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房屋大，李达当时就住在陈独秀家的楼下。李达理个光头，平常话不多，专心在房间里写文章。暑假，张国焘从北京到上海。张国焘和刘清扬受学联之托到南洋去募捐，经过上海，受李大钊之托，顺便了解一下上海发起组进展情况。张国焘来可后，和李达住在楼下，陈独秀和夫人高君曼及小孩住楼上。张国焘喜欢交际应酬，有时很晚才回来。有一次高君曼问他：“张先生是扎马路去了吧？”这时张国焘二十四五岁，他不好意思说：“哪里，哪里。”
陈独秀这时非常忙，上午写作，中午休息一会，下午应酬来人和参加各种社交活动，晚上继续写文章。张国焘回忆道：
[陈先生]好学深思，精力过人，通常每天上午和晚间是他阅读和写作的时候，下午则常与朋友们畅谈高论。他非常健谈，我住在他家里的这一段时间内，每当午饭后，如果没有别的客人打扰，他的话匣子便向我打开，往往要谈好几个钟头。他的谈吐不是学院式的，十分的引入入胜。他往往先提出一个假定，然后层出不穷的发问，不厌其烦地去求得他认为最恰当的答案。谈得起劲的时候，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
“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可见陈独秀高昂的情绪。
戴季陶夫妇住渔阳里六前楼，和陈独秀是邻居。对于这位《星期评论》主编，维金斯基寄于了很大的希望。同时，维金斯基对《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印象也很好。他希望以陈独秀和戴季陶、张东荪三人为主发起组织共产党。但张东荪参加一次碰头会后，就不见人影。起草党纲时，戴季陶看到“党员不做资产阶级的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时，声明自己和孙中山关系非同一般，不能接受这一条，退出了。无政府主义者沈仲九、刘大白等人也提出不能接受党纲。
戴季陶、张东荪、沈仲九、刘大白等人退出后，维经斯基眼里值得信任的人越来越少，而更加依靠陈独秀。1920年5月，经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维连斯基同意，在上海成立了“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这意味着维经斯基在上海的工作卓有成效，中国的革命运动并入了共产国际运动的洪流。
1920年夏天，维经斯基满腔热情地写信向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第一个向俄国人介绍了陈独秀：“当地的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现写信给各个城市的革命者，以确定会议的议题以及会议的地点和时间。”在另一封信里，维经斯基称赞陈独秀是“一位享有声望的中国革命者”：
陈独秀认为，如果南方取胜，它会立即受到日本的影响，因为日本会马上开始援助取胜的南方。一句话，要利用北南之争来进行社会革命的唯一办法，是现在在双方士兵中间开展互不残杀和发动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这是一位享有声望的中国革命者的看法。
“如果南方取胜”，指直皖战争中的段祺瑞。结果，南方的段祺瑞在7月14日-18日四天的直皖战争中失败，曹锟和张作霖的直奉联军战胜了段祺瑞的皖军，段祺瑞下野。直皖战争结束的第二天，维经斯基、陈独秀等人在上海举行了“最积极的中国人会议”，这是酝酿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次各革命团体的联合会议。
7月19日的会议后，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维经斯基和陈独秀、李汉俊等四位中国革命者组成。下设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三个部。李汉俊负责出版部，刊印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米宁的《共产党员是些什么人》等小册子。宣传报道部由杨明斋负责，为中国三十一家报纸提供消息，他的消息来源，主要是翻译俄国远东报纸和苏联的一些重要报纸上的消息，此外，就是刚成立的革命局成员提供的材料。
考虑党的名称时，陈独秀对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拿不定主意。维金斯基说，各国共产党名称不一致，不必强求。于是，陈独秀写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和张申府在北大西斋学生宿舍“亢慕义斋”（德文共产主义直译音）讨论的陈独秀来信。李大钊认为，俄国以前叫社会民主工党，现在已改为共产党了，中国还是叫共产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