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春日的一天，包惠僧从上海来到广州，转达李汉俊的话。李汉俊不想当代理书记，他请陈独秀回上海当书记，要么把党的机构放到广东来。包惠僧想出国留学，到上海没有钱了，被李汉俊抓了差。陈独秀拒绝拨二百元后，李汉俊对李达说，陈独秀私欲很重。
陈独秀不同意把党的机构放到广东，广州的无政府主义太集中，地理位置上广东太偏南，没有上海适中。他觉得李汉俊性子太急。中国搞无产阶级革命，还早得很。3月，李汉俊来信说，他不赞成陈先生起草的党章说中央集权制，他主张地方分权制。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才开始，都搞地方分权，岂不成了无无政府主义。李汉俊见陈独秀来信指责上海的党员反对他，便将党的名册、一些文件交给了李达，请他做代理书记。
一个下午，陈独秀“看云楼”寓所窗门紧闭。陈独秀、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刘尔菘、包惠僧及一姓李的教员围坐在一起，一个特殊的会议正在举行。孙中山和陈炯明在广东建立军政府后，正是开展民众运动的好时机。但是，领导民众运动，个人的运动是比不上组织的领导的，就是一个小团体，也担负不起领导民众运动的历史重任。陈独秀提出，广东应该建立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去担负起领导民众运动的任务。这次会议决定正式成立广州共产党小组，谭平山任书记，谭植棠管组织，陈公博管宣传。《广州群报》改为广州共产党小组机关报。
广州共产党小组成立后，广州工人运动发展很快，三四月份成立工会二十一个，罢工次数增多。为了团结无政府主义者，广州共产党小组和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梁冰弦等人开了一次会。陈独秀、维金斯基、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朱诺尔、别斯林、梁冰弦、黄鹃声、区声白、谭祖荫、黄凌霜等人参加。讨论党纲时，黄凌霜、区声白反对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会议不欢而散。
会后，区声白在《群报》上发表给陈独秀的信，说：“在一个团体之内，有两派的意见，赞成的就可以执行，反对的就可以退出，赞成的既不能强迫反对的一定做去，反对的也不能阻碍赞成的执行，这不是自由吗？”
陈独秀回信反驳说
照先生的意见，我现在要设一个例请问先生依无政府主义应如何办法：有一条大街，住户一百，内有数户的住屋，因公共利益的关系必须拆毁，而此数户的住民因为他们自己交通或职业或特别嗜好之关系，决计不愿迁移，这时候若不拆屋，那主张拆屋的多数人之自由在那里？这时若竟拆屋那不愿迁移的少数人之由自在那里？无政府主义既不主张多数压服少数，更不主张少数压服多数，请问上列的这件事如何办法呢？
区声白回信说：“我们自然赞成社会的自由，而反对妨碍公共利益之个人的自由……”争论到后来，两人动了火气。区声白讲陈独秀是卢布主义！陈独秀讲“说谎话是最可耻”，不可开交。
区声白讲陈独秀是卢布主义，是因为听到了什么风声。4月21日，共产国际远东部书记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迄今党的实际领导权还在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手里。这个杂志是由我们资助在上海用中文出版的，主编是陈独秀教授。”
其中“资助”二字，有点冤枉陈独秀。如果共产国际远东部有经费补贴，李汉俊大约不会不知道，陈独秀的经费也不会紧张，《新青年》社的风波也就不会以前面的形式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