获得共产国际的支持，4月22日，陈独秀给吴廷康（维经斯基）写信，就马林关于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提议，提出了六条反对意见：
（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
（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
4月24日，马林离开上海回莫斯科，寻求共产国际的支持。
4月底，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于到广州，和先期到达的达林、张太雷等会合，出席中共中央负责干部会议，讨论国共合作的争论，同时出席第一次劳动大会和共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达林将马林的建议作了一点修改，提出在保持共产党的政治独立性的条件下，整个组织加入国民党，但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当时，孙中山与陈炯明的矛盾已经公开化，林伯渠、张太雷同意与孙中山合作，谭植棠、谭平山倾向与陈炯明合作；张国焘持保留态度。陈独秀决定暂时不形成决定，在与国民党的关系上，主张党外的联合。会议结束后，陈独秀给维金斯基写信，再次陈述自己的意见，并希望到苏联汇报工作。他担心马林回莫斯科后，影响共产国际的决策。
5月1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开幕，陈独秀发表了《劳动节由来与意义》演讲，次日，孙中山接见了大会代表，并作了简短的讲话。
5月13日下午，胡适为自己创办的《努力》周报写发刊词，提出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要求：“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和“有计划的政治”。半夜脱稿时，胡适觉得此文可作为一个公开的宣言，得到了住在自己家里陶行知的赞成，最后形成了大家签名的《我们的主张》。签名的十六人是：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陶行知、王伯秋、梁漱溟、李大钊、陶孟和、朱经农、张慰慈、高一涵、徐宝璜、王征、丁文江和胡适。事后，李大钊给陈独秀写信说，“好人政府”是当前混乱局势中一种差强人意的办法。
陈独秀认为，“我们的政治主张”是“妥协的和平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姑息的妥协伪和平论”。6月15日，他在上海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解决时局的十一条原则。公开发表前，陈独秀请张国焘会后去了一趟北京，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立即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并转交给胡适一份。
胡适在7月9日《努力》上转载了共产党的十一条主张。他说：“我们并不非薄你们的理想的主张，你们也不必非薄我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如果我们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时，你们的理想主张也决不能实现。”那意思是说，我们的政治主张是低要求，而共产党的主张是“理想”的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