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见陈独秀把《新青年》带到上海后，谈政治多，革命色彩更浓了，不写稿子了。1920年8月2日，陈独秀给胡适写信说：“我近来觉得中国人的思想，是万国虚无主义——原有的老子[学]说，印度空观，欧洲形而上学及无政府主义——底总汇，世界无比，《新青年》以后应该对此病根下总攻击。这攻击老子学说及形而上学的司令，非请吾兄担任不可。”
陈独秀请美国哲学博士胡适任批判老子的“司令”，知道胡适哲学根底厚。但胡适不愿意做这样的空头司令。晚年，梅月涵请他任拟“孔孟学会”发起人，他写信回绝说：“我在四十多年前，就提倡思想自由，思想平等，就希望打破任何一个学派独尊的传统。我现在老了，不能改变四十多年的思想习惯。所以不能担任‘孔孟学会’发起人之一。”
对于胡适的冷淡，陈独秀很快有了觉察，开始不满他。8月21日，他给程演生写信说：“兄所选的白话文稿，望速向适之取回；因为他打算将此稿卖给中华书局出版，真是出入意表之外。这件事一半是吾兄懒惰之过也。适之在京很受人攻击，想必也有自取之道。”
胡适不写文章了，《新青年》的同人，唯鲁迅兄弟还来文章。
8月初，鲁迅因大热，加上家人一个个闹病，休息了几天。5号午前去山本医院取药，回来后静下心来，开始写小说《风波》。鲁迅写到：
九斤老太早已做过八十大寿，仍然不平而且健康。六斤的双丫角，已经变成一支大辫子了；伊虽然新近裹脚，却还能帮同七斤嫂做事，捧着十八个铜钉的饭碗，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
《新潮》的傅斯年也来催过稿，但鲁迅还是打算把《风波》寄给上海的《新青年》。今年春天，陈独秀给周作人写回信说：“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立秋头一天是周六，鲁迅将抄好的《风波》寄给陈仲甫，这次他没有请二弟转寄，是自己到铭伯先生家去，顺路到邮驿的。
收到鲁迅寄来的小说《风波》后，陈独秀读了好几遍。对于豫才的小说，他真是五体投地的佩服，认为很有结集重新出版的价值。
初秋的一个晚上，维金斯基、杨明斋来到陈独秀家，谈了一晚上。张国焘回忆说：
约在八月二十日左右的一个晚上，我从外面回到陈家，听见陈先生在楼上书房里和一位外国客人及一位带山东口音的中国人谈话。他们大概在我入睡后才离去；后来才知道就是威金斯基和杨明斋，这是我在陈先生家里发现他们唯一的一次聚谈。
8月22日，陈独秀发起、发行千份的《劳动界》周报出版，这是工会成立后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因为对象主要是工人，周报很便宜，一分钱一份。
同一天，俞秀松、罗亦农等人在渔阳里二号陈独秀家中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这之前，维经斯基给俄共中央西伯局东方民族处的信中，谈到了在这个月内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
青年团成立后，俞秀松主持团的工作，陈独秀和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上海党小组发起人也参加了团组织活动。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任作民、王一飞、柯庆施、刘少奇、卜士奇、彭述之等人作为第一批团员，参加了青年团各项活动。为了活动方便，青年团以个人名义承租渔阳里六号楼房一幢，作为活动场所。“上海外国语学社”也设在这里。
罗亦农，后改名罗觉，1902年出生于湘潭县易俗河赋江村雷公塘。在这之前，也在外国语学社学习。十六岁的任弼时眉浓眼大，四方脸庞，因年幼，还未脱一脸少年气息。经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介绍，任弼时本月与肖劲光及堂兄任作民刚从湖南来上海，准备赴俄罗斯留学。他们到上海后，由外国语学社安排，住到附近的贝勒路的宿舍。教俄语的是俄籍华人杨明斋及刚从哈尔滨俄文学校学习来上海的女士王元龄。王元龄女士才十九岁，年龄和学生相仿，大家当面叫王老师，背后叫王小姐。
9月1日，陈独秀编《新青年》八卷一号时，群益书社的陈氏兄弟请汪孟邹转告陈独秀，因“五一”劳动节专号太厚，这一期《新青年》要加价。陈独秀很生气，去年自己在北京时，群益书社就叫订数少，不想发行，他打算自己发行。自从从事工人运动后，陈独秀觉得，发行量已经不是问题了。汪孟邹担心合同没有到期，怕引起群益诉讼。但陈独秀不怕，北洋政府的牢房都坐了，还怕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