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月初的一天，毛泽东到箭杆胡同九号，拜访陈独秀。五四时期，毛泽东在湖南办了《湘江评论》，这次带一班湖南人进京请愿，要求驱走湖南军阀张敬尧。《湘江评论》创刊于去年7月14日，连载了毛泽东的《民众大联合》长文。胡适在《每周评论》三十六号上写文章赞扬，这篇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
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毛泽东发表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称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曾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从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在毛泽东一生中，很少活着的当代人能够得到他这么高的评价，而喊某个人“万岁”，也只有这唯一的一次。
这次见面，毛泽东还就在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征求了陈独秀的意见。毛泽东告辞后，陈独秀写《欢迎湖南人底精神》，支持毛泽东等湖南人的驱张运动。在陈独秀眼里，湖北没有出什么人，江苏人打仗怕掉脑壳，而湖南人的精神十分可贵，懂得生命的价值。毛泽东和他说，个人的生命最长不过百年，真生命是个人在社会上留下的永远生命。陈独秀在文章中写道：“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刚坐牢的陈独秀，对军阀没有好印象。
毛泽东这次也拜访了胡适。1月15日，星期四，胡适没有课，在家写一天的文章。下午五点，毛泽东来坐，谈了不少湖南的话题。毛泽东走后，胡适在日记里说：“毛泽东来谈湖南事。”
1月22日下午五点，胡适去孟公府箭杆胡同九号看陈独秀。下晚，胡适再次跑到陈独秀家。胡适惜时如金，第二趟去看陈独秀前，回家还写了一会文章。
当时，华中地区的几所大学聘请胡适去做几次学术讲演，胡适因为杜威教授正在北京讲演，需要胡适做他的翻译，无法分身，便转荐陈独秀前往武汉。陈独秀正闷得慌，很想出去跑一跑，看看能不能离开北京，在外地谋一碗饭吃，这么一想，便爽快地答应，代胡适去武汉演讲。
因还在保释中，陈独秀出门那天，戴上毡帽，用围巾遮住嘴鼻，手提小旅行箱，见门口无人，匆匆叫了一辆人力车，向火车站奔去。他先去上海，和章士钊、汪精卫等谈筹办西南大学事。
与此同时，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正在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海船上。赴法前，兄弟俩回了一趟家乡安庆，与祖母谢氏、母亲及亲友道别。家里人见两人脸色憔悴，衣服破旧，十分伤感。祖母要给他们添置衣服，两人见家境并不好，婉言拒绝了。
陈独秀在上海住了四夜，2月2日凌晨，乘大通轮去武汉。船过安庆，雄伟的振风塔挺拔如故，塔檐下的风铃光秃秃地悬挂空中，轮廓明快清晰，使人增添了萧瑟苍凉的感觉。塔的不远处，陈家大洋房已失却了昔日的豪华，掩没在一片错杂不齐的民宅之间。站在凛冽的寒风中，陈独秀手握冰凉的栏杆，久久凝视着渐渐退去的古塔及塔下的土地，对于蛰居在陈家大洋房的亲人谢氏、高晓岚、松年，他猛然产生了一种过家门而不入的负疚感：她们知道我在船上会怎么想呢？
2月5日上午，武汉学生联合会、文华学生协会在文华大学召开千人大会，欢迎陈独秀的到来。陈独秀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中国存亡与社会改革的关系”几个大字。陈先生的字迹流利遒劲，引起了台下学生的啧啧赞叹。陈独秀说：“中国的存亡决定于社会改造，而求之于根本之解决，又非从教育上着手不可。”陈独秀的演讲引起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散场后，一位青年记者紧跟在陈独秀身后，想约陈先生做一次专访。陈独秀接过青年人递过来的名片，笑着说：“可以，可以。”名片上写着“包惠僧”三个字，一个出家人的名字。
陈独秀演讲安排得很满，六七日两天安排了四场演讲。2月7日，陈独秀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新教育之精神》，认为教育最要注重的是：
第一，就是要注重社会方面，教学生，宜就社会上一般的事情，为儿童所时常知道的，或亲自看见的，那就自然易于了解，没有“莫明其妙’的弊处了。第二，学校当以学生为本位，教育以启发儿童的本能，引起儿童的兴味，不可压制他。第三，更宜实事求是，不可虚张形式，讲尽外观。
这天傍晚，包惠僧来见陈独秀，因为要到普海春赴宴。陈独秀和包惠僧握手说：“这次来汉，有负诸君厚望，还望你转达我的歉意，请诸君原谅。”走到门外，陈独秀放低声说：“湖北官吏唯恐我在汉多呆一日，当局如此压迫言论自由，和北方没有两样。这种局面，倒是最令人担忧的。”
当晚七点，陈独秀由大智门登车，与武昌城内的几所私立大学校长一起到北京。其中一位是一所教会主办的“文华大学”和一所国人私立的“中华大学”的校长，他们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想到北京来物色几位教授。